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研制第一代核潜艇的主要开拓设计者——尤子平

作者：尤大江陈晋南来源：红色文化网 2026-08-25

尤子平

编者按：尤子平(1928.8.5-2023.1.15)，江苏常州人，研究员。1950年毕业于交通大学造船工程系。毕业后在中央船舶工业局设计处任技术员、组长。1955年起任武昌造船厂工程师、科长等职，负责扫雷舰潜艇的转让建造工作。1958年在海军造船技术研究室参与核潜艇早期研发。1961年起任国防部第七研究院第一研究所二室副总设计师、总工程师、主任等。1965年起任第七研究院第十九研究所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副所长，参与主持核潜艇的总体研制设计工作。1983年调任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第七研究院副院长、党组成员，1986年兼任院科技委主任，同时兼任国防科工委、总装备部科技委委员、顾问。先后主持和领导了多种潜艇的研制、设计工作。他参与主持研制核潜艇全过程，是我国核潜艇的主要开拓者、设计者之一。他组织、主持完成了“我国航空母舰及舰载机发展可行性”项目等重大研究，参与863国家重大专项“7000米载人深潜器”研发工作。曾获国家科学大会奖、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部委级科技进步一等奖等。曾任《现代舰船》编委会主任，著有《舰船总体系统工程》《尤子平舰船文集》等。2001年退休。

曾在719所工作、参加核潜艇工程的丛者彦和朱绍文回忆，时任719所副总工程师的尤子平学识渊博、造诣深厚，以对己、对人高标准、严要求而著称。在“文革”时，他因这种作风遭批判下野。“文革”后期，尤总被“解放后”随即投入09艇总体设计工作，审核和签署了绝大多数09艇总体设计的重要文件和图纸。2019年4月4日，原09办公室参谋、后任总装备部军兵种装备部部长姜来根、海军作家李忠效和北京理工大学陈晋南教授拜访原七院副院长尤子平。尤老朴实博学地详细介绍了参与主持我国研制核潜艇的往事。尤老和陈晋南竟是上海南洋模范中学的校友。上海南洋模范中学秉承着上海交通大学的学风、校风，朴实严谨。陈晋南终生难忘那次拜访。

尤子平曾送曾任09办公室主任的陈右铭一本由中国舰船研究院、719、702研究所等单位鼎力相助，《现代舰船》编辑部编辑的《尤子平舰船文集》。本文从他的文集中选了两篇文章和2013年的文章，尤子平的儿子尤大江提供了照片，编辑本文以回顾核潜艇研制重要阶段的历史，缅怀核潜艇的功臣尤子平，赓续核潜艇核基因，弘扬核潜艇精神。

缅怀研制第一代核潜艇的主要开拓设计者——尤子平

1985年，尤子平荣获《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研究设计》特等奖证书。

缅怀研制第一代核潜艇的主要开拓设计者——尤子平

2019年4月4日，拜访原七院副院长尤子平的合影，左起：李忠效、陈晋南、尤子平、姜来根。

缅怀研制第一代核潜艇的主要开拓设计者——尤子平

《尤子平舰船文集》封面。

缅怀研制第一代核潜艇的主要开拓设计者——尤子平

尤子平的题词。

缅怀研制第一代核潜艇的主要开拓设计者——尤子平

尤子平。

回忆09工程早期二三事[1]

09工程三十年发展史给我们以许多启迪，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对待历史真实，总结经验，对当前和今后国防装备建设事业的发展将有教益。09工程是千、万人的事业，每一个参与者既渺小又伟大，既平凡又光荣，一滴水也许可以映射大千世界，个人的零星回忆只能算雪泥鸿爪，长河一瞥而已。

一、核潜艇第一次上马

1958年是鼓足干劲的年代。七月的一天，工厂刘、吕两位党委书记忽然一齐找我，说九局人事处长王星朗到厂里等着调我去京工作。那时，我正在武昌造船厂作为一名中层干部搞运动、抓军品，紧张非凡。匆匆交代，立即出发。到京后，领我直奔海军大院。原来六月底毛主席、周总理、邓总书记批准了聂帅关于开展核潜艇研制的报告，海军和工业部门决定迅即调集人员，着手科研工作。一机部九局从船舶产品设计院、江南厂、武昌厂选抽了一些从事过转让制造“03”产品的技术人员，海军从军代表里面抽了一些人，成立了一个绝密的临时机构，称之为“海军造船技术研究室”。在罗舜初副司令员的直接领导下，由海司修造部副部长薛宗华、九局王星朗和原海政青年部长曹磊(任支书)三人具体领导。一开始二十几个人，四面八方调来，两手空空，什么科研物质条件都没有，办公桌椅之外，就靠修造部的一个图书馆、档案室借书、找资料。

