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数字平台垄断资本的严重剥削导致劳工精神、物质双重贫困

零工经济背景下西方数字平台劳资矛盾问题研究(节选)

徐景一 陈海娟

摘要：数字资本垄断技术和生产组织权力，重塑了剥削性生产关系和控制劳动过程，使数字零工陷于低收入的生产贫困，加剧了生产领域劳资矛盾。数字资本主导资本积富、劳动积贫的对抗性分配关系，制造加剧数字零工群体内部竞争分化，使其陷于无保障的生存贫困，加剧了分配领域劳资矛盾。数字资本强化劳动、言论自由的新自由主义观念，确立其统治劳动的社会权力，使数字零工陷于失权者的精神贫困，加剧了社会生活领域劳资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保障数字劳动权益提供前提和基础：应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引导数字经济和数字资本健康发展;坚持人民至上的基本立场，实现全体人民的数字收益共建共享;践行共同富裕目标愿景，正确处理数字资本与数字劳动的权益分配关系。

骑车送货的西方外卖员

在零工经济背景下，资本以数字形态出场，数字技术不仅延伸了资本的增殖积累空间，也改变数字化生产方式中劳动的贫困内容和致贫范式。在数字资本主导的生产、分配和社会关系中，美国数字零工沦为新的贫困群体，陷于低收入、无保障、失权者困境，进一步激化了数字资本主义生产、分配和社会生活领域的劳资矛盾。

缺乏社会保障福利的美国零工工人

数字零工贫困状况与数字平台劳资矛盾具体表现

数字化生产方式就是数字零工(劳动者)借助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劳动工具)，作用于包含数字要素信息的原材料(劳动对象)，生产出物质和非物质的数字成果(劳动产品)的。在数字化生产方式中，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为数字资本占有数字资源提供新的基础框架，数字平台为数字资本的生产流通提供新的组织模式，数字劳动为数字资本获取剩余价值提供新的剥削方式。数字零工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数字平台为载体，以碎片化任务为工作内容，实现劳动供需精准匹配的劳动新形态。

2022年，通过全球性零工平台Upwork的调查可见，美国自由职业者为美国经济贡献了约1.35万亿美元的年收入，比2021年增加了500亿美元，有39%的美国劳动力(即6000万美国人)从事自由职业。劳动者多从事互联网平台的写作翻译(27.01%)、软件开发和信息技术(26.36%)、多媒体和创意工作(21.16%)、销售和市场服务(9.99%)、其他专业服务(7.94%)、文书服务与数据录入(7.55%)的零工职位。解构零工劳动的逻辑内核是“不稳定”，美国数字零工在数字资本主导下的数字化生产方式中，延续“不稳定”劳动的概念内涵，陷于低收入、无保障、失权者的现实困境，沦为新型贫困者。伴随零工就业模式广泛覆盖，数字零工的权益斗争、劳工联盟组建和集体劳工运动等抗争活动也在勃然兴起。

(一)低收入是数字化生产中数字零工的贫困表现

在不同类型的数字劳动平台，数字零工的收入低于美国联邦最低时薪标准。国际劳工组织介绍了两种主要类型的数字零工平台：①基于在线网络的平台，工作由零工工人在线和远程执行，例如微任务平台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MTurk);②基于指定位置的平台，工作由个人在指定位置完成，例如优步公司(Uber)旗下的出行平台(Uber X)、快递配送平台(Uber Rush/ Uber Eats)。MTurk平台零工平均时薪为4.9美元，如果考虑其有偿工作时间与无偿工作时间，平均时薪则下降到3.4美元。MTurk数字平台的注册工人约为50万人，只有前4%的工人时薪收入能超过美国联邦最低时薪7.25美元之上。Uber X平台司机获得的收入扣除Uber费用和车辆费用仅为每小时11.77美元，这低于美国65%私营部门工人的时薪，也低于20%收入最低职工的时薪;优步最便宜的快递配送平台(Uber Rush)将每单车费下调至每英里1.1美元，司机承担费用(保险、汽油、折旧和维修)为每英里0.56美元，扣除上述费用后司机收入仅为每英里0.54美元，优步还要从司机收入中再提取20%，这意味着司机的劳动报酬已被压至最低。

