龚云 孟虹：深入理解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重大部署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而经济体制改革始终是改革的一项重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立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重点部署了未来五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为新征程上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根本遵循，对此要立足前沿，与时俱进，深入研究，准确把握。
一、关于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
习近平指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方面改革具有重要影响和传导作用，重大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度决定着其他方面很多体制改革的进度，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就必须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不动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总体部署，“其中，重点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将“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纳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决定》有三个部分是关于经济领域改革的，同时在对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建设以及党的建设等领域的改革中也涉及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体现了我们党坚持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相结合的改革思路。
围绕党的中心任务谋划和部署改革，注重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是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全党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推进改革得出的一条重要经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改革以经济改革为“中心抓手”，通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进国有企业放权让利、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重大举措，推动我国逐步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这既符合当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迫切需求，也为后续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愈发要求改革范式从局部突破转向整体协同。正是在此背景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经济体制改革定位为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发挥“牵引作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更加注重改革实效，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对此，习近平强调，我们既要“抓住重点”，“突出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凸显改革引领作用”，又要“强化系统集成，加强对改革整体谋划、系统布局，使各方面改革相互配合、协同高效”。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回望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可以看出，我们党对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视是一以贯之的，而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二十届三中全会以来突出强调的“牵引”作用，与之前相比，更加强调引领性和协同性。其一，这深刻折射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层演变。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党面对的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经济体制改革更加注重实现经济总量增长。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变化要求必须通过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经济体制改革既要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又要推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区域发展失衡等结构性矛盾，还要为其他领域的制度创新提供物质基础与经验指导。其二，这体现出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需要。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依旧深远，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着国内需求不足、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群众就业增收面临压力、风险隐患仍然较多等困难和挑战。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回应现实需求，以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发展红利对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领域改革提供支撑。其三，随着改革进一步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啃硬骨头”阶段，要素市场化配置、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等关键领域触及深层利益格局，同时单项政策的效果往往经过复杂传导机制产生叠加或抵消效应。这些都对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出新的要求。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还体现了我们党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运用和对以人民为中心价值取向的坚持。第一，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蕴含着深刻的哲学逻辑。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这揭示了社会各种体制都与经济体制密切相关，经济体制是社会各种体制的基础，也是关系当代中国改革全局的关键环节和因素。同时，主要矛盾的解决程度很大程度影响着社会发展水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在经济领域体现得更为明显。因此，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个“牛鼻子”来解决主要矛盾，进而带动化解次要矛盾，实现了“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第二，经济体制改革的价值追求和最终目标都指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决定》所提出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来看，改革并非单纯宣扬经济效率，而是明确“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是在经济领域的改革部署，提出了“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健全投资者保护机制”等多项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改革措施。这些改革举措注重在实践中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鲜明展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价值立场。
经济体制改革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其深化进程始终面临着多重矛盾的交织与平衡。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中，如何把握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在规律性与实践指向性，并通过系统协同实现改革效能的最大化释放，需把握好三重关系：一是在改革节奏上，要处理好“稳”与“进”的辩证关系，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稳”是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进”是方向和动力，重点放在调整经济结构和深化改革开放上。正如习近平指出的：“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我们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在改革中，要从实际出发，做到该稳则稳，该进则进，并创造条件使二者向有利的方面发展。二是在改革路径上，要统筹好“破”与“立”的辩证关系，坚持守正创新、先立后破。体制机制改革的过程包括对既有制度结构的重新审视和对新型制度范式的构建，要有勇气打破利益固化藩篱，推进消除所有制歧视、打破数据壁垒等关键领域改革，同时要通过法治化、规范化方式加快构建适应新发展格局的制度体系。这种“破”与“立”的辩证统一不是简单的线性替代，而是要把握好立和破的次序，“不能把手里吃饭的家伙先扔了，结果新的吃饭家伙还没拿到手”，如在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过程中，既需要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壁垒，又要同步建立跨区域协同发展机制，实现制度破除与创新的有机衔接。三是在改革方法上，要注意“点”与“面”的辩证关系，坚持系统集成、协同配合。经济体制改革既是牵引其他领域改革的先行军，也是一项全局性系统工程。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高质量发展成果，对其他领域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反之，其他领域的改革也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这种协同效应的放大，将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发挥其独特的牵引作用，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作出更大贡献。