最早参加工作的有张景诚、黄旭华、陈孔嘉、陈志捷、林龙济、黄士龙、王家骧、陆开利、李硕勤、舒忠诠(以上从九局来)、金世谟、李建球、刘馨、陈冠茂、陈春树、薛福渠、刘思义、韩惠康、郭作东、李宜传(以上从海军来)等。绝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对潜艇仅有的知识是从转让制造中得来，对导弹核潜艇，仅只从情报资料中了解到一鳞半爪，实在可以说，真正的一穷二白。但是我们有一颗共同的火热的心，不怕困难，艰苦奋斗；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就是听从党的号令，指到哪儿，打到哪儿，一定会胜利。就是这批年轻人，党中央和上级领导给予高度信任，把这样一个重任交给了我们。

经过短短三个月，靠钻劲加干劲，我们居然也搞了几个设想方案，勾画了总布置图，进行了一些估算，探索了不少问题，纸上出现了我国自己的导弹核潜艇(代号07)。那年国庆节刚过，薛部长通知我，经周总理同赫鲁晓夫联系，苏联同意给我海军以新的技术援助。听说他们已经搞出导弹核潜艇，我们想争取得到这方面的援助，决定组织海军、造船、核动力、导弹等方面的同志组成代表团赴苏谈判，由苏振华政委任团长，叫我作为总体专业技术顾问随团出访。在苏联谈了三个月，签订了“二四协定”，苏方同意转让五型舰艇、二种导弹、八型主机、五十一项设备。虽对核潜艇技术援助问题予以拒绝，但对我方提出的有关核潜艇设计中的14个问题，在代表团回国以后好几个月给予了书面答复。答复中对我方案的主尺度比例、重量分配、一些技术参数的选择给予了肯定，另外也提了一些建议，如采用单堆，排水量应增大至4200吨、自给力不宜太长等。到那一年(1959年)国庆节，赫鲁晓夫来访，进一步地明确拒绝援助，毛主席发出了“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代表中国人民志气的伟大誓言。

二、核潜艇工程第二次上马

1965年春，我正在大连一二室工作。四月底，一所通知我立即去所部。赶到南京所部后，陈右铭所长、夏桐副所长向我转达了上级的指示和意图，说09工程准备重新上马，任务交给一二室，叫我做些考虑，马上到北京去，直接听取七院领导的指示。于是连夜进京，院科技部长邱健休同志先向我介绍了情况，说反应堆二机部1970年就能搞出来，艇的工作要据此安排，一二室把其他任务尽量放下，集中力量在今年搞出方案，学大庆油田派人出去外协，抓设备研制的“五朵金花”、保证1972年将09艇搞出来。要我通盘考虑进度、方案、人力、机构、工作安排等，准备一个意见向院领导汇报。第二天，于笑虹院长召集院有关同志详细地研究了09工程的问题。他说，1960年09工程下马是对的，当时缩短了战线，才有了去年的原子弹爆炸，今年才能重新提出09工程上马。现在反应堆已经列入专委项目，国防科委和工办都在催问接下来核潜艇如何跟上去。当前一二室应立即组织力量把任务接下来，马上就开始工作；同时转达六机部方强部长指示，五月份就要以一二室为基础，将核潜艇总体所成立起来。

会上又讨论了代部起草给科委、工办的关于09工程工作安排的报告稿子，于院长研究得很细，考虑了各方面的问题，说七院今后就是以09工程为中心，对方向、任务、机构、编制、力量、基建、协作、上下左右的关系等都谈了意见，特别对一二室的工作怎样安排、如何筹建总体所作了很具体的指示。他认为总体所要抓总，有两大任务，一是设计，二是组织，成为院的09工程指挥部。五月十日，于院长领着我们到六机部向部党委汇报工作。