(二)无保障是数字化生存中数字零工的贫困表现

美国数字零工社会保障福利水平低下，数字零工群体普遍被排除在社会保护之外。在数字零工平台，数字劳动者多处于替代就业岗位，③大多从事低技能、短期、重复的工作，例如图像标注、删除重复数据、人工翻译等。基于正规就业模式下的劳动保障权益，如最低工资保障、健康保险、养老金、退休金在替代就业模式下被稀释与消解。2021年，国际劳工组织对美国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AMT)、众华(CrowdFlower)、点击者(Clickworker)等微任务众包平台的调查发现，通过将劳动者定义为“独立承包商”，数字平台规避劳动法律和社会责任，致使零工工人的社会保障福利保持较低水平，工人有健康保险占比61%、工伤保险21%、失业保险16%、养老金35%。④

(三)“失权”是数字化博弈中数字零工的贫困表现

数字零工在与数字资本的权力博弈中，逐渐丧失工作的自主权和控制权，其政治和意识形态话语权不断弱化。在MTurk和UHRS微软数字零工平台，“传统雇佣合同正在被平台的服务条款所取代。这些协议中的义务说明了工人不该对平台指望太多。除了删除工人的账户，服务条款很少详细说明工人如何可以质疑工作条件。按需工人没有晋升机会，没有施展不同才能的专用场所，没有防止歧视性雇佣的法律，没有针对不公平待遇的合法追索权——无论是克扣工资还是检举保护”。数字平台通过掌控动员选民投票、筛选推送信息、政治宣传诱导、精准锁定目标等一系列政治议程设置，影响数字零工群体的政治选择和投票行为，政治话语权由大众化和分散化向集约化和平台化转变。“做属于我们自己的自由事业的首席执行官”“追随你的兴趣，发现你的世界”，数字平台渲染虚假的“平等自由民主”话语体系，不断消解工人主体意识和反抗意识，使数字零工迷失于自由自主、自我创造的幻象，加剧了数字劳动者的自我剥削和劳动异化。

(四)西方数字平台劳资矛盾具体表现形式

伴随零工就业模式广泛覆盖，数字时代的资本主义劳资矛盾主要表现为数字零工的权益斗争、组建劳工联盟和集体劳工运动等抗争活动。

数字零工通过法律活动争取合法权益。2023年，英国品牌评估机构“Brand Finance”发布，美国微软公司以1915.74亿美元的品牌价值位于“全球科技品牌价值100强榜单”第四名。①成立30年来，微软公司逐步跻身全球科技行业领军队列，与此同时微软UHRS内部平台持续雇佣数量庞大的临时工人，这些工人主要从事写作代码、编辑文本等工作，永久性处于临时就业岗位(Permatemp)，具有工作时间短、随时可被替代的特点。1992—2005年，微软公司8500多位临时雇佣工人发起一场针对微软公司的法律诉讼(维茨卡诺诉微软集团案)，要求补偿因错划他们为临时工人而失去福利补贴，并很快演变成高度公开化的对抗行动，8500多位劳工最终从微软公司获得了9700多万美元的安置补贴。

数字零工组建劳工组织，逐步发展劳工运动。随着微软公司内部劳工热情高涨，公司不同岗位的临时工人在美国作家协会和美国通信工人工会协助下，组建了华盛顿工人技术联盟(WashTech)，在针对华盛顿州劳动和工业部出台偏袒华盛顿高科技企业，限制高科技企业劳动者超时工作报酬上限的法案斗争中，吸收大量工会会员，发展完备的临时工人工会组织，迫使微软公司削弱对于弹性雇佣制度的依赖，与大量临时工人签订永久雇佣合同，改变原有劳动力控制策略。不止于此，随着美国IBM联盟(Alliance@IBM)、澳大利亚IT劳工联盟(Australian IT Workers Alliance)等劳工团体蓬勃发展，北美高科技行业逐步成为劳工运动的重要阵地。

数字零工有组织斗争，展开集体罢工。2015年12月，约有16万名兼职司机一同起诉优步公司，认为优步将司机工作定义为替代就业岗位——独立承包商(Independent Contractors)，以此规避了标准雇佣模式下的平台应提供的工资福利。针对司机的法律主张，旧金山地方法院裁定优步公司与提出诉讼的司机之间为标准雇佣关系。2016年4月，在此案正式宣判之前，优步公司以赔偿1亿美元的补偿方案，与司机达成调解协议。2019年5月，估值高达840亿美元的优步即将上市，美国纽约、芝加哥、旧金山、纽约、费城、波士顿和洛杉矶等地优步司机举行了最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持续展开集体罢工，抗议优步公司不公平工作条件和低薪资及福利待遇。同时，优步公司的招股说明显示有超过6万名司机向公司提出索赔与劳动仲裁要求，优步公司解决这些仲裁案件至少需要10年及6亿美元费用。2022年美国纽约数千名网约车司机因薪酬纠纷举行为期24小时的罢工，此前纽约市出租车委员会提出，鉴于通货膨胀和高油价，应为优步司机加薪，但此举遭到优步公司反对。优步公司表示，实施加薪将会使该公司每月损失2100万至2300万美元。