二、关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纳入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之中。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提出“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彰显了我们党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心与远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把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并围绕“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专门部署，足见其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支点，具有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实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动态平衡、激活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动能的价值意义。首先，有助于加快推进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更加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能确保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又能顺应市场经济内在规律，促进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成熟定型。其次，有助于充分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更好发挥政府和市场各自的优势。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机制作用能够得到更好发挥，确保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的角色更加科学，通过建立健全科学的市场监管体系，对经济活动做好必要的引导和监管，可以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使得市场环境更加公平、更有活力，市场体系更加成熟，市场机制更加有效，彰显出我们党将社会主义公平性和市场经济灵活性相结合这一模式的优越性。再次，有助于激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动力和创造活力。《决定》指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高水平开放，构建新发展格局，有助于完善分配制度、提升民生福祉，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仅能够促进各类市场主体迸发出强大的创造活力，而且能够调动人民群众的内生力量，切实激发全社会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与创造力。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从实践层面对如何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了战略部署。
一是在市场主体上，要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互补协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出台一系列支持各种所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文件，我国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同时要看到，公有制经济布局和结构还不够优化，效益效率仍然不够高，一些公有制企业主责主业不突出、功能定位不清晰，监管机制有待完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也面临一些挑战，一些非公有制企业管理水平不高、内部治理规范性不足，企业营商环境需要提升改善;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体制机制仍不健全，有效实现形式仍有待探索完善。《决定》强调，要“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一方面，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支柱，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必须立足巩固公有制主体地位，以增强国有企业服务国家战略能力为核心，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强化国有经济在关键领域的控制力和引领力。另一方面，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致力于优化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环境。在法律保障层面，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保障民营企业产权与企业家权益;在要素保障层面，破除隐性壁垒，促进技术、人才等要素双向流动，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国家科研项目及平台共建;在体制机制层面，深化“放管服”改革，助力民营企业深度融入产业链升级，提升民营企业核心竞争力。此外，要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更好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二是在市场建设上，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我国有14亿多人口以及超4亿、全球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形成了超大规模且极具增长潜力的市场，蕴含着巨大投资和消费潜力，是我们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的底气，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和应对变局的坚实依托。通过构建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市场监管公平统一、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不仅能够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还能够增强国内市场的吸引力和竞争力，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坚实支撑。习近平强调，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在实践中，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问题导向，针对市场分割、地方保护等突出问题，加大改革力度，促进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各类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同时要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确保公平竞争。
三是在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上，要着力完善产权、市场准入等制度。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离不开高质量的制度供给。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包括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方面的制度。完善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能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促进公平竞争与市场秩序、增强市场运行的透明度和规范性、推动资源的高效配置、促进社会公平与可持续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产权保护制度不断健全，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建立实施，竞争政策框架基本形成，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快推进，但“一些地方利用行政、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对企业“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现象依然存在。对此，《决定》要求加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确保市场主体的各项权利得到充分保护，同时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维护市场的公平正义和良好秩序。要求完善市场准入和退出等各项制度，加强监管，促进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激发市场活力和创造力。