会议由方强部长主持，刘华清、边疆等几位副部长也都参加了。方部长谈了09工程重新上马的过程，专委研究二机部提出反应堆工作计划方案的情况，以及已经确定要在1972年搞出09艇的目标，现在催六机部提工作方案。那天围绕给中央写报告的内容，主要研究了领导问题、组织问题、方案问题和工作日程等四个问题，听了我们的汇报意见后，讨论得很具体。领导问题主要是成立领导小组；组织问题重点是讨论一二室建所的问题，七院各所指定研究室抽出精干力量搞09艇的问题，还有如何处理09艇和其他产品任务的关系；在方案问题上重点讨论指导思想、发展步骤和主要指标，明确了先搞鱼雷核潜艇，后搞导弹艇，第一步重点突破核动力技术，但又明确了搞09艇不是仅仅搞堆加“33”，鱼雷、水声、惯导等都应该上，“33”设备可用的还是应该尽量用，所以，应该在现实基础上求先进，既是战斗艇，又不可避免地起试验艇的作用。

开完会回院接连几天，于院长又亲自同我们逐个问题进行研究，讨论修改报告稿子，同时还穿插布置院机关落实09工程工作的会议。在此期间，部、院迅速确定了建所的所长人选，抽调夏桐担任，星夜又把他召到北京，一起研究建所方案和各项工作的调整安排问题。在北京前后一个多星期，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鼓舞，明确了奋斗目标和要求，肩负重任，满怀信心。夏桐和我一起回大连传达部署，不久，就派出第一批20人到北京十五所去熟悉反应堆的情况了。

三、首艘核潜艇09-I的研制

1965年09工程重新上马是由研制反应堆促成的，为了首先突破核动力技术，所以决定先搞鱼雷核潜艇。但是，七机部的导弹计划安排“巨龙-71”型潜地导弹在1970年搞出模样弹，要上艇试验。1965年5月在部、院研究向中央写报告时，曾有一种意见提出在搞鱼雷核潜艇的同时，搞一个常规动力导弹潜艇，解决水下发射问题，后来被否定了，这样就把弹上艇的问题暂时搁置了起来。由于七机部开展工作，必须同发射装置协调，而且，当时有些专家认为水下发射的主要关键在发射装置，弹没有问题，进度会较快。在这种情况下，七院布置了发射装置的论证。弹和筒开展论证，离开了艇总体也不行，所以，我们在09-I的研制设计工作打开局面、逐渐走上轨道的同时，主动开展了09-Ⅱ艇的论证，配合弹、筒工作。

到1967年初，导弹的呼声越来越高，正式提出了导弹核潜艇上马的问题。国防科委要海军提任务要求，催七院拿出发射装置和艇的方案意见，甚至有人提出09工程分两步走太慢，要是09-Ⅱ赶不上弹的进度，是否干脆把09-I停下来，先搞09-Ⅱ。这时，七院怕十九所分心，决定让一〇室先搞战役战术论证，十九所参加三个人，等到1968年，十九所再搞技术论证。我们分析了当时形势，估计了葫芦岛所部的力量和任务情况，认为既然要求紧迫，作为总体所，义不容辞，工作应更主动，不应等待，决定立即开始全面论证，哪怕工作重复一点也不要紧，以共同搞好为目的。于是组织一室、四室部分骨干，一面搞09-I，一面紧张地开展了09-Ⅱ的战术技术论证工作。

对使命任务、作战海区、航速、自持力、导弹数量、鱼雷配置、下潜深度、应急动力等分工负责，逐一进行论证。其中，对要不要像美国导弹核潜艇那样装重达60吨的稳定陀螺问题，大胆提出了疑问，感到对连续发射导弹后保持艇的姿态所能起到的作用有限。虽然，当时不能像后来组织专题研究定量分析后得出不必要的肯定结论，但这是不迷信洋资料、独立思考的很好一例。另一例是美国试验“北极星”搞了水下固定发射台，开始七机部四院论证中也有此议，我们认为“31”潜艇改装作试验艇的方案较好，技术上可行，既能满足模型弹试验又能满足遥测弹试验的需要，时间上也能满足试验进度的要求。后来各方面统一意见改“31”，没有搞水下台。在09-Ⅱ论证过程的所有问题中，意见分歧较突出的，一是战技指标(当时有所谓“八大指标”)，二是核动力功率和方案，实质是步子跨大的好，还是先解决有无问题?我们反复研究了“一有二快三赶超”的09工程规划设想，认为应立足现实，集中力量解决有无。因此，决定以09-I加导弹仓(导弹武器系统)作为主方案，以突破导弹上艇水下发射技术为重点，满足弹、艇进度匹配，其他装备原则上都不搞新的，包括核动力在内。这一主方案经过1016会议审查，为上级所接受，研制成今天的09-Ⅱ艇。