美国UBER网约车司机大罢工

西方数字平台劳资矛盾问题的深层次根源

数字技术作为研究资本和劳动关系问题的变量，延续着自机器工业时代到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使命，即数字技术与生产方式深度结合不仅为了提高生产效率、生产价值利润，更重要的是数字资本通过技术所有权，以确立数字资本在生产关系、分配关系和社会关系方面的主导权力，确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积累的延续，“科学本身转化为资本，这才是科技革命的关键性的革新”，这不仅致使数字零工的生产、生存和精神贫困，更导致数字资本和数字劳动在生产、分配和社会生活领域的矛盾逐步深化。

(一)数字资本主导的剥削性生产关系导致数字零工的生产贫困，加剧生产领域的劳资矛盾

在数字化生产中，基于垄断技术和生产组织的基础性权力框架，数字资本全面重塑涉及价值生产的生产关系和劳动过程，生成数字资本对于数字零工的结构性霸权，使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进一步强化，数字零工陷入被剥削支配的生产贫困状况，进一步激化了劳资矛盾。

……

(二)数字资本主导的对抗性分配关系导致数字零工的生存贫困，加剧了分配领域的劳资矛盾

2008年以后，美国净就业增长率都来自外包平台与精益生产模式，数字资本通过精益生产模式从资产负债表上剥离生产成本、人力成本和经营风险，将其转移给数字零工，例如生产成本(优步的汽车购买)、维护成本(爱彼迎的房屋维护)、福利保险与培训成本(亚马逊微任务众包平台)。不止于此，数字资本将弹性雇佣模式下的劳动关系置换为众包生产模式下的责任自治模式，规避应有的社会保障责任，损害工人的职业健康与安全等方面的合法权益。一方面是数字资本家财富迅猛增长，另一方面是缺乏社会保护的零工就业模式广泛覆盖与工人工资增长停滞：美国劳动力总人数中零工工人所占比例从2018年的34%增长至2020年的43%;“考虑到通货膨胀，美国2017年工人实际工资只比1973年增长了10%，在过去40年里，工资的年增长率仅为0.2%，而这个数字之所以没有下降，唯一原因是最富有的工薪阶层的工资飙升，比如CEO和华尔街的金融家” 。资本积富、劳动积贫，数字平台生成的巨额利润流向数字资本家，数字零工一无所获，财富分配领域数字资本与数字劳动的对立矛盾进一步加深。

……

(三)数字资本主导的对立性社会关系导致数字零工的精神贫困，加剧了社会生活领域的劳资矛盾

为确立统治数字劳动的社会权力，数字资本通过强化劳动自由、言论自由的新自由主义观念，制造了数字零工的劳动同意，消解数字零工的主体和反抗意识，促使数字劳动力再生产工具化，不仅加剧了数字零工的精神贫困，更激化了数字资本与数字零工之间尖锐对立的社会矛盾。

数字资本渲染的劳动自由观念，制造了数字零工对于劳动控制策略的主动同意。……资本与技术联袂打造的言论自由话语逻辑看似平等、共享、民主，实际上却遮蔽了资本霸权、技术操控、劳动剥削的阶级尖锐对立现实。身陷数字鸿沟的数字零工，被排斥于主流的政治社会生活之外，主体意识和抗争意识不断被稀释消解，沦为政治、社会领域中的失权者。

资本主导的财富生产、分配关系决定了“统治—被统治”的“资本—劳动”对立社会矛盾，而数字资本社会权力急剧扩张与数字劳动权益持续弱化加剧催生了当代西方社会生活领域此起彼伏、尖锐对立的劳资矛盾。这意味着基于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劳资之间达成聚合统一的理解共识不啻天方夜谭。……资本主义社会向沙漏型的“资本—劳动”两极分化对立的社会形态转变，引发尖锐的劳资矛盾，罢工运动遍布美国影视、汽车制造、医疗和教育等行业。新茶党运动、占领华尔街等社会抗议运动更映射出资本和劳动在经济上的贫富分化、在社会结构上的阶级隔离已扩散传导至社会生活领域，西方社会越来越陷入劳动与资本两极对立的社会矛盾。