三、关于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
党的十九大作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党的二十大进一步要求“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的改革要求，并进一步明确“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作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健全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体制机制、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等战略部署。这些战略部署指向的是以新发展理念引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增长由单纯的规模扩张转向质的有效提升与量的合理增长的协同转型，在此基础上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发展是硬道理，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战略意义。首先，有利于解决我国发展问题、更好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习近平指出：“社会基本矛盾总是不断发展的，所以调整生产关系、完善上层建筑需要相应地不断进行下去。”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着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问题，如区域发展差距较大、城乡二元结构尚未破解、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这些问题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传统增长模式下的资源配置失衡，而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体制机制还不完善不健全，未能更好发挥作用。因此，围绕这些突出问题，需要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构建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经济制度体系，促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变化，为高质量发展构筑新型生产关系和制度条件。其次，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传统粗放型增长模式过度依赖资源消耗和规模扩张，容易导致生态环境系统性退化、自然资源代际透支。习近平强调：“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正是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相结合的高度，推进产业转型、绿色技术改造等，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这对推进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再次，有利于夯实战略基础，应对国际竞争挑战。在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下，发达国家意图依托技术垄断构建“数字鸿沟”。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有助于培育新质生产力，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提升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和安全水平，增强经济韧性，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更好应对各类风险挑战。
新时代以来，我国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但同样要看到，当前仍存在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制度障碍，如创新驱动、开放引领、改革突破三大动力尚未形成有效协同，创新资源与实体经济存在“两张皮”现象，要素市场存在制度性分割，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市场化程度不足等，需要重点予以破解。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的改革部署来看，更加重点聚焦以下内容。
一是在创新驱动与产业升级层面，聚焦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将科技创新置于驱动发展的核心地位，具有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特征，可以通过对各类生产要素的深度融合，带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习近平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助于顺应科技创新大势，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生产力新质化的程度决定生产关系变革的性质与形式，生产关系的革新又促进生产力新的跃升，二者的双向互动构成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这要求健全相关规则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要注意立足区域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构建差异化策略。如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持续加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在资源型地区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绿色化等转型发展新路径，在一些地理环境和资源禀赋独特的地区培育特色化应用场景，通过精准施策激活地方创新潜能，使新质生产力在空间布局上形成梯度发展、优势互补的生态体系。
二是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层面，聚焦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习近平指出，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对于我国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数据要素是数字经济中最为关键的生产要素，在实际生产中需要与劳动力、资本、技术、管理等传统要素相结合，增加要素之间的配置效率，推动传统生产要素发生深刻变革与优化重组，以达到赋能效应，进而实现对实体经济的放大、叠加、倍增。因此，要完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体系。既结合数据要素特点加强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推动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和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又着力完善融合制度建设，促进跨界融合，让实体经济借助数字技术的力量实现转型升级。此外，还需完善数据产权、交易流通、安全治理等方面的制度，为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提供有力保障。
三是在安全与可持续发展层面，聚焦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提升。安全是发展的前提。习近平强调：“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这是大国经济必须具备的重要特征。”我国已基本形成规模大、体系全、竞争力强的产业体系，但多个产业“大而不强、全而不精”等问题依然存在，部分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同时，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正面临重构，产业链供应链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上升，特别是近年来一些国家对我国发展的遏制打压升级，与我国强行“脱钩断链”，进一步凸显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重要性。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以制度建设增强经济安全能力，强化经济循环的韧性。从国家层面看，首先要建立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风险评估和应对机制，掌握潜在风险点，做好应对风险预案。其次是要立足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依托国内大循环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加速构建产业链供应链服务保障基础设施体系，推动现代流通网络的发展，促进各类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实现畅通流动，同时注重完善产业在国内梯度有序转移的协作机制，建立区域动态比较优势。再次是要着力构建产业链供应链创新体系，提高关键环节的自主可控水平。对于企业而言，则要发挥“链主”功能，积极参与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协同发展、有效衔接，为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四、关于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
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强调，要“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进一步提高宏观经济治理能力”。“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将“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作为“提升政府经济治理能力”的首要内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并作出“必须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等重大部署。