“一万年”和三十年[2]

毛泽东思想宝库博大精深，是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实际，用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科学理论。毛泽东国防科技思想是他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军事思想、经济思想和文化思想综合运用于指导中国国防科技事业发展的科学理论。实践证明，毛泽东国防科技思想对我国国防科技事业和队伍的成长、发展和壮大，起到了无比巨大的指导作用。他的许多智慧结晶和睿智语言，例如：

——“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

——“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

——“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

——“我们应当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

——“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

——“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

——“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

——“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法”

——“十二年科学发展纲要……是从对立统一的观点出发的。一方面，藐视它……一方面，重视它”

——“集中兵力打歼灭战”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要造成工人阶级的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专家队伍”

——“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

这些话都曾给了我们以无数的启迪和教育，使得我们变得聪明起来，在黑暗中有了指路的明灯。在我从事的海军装备科技事业的发展中，毛主席的指示也给了我们无穷无尽的力量。“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这个伟大的决心永远激励我们去为之奋斗。数十年来，正是在这一信念的驱使下，在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海军装备科技从无到有、从仿制到自行设计，一步一步、一代一代，依靠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奋斗，为建成一支舰种基本齐全、有相当作战能力的现代海军提供了舰艇和装备，使海防得到巩固，举世为之瞩目。

在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诞辰一百周年之际，缅怀他的丰功伟绩的同时，特别使我回忆起毛主席、周总理、聂副总理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发展核潜艇的关怀和支持。完全可以说，没有他们，就没有中国的核潜艇，没有毛主席的国防科技思想的指导和支撑，无法想象我们能够完全依靠自力搞出核潜艇。

1958年6月，毛主席批准研制核潜艇。1959年9月底，赫鲁晓夫到中国访问，拒绝向中国援助核潜艇技术。他说，核潜艇技术复杂，你们搞不了，花钱太多，你们不要搞，我们可以组织联合舰队，联合建设长波台。他想以核潜艇技术卡我们，作为控制中国的一种手段。毛主席听了很气愤，发出了“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伟大号召和巨人的誓言。在整个核潜艇研制的漫长过程中，毛主席这一战略思想一直鼓舞着核潜艇研制战线上各方面的所有同志。核潜艇一定要搞出来，这是从战略上要藐视它，没有什么了不起，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搞出来，哪怕花一万年也不怕；但是从战术上说要重视高难的核潜艇技术，不是轻而易举，而是要花代价花时间的。这就从战略和战术两个方面辩证统一了发展核潜艇的指导思想。以后，在研制的艰难困苦的历程中，我们时时想到这句名言，也就有了对付困难的勇气和办法。

1960年苏联撕毁协议后，为了集中力量把正在仿制的五型舰艇及其配套设备搞出来，又考虑到当时研制核潜艇的科技工业基础和经济能力有一定差距，对研制的艰巨性和客观规律也认识不足，中央专委批准海军和工业部门经过权衡提出的暂时停止研制工作、保留技术班子的报告。在这样的曲折面前，研究工作并未停顿，而是在上级组织领导下，把分散的技术力量集中起来，缩短战线，着重把基础工作做得更扎实、更细，所有同志的心中都铭记着毛主席的这句名言作为精神支柱，因而坚定了百折不回的信心和决心，为以后重新研制积蓄了一定力量和基础。

核潜艇研制经过7年的徘徊，到1965年中央专委批准重新上马，中间的曲折使我们萌发了要认真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一开始就应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艰巨的核潜艇研制工作，尤其在总体单位新建，工作起步阶段，头绪繁多，必须有统帅全局的思想来统一步调。我们学习大庆创业经验，提出“两论”(矛盾论、实践论)起家，三个入手(从情报入手、从调研入手、从打基础入手)，发动群众分析发展核潜艇的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把发展路子找准。首先，认识尖端技术是各种常规技术的特殊组合，以打破核潜艇神秘化的思想禁锢；认识常规技术中的特殊难点也包含尖端技术，以找出主要矛盾。在指导思想上，确立了一要大力协同，二要立足国内、从实际出发，三要既是试验艇又是战斗艇等三条。在发展步骤上，确定先搞鱼雷攻击核潜艇，重点解决核动力和潜艇的结合问题，然后再搞弹道导弹核潜艇，重点解决弹道导弹和核潜艇的结合问题。