社会主义制度下零工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基本思路

2012年以来，中国数字经济总体规模连续位居世界第二位，发挥着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引领支撑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建设数字中国。实现数字经济行稳致远，不能忽视与回避零工劳动权益保障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应对零工平台劳动关系问题提供了基础前提，我们应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引导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坚持人民至上的基本立场，实现全体人民的数字收益共建共享;践行共同富裕目标愿景，正确处理数字资本与数字劳动的利益分配关系。

(一)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引导数字经济和数字资本健康发展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反映了生产资料的归属关系，不仅规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性质，而且对建设数字收益分配制度和数字经济现代市场体系起决定性作用。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快速发展、数字技术加速创新以及数字化生态不断演进，正在迅猛推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在数字经济助力下，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充分涌现，不断推动数据要素加速流动和数字生产资料共享，为推动经济增长和稳定就业等方面注入强大活力。零工劳动者不仅是数字经济建设者，而且是数字生产资料所有者，我们要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坚持按劳分配制度，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变革数字生产关系，建立数字生产资料公有制，推动数据要素的共享生产，明确数据生产者对数据的所有权属问题，明晰零工劳动者在数字劳动过程中的原始贡献地位，实现数字劳动与数字生产资料的有效结合，推动数字化大生产，实现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二)坚持人民至上基本立场，实现全体人民数字收益共建共享

我们应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基本立场，实现全体人民的数字价值共创与利益共享，最大化保障零工劳动者群体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首先，要坚持数据要素按照贡献参与收入分配，发挥区块链技术在底层技术支撑层面构建数字劳动者价值共创和利益共享平台，让零工劳动者平等地参与财富创造过程，公平地分享利益成果。其次，应加强技能培训，提升低技能数字零工劳动者的技能水平，激活高技能数字工人自主性与创造力。最后，发挥新业态工会组织“监督企业履行用工责任，维护好劳动者权益。积极与行业协会、头部企业或企业代表组织开展协商，签订行业集体合同或协议，推动制定行业劳动标准”的工作实效，健全劳动法律法规，加大对劳动者最低工资、过度劳动、劳动安全等权益保障问题的政府监管力度，扩大数字劳动者的社会保障覆盖范围，保障零工劳动者的各项合法权益，提升其数字获得感，实现数字经济发展红利全民共建共享。

(三)践行共同富裕目标愿景，正确处理数字资本与数字劳动的权益分配关系

我们应不断激活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对于数字资本的规范引导作用，释放数字技术对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重要作用，加强数字劳动者的主体性建构，坚定不移地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马克思认为资本具有一般属性和社会属性，社会属性表现为“但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数字时代，资本在生产关系中具有主导权力，其生产组织权力如果与数字技术深度耦合，必然会生成数字资本社会权力的无序扩张。因此，要治理数字资本的权力滥觞问题，就要激活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对于数字资本的规范引导作用，既要发挥好数字资本作为配置各类生产要素的重要纽带作用，也要释放数字技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巨大潜力，更要在共同富裕目标愿景下正确处理数字资本和数字劳动的利益分配关系。破除数字资本权力建构的意识形态幻象，从数字技术遮蔽下的劳动自由、言论自由、消费自由幻象中抽离出来，发挥数字零工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革新其在数字化生产中的劳动和消费观念，明晰数字劳动的生产和生产性消费，自觉扬弃数字资本所助长的劳动空耗和虚假消费，实现数字劳动者的主体性建构，激发其主体活力，为数字经济发展注入活力。

与19世纪工业资本相比较，21世纪数字资本运作逻辑更为复杂多变。数字资本与工业资本在生产方式方面虽有截然不同的社会表现，但二者造成的社会后果却有惊人的相似，即资本主导的剥削性生产关系、对抗性分配关系和对立性社会关系是资本主义生产、分配和社会生活领域劳资矛盾加剧的深层次根源。恩格斯开启了将劳资关系、劳资矛盾问题研究的微观叙事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制度宏观分析相结合的研究范式，这对于剖析西方数字平台劳资矛盾问题具有强大的历史解释力和穿透力。

本文基于恩格斯“工业化生产—劳资关系—工人阶级状况”理论框架，分析了零工经济背景下的数字平台劳资关系、劳资矛盾问题，并提出社会主义制度下零工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的基本思路。这有益于彰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辨析当代资本主义本质的强有力认识工具，在具体和应用研究中具有的重大方法论意义;也有利于激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追踪研究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进程中，对深化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重要作用。

注释略

(作者简介：徐景一，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东北振兴发展研究院研究员;陈海娟，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节选自《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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