作为我们党从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层面保证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的顶层设计和重要手段，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有助于促进经济转型升级，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以更加科学高效的宏观调控方式，优化政策工具组合，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才能更好地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其次，有助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以及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各种风险挑战随之而来。《决定》明确提出，“建立全口径地方债务监测监管体系和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长效机制”“建立风险早期纠正硬约束制度，筑牢有效防控系统性风险的金融稳定保障体系”等要求，对于更好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再次，有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通过推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来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稳定经济增长预期、优化收入分配格局、兜牢基本民生底线，确保稳定就业、平稳物价、优化公共服务，可以让发展成果实实在在转化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构筑共同富裕的坚实基础。
进入新时代，我国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在党的全面领导下，取得了宏观经济战略规划与政策协调机制不断完善、财税体制和金融体制两大重点领域改革深化突破、经济治理效能持续提升、民生福祉持续增进等一系列显著成果。《决定》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牢牢把握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重要原则，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守正创新，提出全面提升宏观经济治理能力需重点关注的几个方面。
一是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需要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习近平强调：“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国家战略规划体系集中体现了党和国家的战略意图与中长期发展目标，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依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科教兴国、创新驱动、区域协调等重大战略系统集成，通过编制实施“十三五”“十四五”规划构建统一规划体系和国家发展规划实施机制，实现各领域专项规划与国家发展规划同步部署编制实施。当前面对国际国内新形势，需要以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为抓手，着力破解国家战略融合不足、规划目标与政策工具不协同、专项规划对总体规划支撑不足等问题。要围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中心任务，健全国家战略规划深度融合推进机制，加强跨领域战略目标衔接与资源整合，运用大数据等技术提升战略制定精准性，建立国家级统筹协调机构推动政策协同、制度兼容。要同步完善国家战略规划衔接落实机制，强化国家发展规划和国家战略的有机衔接，强化专项规划、区域规划、空间规划、地方规划与国家发展规划的贯通协同。要健全政策统筹协调机制建设，通过动态调整优化规划体系，推动财税、金融、产业、环保等政策协同发力，形成目标统一、步调一致的政策合力。
二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习近平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基础上，我国财税体制得到不断发展，对实现政府财力增强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双赢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根据形势发展变化，针对旧有财税体制已经不完全适应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完善国家治理的客观要求，不完全适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等因素，部署财税体制改革，推动我国财政实力不断壮大，财政宏观调控日益完善，政府间权责利进一步明确。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着眼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高质量发展、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持续增进人民福祉、全面推进建设美丽中国等目标，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作出新一轮部署，重点聚焦健全预算制度、优化税制结构、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等方面，要求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公平与效率、长远与当前等几大原则关系。同时，注重税制、预算、债务等要素协同联动，聚焦重点领域改革攻坚，确保改革举措转化为治理效能。
三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习近平指出：“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业发展历程，解决影响和制约金融业发展的难题必须深化改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是加快建设金融强国、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必然要求，是实现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以及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必要之举。近年来，我国金融业发展加快，金融领域持续创新，金融体系复杂度、开放度不断提高，但仍存在金融资源分配不合理、绿色金融制度体系不健全、数字金融监管相对滞后等问题，而经济高质量发展愈发要求高质量金融服务。这就需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根本宗旨，进一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着力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
四是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统筹区域发展是关乎中国经济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这一问题不是简单要求各地区在经济发展上达到同一水平，而是把各地区的比较优势进行协调和整合，充分释放区域发展活力。习近平指出，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三大目标是“推动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决定》从构建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体系、完善区域一体化发展机制等方面，对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作出战略部署，针对西部、东北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以及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区域的功能定位，结合不同区域特点统筹规划，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未来要着眼“全国一盘棋”，着力推动区域一体化，通过加强区域内以及区域之间的协作、互助与融合，破除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实现资源的共享与协同发展，在提升整体经济效益的同时为民众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和更高生活质量，促进区域整体竞争力显著增强，以区域一体化发展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进入新阶段。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重大部署，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在经济领域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性、方向性问题。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立足具体国情，把握时代脉搏，不断探索创新，持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妥善处理改革中的各种关系，充分释放经济体制改革的强大效能，解决深层次矛盾，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作者：龚云，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二级研究员；孟虹，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文章来源：《党的文献》202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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