在途径和目标选择上，既否定了“33仿制常规潜艇加反应堆”的机械叠加的发展途径，又否定了好高骛远、全新研制的发展途径。发展攻击核潜艇既要以突破核动力技术为中心，又要具备同核潜艇特点和性能匹配的装备技术，包括艇型、水声、鱼雷、惯导、大气环境等专用技术。该新研制上水平的项目坚决新上或改装，次要的、有成熟装备技术可以利用的坚决不上。为追求现实基础上的先进，提出了“骑驴找马”的原则，不盲目追求先进。在核动力装置的研制分工上，坚持了潜艇总体一元化(即艇和动力装置设计不能分拆)以及装置系统两重性(即系统服从总体，总体兼顾系统)的核潜艇自身的辩证规律。在研制核动力装置的途径和目标上，以安全可靠为原则，选择世界上成熟堆型和分散布置、多条回路、单机单轴为目标；坚持一切通过试验，建立模拟实艇整个动力装置涉及的三个舱段的陆上模式堆，包括反应堆、一回路、二回路、轴系在内。这些都是将毛主席的国防科技思想应用于研制核潜艇实践的结果。事实证明，这些决策无疑是符合国情、国力和当时当地的实际。因而，都取得了成功。

核潜艇研制重新上马不久，受到“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干扰，严重影响了科研生产秩序，中央军委聂荣臻副主席以09工程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重要国防尖端技术项目为动力，发布了“特别公函”，发动了群众，使研制任务得以继续进行。为了保证核潜艇研制所需要的科研试验设施和生产工厂的建设，毛主席、周总理四次亲自签发电报，要沈阳、成都等军区派部队帮助施工，排除“文革”干扰，保证了建设条件。

在发展弹道导弹核潜艇步骤上，确定分两步走的原则，先解决有无问题，后解决提高问题。在发展途径和目标上，同样既否定了撇开攻击核潜艇、搞全套新研制、要求高指标的途径，又否定了弹道导弹加核潜艇的机械叠加，而是选择了以解决成套的弹道导弹上潜艇技术，同鱼雷攻击核潜艇融合发展的途径，包括相应发展惯导、水下发射装置、指控技术等，作为发展的第一步。

在攻击核潜艇首艇的试验试航中，由于缺乏经验，曾发生过蒸发器泄漏等较大故障，现场不少同志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加上“吃一堑长一智”的科学态度，进入堆舱排故，出现了许多感人事迹。在导弹核潜艇建造、试验中也曾遇到过大的返工和挫折，这些都没有难倒我们，证明中国人在毛泽东国防科技思想武装下，可以做到无往而不胜，无困难而不可克。

整个两型核潜艇的研制，在许多关键技术空白的情况下开始，完全依靠自力，在“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精神鼓励下，按照“大力协同，办好这件事”的大协作方式，仅仅用了5年时间，到1970年7月，我国第一座潜艇核动力陆上模式堆就全部建成，并在周总理“充分准备，一丝不苟，万无一失，一次成功”的指示和直接关怀下，启堆成功达到满功率。1970年12月，首艇下水，1974年交付部队使用，前后用了9年时间。导弹核潜艇1970年开工，中间因某种原因分成一期工程和二期工程，到1983年交付部队，1988年全武器系统试验成功。我国两型第一代核潜艇历时三十年的研制，最终实现了毛主席的伟大誓言。

当前，国防科技战线正在为贯彻中央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而继续奋斗，“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这一目标还远未完成。我们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继续用毛泽东国防科技思想武装头脑，代代相传，我们的目的定将达到。

缅怀研制第一代核潜艇的主要开拓设计者——尤子平

1987年12月，尤子平在中船科技文献编辑会议上讲话。

缅怀研制第一代核潜艇的主要开拓设计者——尤子平

1989年，尤子平(右3)陪同刘华清将军(右2)访美时参观美国军舰并留影。

“愤”发图强搞潜艇[3]

我们这一代，不光是我，包括交大很多校友，都是经历了国家贫弱不堪、受人欺辱的年代。新中国成立以后，百废待兴，我们这些毕业生在各个行业都应该是带头的骨干，都应该努力创新，做出自己的实绩，贡献于国家和社会。我从交通大学毕业后，从事科技工作已经六十年了。六十年的经历和感受是很多很多的，短时间讲不完的，我主要讲讲做过的两件事情。

先说说第一件事情。1960年，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合作协议，撤走专家，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对我们冲击很大，这是赫鲁晓夫干的“好事”。在这之前，是斯大林当政时期，中苏关系很融洽。我们国家刚解放，造船力量很薄弱，1954年中国政府跟苏联政府签订了一个“六四协定”，就是这年6月4日签署的，帮助我们制造五型舰艇，有护卫舰、扫雷舰、潜艇、快艇等。虽然我们跟苏联方面也有分歧，但是不管怎样，他们还是来帮我们了。“六四协定”实际上就是转让制造，图纸是他的，器材是他的，专家他派来，造船厂他也帮着建，然后手把手教我们批量生产这五型舰艇。海军除了买苏联的一些小舰艇外，都是靠“一五”“二五”计划对这五型舰艇的制造，我们海上装备力量才逐步壮大起来，人民海军才真正组建了起来。

我们海军是有了，但是还要发展，所以中国政府跟苏联政府讲，能不能在造船方面继续帮助我们。这时候已经是赫鲁晓夫当政了，他说叫我们过去谈谈。我们就组成了一个代表团访苏，海军政委苏振华为团长，副司令方强等为副团长，包括来自各方面的领导、专家，有搞核的二机部，搞机械、电子、造船的一机部，搞导弹的五院等，我也作为技术顾问参加了谈判。谈判的结果就是签订了1959年2月4日的“二四协定”。在这个协定里面，苏联政府答应可以继续支援我们造船方面的技术，但不答应我们需要的弹道导弹和核潜艇方面的技术。

美国第一艘核潜艇开始于1954年，是艘鱼雷核潜艇，到1958年才有第一艘弹道导弹核潜艇交付海军。我们以为美国有了弹道导弹核潜艇，你苏联一定也有，所以要求他们把弹道导弹核潜艇技术转让给我们。现在看来，苏联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弹道导弹核潜艇，只是搞了个核动力破冰船，也让我们参观了。我们去要这个东西，苏联不愿意承认他没有，他就默不作声，不正面回答我们的问题。后来我们代表团的领导给国内发电报问怎么办，国内领导说我们不要再提，给我们什么你们看着办。结果我们在苏联待了三个多月，签了“二四协定”。

“二四协定”跟“六四协定”最大的区别，在于“六四协定”是苏联出器材出人，而这次我们着眼于要技术。所以我们要他的设计图纸和主要器材的装备，聘请少量的苏联专家，着重在四型舰艇及其配套技术：弹道导弹常规动力潜艇、常规动力鱼雷潜艇、飞航导弹大型快艇、飞航导弹小型快艇。签了协定后，图纸大部分来了，主要器材、专家也来了，我主持了两个潜艇型号的仿制准备工作。

可是到了1960年8月，苏联跟我们闹翻了，撕毁了协议，专家也撤走了，要供应的东西也不来了，图纸没给的也不给了。当时我们自己力量还是很薄弱，在苏联撤走后，真是没办法。这不仅是我们造船，其他方面都是这样。中央下决心说要“愤”发图强，是愤怒的“愤”，不是奋发的“奋”，意思是我们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完成。所以那时候我们的工作本来是单纯仿制，一下子变成了自主仿制创新，真是呕心沥血的事情。最终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不仅造出来了，里面的装备也全都搞成了。这为我们后来自主发展国防武器装备打下了基础，培养出了自己的科研队伍。所以毛主席说：“要给赫鲁晓夫送一个大大的勋章。”因为我们没有拐棍儿了，逼得我们奋发图强，非得自己去搞，搞出了常规动力导弹潜艇，还有中型潜艇也批量生产了。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刻骨铭心的。

毛主席号召我们“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第二件事情是核潜艇的发展。1958年6月，海军加上几个工业部联名给中央军委打了一个报告，提出要搞弹道导弹核潜艇。这个报告到了毛主席那里圈阅了，同意了。于是从各方面调集了力量，成立了一个单位，叫海军造船技术研究室，是一个保密单位，从事核潜艇研发。我也从武昌造船厂调来工作。

1958年10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苏联去，本意是希望苏联帮助我们发展弹道导弹核潜艇，苏联人没有给。“二四协定”毁约后我们决心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把烂摊子收拾起来。中央1961年做出了决定，让核潜艇下马，把大部分人抽调去搞仿制，仿制是第一任务。不过，海军造船技术研究室已经开始先期探索工作，特别是核动力方面，要下马的话基础就要毁于一旦。这样我们就向上面打报告，说同意下马，但希望保留少部分人继续搞技术研究工作，中央同意了。到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后，核潜艇又重新上马。

原子弹实际上是不可控的连锁反应，一反应就爆炸了。潜艇核动力堆是可控的连锁反应，作为推动舰船的动力，要它发多少能量就发多少能量，所以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我们就打报告要求恢复核潜艇的研究开发。刚好到1965年“二四协定”的仿制任务也基本完成了，舰船都交给海军了，有条件开展新的工作，而且国家工业也有所发展，中央就批准了我们的报告。我们又重新组建队伍、组织机构，重新上马，叫“09工程”，就是核潜艇工程。我原来在七院一所二室当主任，从事仿制“二四协定”的潜艇工作。为了研发核潜艇，就以我们室为基础，成立七院十九所，作为核潜艇总体研究所，后来叫719所。

一所二室前身原来在上海，后来苏联专家一撤退，上级要求“厂所结合”，非要把这个室搬到大连，跟大连造船厂靠在一起。于是我们在短短一个月时间，拖儿带女，几百号人就从上海火急搬到了大连。刚好那是三年困难时期，东北尤其艰苦。我们是1960年9月底到的东北，1960年冬天和1961年春天的时候，粮食不够吃了，旅大市委号召各个机关单位实行“瓜菜代”。有种植物当地人叫菠萝叶，可以吃的，我们就带了麻袋上山去采菠萝叶，采回来磨成粉，跟高粱米粉、苞米粉混在一起，做饼子吃。我们上海人本来就吃不下粗粮，结果还要自己上山采菠萝叶吃，冻得也吃不消，真的是受不了，条件非常艰苦。十九所成立后，上级又要求我们搬到葫芦岛，条件很糟糕。建造核潜艇的那个船厂，“一五”开始造了些房子，投入不少钱，后来又下马，这样子三起三落，厂里没有活可干。当时的葫芦岛不像现在是个城市，就是一个渔村，我们去调研的时候，厂子很原始，厂区的沟里面有许多虾蟹，拿个脸盆就能抓一大脸盆。

核潜艇就在这种条件下开始起步了。当时这里面交大来的人不少，那时候有大批的交大造船专业的毕业生分配到了719所，从1961届一直到1970届，每年都有大量的最好的交大校友分过来。我们从来没有自己设计过潜艇，一下子叫我们设计研究开发核潜艇，而且是毛主席讲的，战略核潜艇，任务之光荣艰巨，可想而知。1959年赫鲁晓夫访问中国时说：“你们中国就不要自己搞核潜艇了，我们苏联搞出来以后一起用。”后来中苏关系破裂后，毛主席发了个狠，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毛主席说的就是弹道导弹核潜艇。我们对核潜艇几乎一无所知，重新上马之后，什么发展方向、发展途径、关键技术等等，都要从头做起。我们向中央建议，先不要搞弹道导弹核潜艇，分两步走，所以我们计划先搞鱼雷核潜艇，第二步再搞弹道导弹核潜艇。

一开始的工作指导思想，我们那时候叫“两论起家，三个入手”。“两论”是指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哲学是科学的科学。毛主席把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融会贯通，用通俗的语言写成了《矛盾论》《实践论》，所以它可以作为所有工作的指导思想，是最锐利的武器。我这一生当中对“两论”深有体会，从中受益良多。我知道现在大学生对政治课不感兴趣，但我要建议今天的大学生也要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就是两论，这非常有用，可以给人们遇到困难时增加智慧、提供思路。三个入手：第一，情报入手；第二，核知识入手；第三，调研入手。就这样，大家开始工作了。后面的核潜艇发展相当艰难曲折，刚才讲的生活艰苦还算小事，技术上艰苦奋斗是最大的，不过最后还是搞成功了。

缅怀研制第一代核潜艇的主要开拓设计者——尤子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