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毛主席在吉安开展的五次农村调查

吉安古称庐陵，历史悠久，名士辈出，文化底蕴厚重。顺治《吉安府志》载：“燕赵之气节，齐鲁之文学，三吴之翰藻，吉安以蕞尔之地兼而有之。”吉安，可谓红古绿文化交相辉映，全国闻名。

烽火岁月，铸就丰碑!1930年，既是中国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的一年，也是苏区儿女同仇敌忾、准备粉碎敌人第一次“围剿”之年，还是毛泽东早期革命时的“调查年”。毛泽东之所以能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与他长期深入农村开展调查，敏锐地捕捉到蕴藏于农村与农民的伟大力量而分不开。

一、历史背景

毛泽东一生极其重视调查研究工作，亲自进行或者组织过无数次社会调查，且留下许多调查报告。仅1930年，他开展的农村调查就有14次(详见附表)。那年5月，他在《调查工作》(后改名《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还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著名论断，为我们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创立奠定坚实基础。

那时因建党理论与实践经验的不足，共产国际外部指导与中国国情相偏离，以李立三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国际的决议指示，采取“左”倾冒险主义，要求苏区红军集中兵力进攻大城市。当时提出的口号是“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甚至要求以江西作为国民党军事势力的西卡口，这些指示与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思想相背离。即使在中共赣西特委内部，各级领导机构以及领导成员之间也存有分歧，表现为党内富农出身的干部有不少，思想改造不够彻底，特委与地方干部之间存有隔阂，土地革命中仍存在只打土豪、不分田地等问题。

附表：毛泽东1930年开展的14次农村调查

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主战场在河南、山东、安徽境内，那时蒋介石无暇顾及苏区红军的革命行动。就赣西南地区的斗争形势而言，这年发生了“九打吉安”，一打赣州，打下长沙，已形成较为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但是到了10月，蒋介石从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的中原混战中逐渐胜出，于是开始腾出手来，把中央苏区作为“围剿”重点，调集10万兵力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如此关键的时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与江西省行委于10月25日在新余罗坊召开军事联席会议，史称罗坊会议。毛泽东顶住压力，深刻批判李立三路线的严重错误，最终确定“诱敌深入”的反“围剿”方针，拟将东固革命根据地作为第一次反“围剿”的主战场。

面临着种种困难和危机，一贯注重调查研究的毛泽东，要在农村调查中析疑解惑，解决实际问题。

1930年，中国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虽有蓬勃发展，但是毛泽东对村、乡两级苏维埃在土地斗争中的组织和活动情形等还存有一些疑惑。如在土地革命前夕，他就认为应采取全部没收的方式，目的是为“抓住农民”，争取广大群众的支持，对土地分配的方式也有一些初步设定。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具体实践，他发现以村为单位分田的弊端和以乡为单位分田的必要，对小地主、富农、中农等中间阶级的认识仍处于曲折探索阶段，包括“九打吉安”攻下吉安城后如何巩固红色政权等，都需要进一步了解中国农村的实情，以便为土地改革的深入开展提供更为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如此前提下，那年他在忙于军事斗争的同时，也做了大量的社会调查。

二、主要过程

任何成功的实践，都离不开调查研究。1930年11月，毛泽东趁着行军打仗的间隙，在吉安开展了五次农村调查，且都留下宝贵的文字材料，按时间排序，分别为《东塘调查》《大桥调查》《李家坊调查》《西逸亭调查》和《木口村调查》。

1、东塘调查

1930年11月6日，苏区红军从峡江渡赣江往永丰、南城方向撤退，毛泽东为贯彻落实“诱敌深入”的方针，由新余罗坊经峡江前往吉安，布置红军撤退。7日下午，他经吉水县岭口、谷村、豪石、平洲村，于傍晚时分到达今枫江镇东塘村。那天夜晚，他在村小学驻地——老众厅召集小学教员胡德顺和部分村干部，采取口问笔记的形式召开座谈会，详细了解该村的人口、户数、土地分配和家庭副业等情况，连夜写成《东塘调查》，约380字，重点是记录胡德顺一家的生活情况。

2、大桥调查

11月8日早上，毛泽东一行离开东塘村，来到今黄桥镇大桥村。他找来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孙修恩和数位村干部，利用早饭前的空隙，在“邦伯第”祠堂大门口召开座谈会。先是了解大桥周边五个自然村的分田情况，接着调查农户补足不够吃的办法，最后询问金滩区扩充红军的情况。因随身自带的纸张不够，于是用铅笔在小小烟盒纸上作完记录，写下《大桥调查》，约770字。当地老百姓俗称这次调查是“烟盒纸上的调查”，之后他向吉安城方向行进。

3、李家坊调查

11月8日中午时分，毛泽东马不停蹄地来到今吉州区长塘镇李家坊。那时李家坊是以乡为建制，有6个大村、3个小村，其中3个小村和李家坊合设一个村政府，其他5个大村各设一个村政府。他利用在村口路边茶棚休息的机会，向靠拢过来的干部群众了解村、乡两级苏维埃在土地斗争中的组织和活动情形，重点调查李家坊以乡为单位分田与以村为单位分田的差异，村乡两级政府的行政范围、机构设置、经费来源以及工作人员的报酬、家庭生活情况，之后写成《李家坊调查》，约1900字。

4、西逸亭调查

11月8日临近傍晚时，毛泽东来到今长塘镇西逸亭，向干部群众了解周边9个村的分田、扩红、村政府运行和镇压反革命等情况。通过调查，他了解到“以村为单位分配土地的严重性”，认为这种有利于富农、不利于贫农的土地分配法“是应该改变的”。之后写成《西逸亭调查》，约990字。

毛泽东到达吉安城客栈时，已经天黑。那天夜晚，他连忙对这四篇调查文章作进一步整理，将它们合为一篇，取名为《东塘等处调查》，还写下一段前言，约300字。

5、木口村调查

11月18日，毛泽东在吉安布置完红军撤退工作，便向东固、水南一带行进。20日晚，宿水南圩镇。第二天早上，他与古柏、谢唯俊沿泷江河畔，从水南走路去白沙。临近中午，他们到达木口村，先是在村口的大樟树下听取群众汇报，接着利用在该村彭家祠吃中饭前的空隙，找村干部召开调查会，重点了解村级组织建设、村委员的成分以及该村所杀反动分子的成分等。之后写成《木口村调查》，约1510字。

毛泽东在木口村吃中饭时，因是以干辣椒炒酸菜下饭，于是留下《酸菜里出政治》等故事，之后前往永丰县龙冈，领导部署第一次反“围剿”斗争。11 月期间，他在吉安开展的这五次农村调查，前后历时14天，总字数约5850字。

三、内容解读

鲁迅先生说：“伟大，也要有人懂。”毛泽东在吉安开展的五篇农村调查文章，篇幅并不算长，但资料翔实，内容丰富，富有意义。细读原著后，至少可归纳为五点。

第一，必须采取灵活的游击战术。

1930年10月25日，为确定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粉碎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一次“围剿”，毛泽东在罗坊会议上成功抵制“立三路线”，确定“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为红军游击战术的提出以及“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构建作了进一步探索。《东塘等处调查》“前言”中说：“11月6日，红军从峡江渡赣江，往永丰、南城，我从峡江到吉安布置撤退。11月7日宿东塘，第二天到吉安，沿途作了一点简略调查。”因为在“九打吉安”之前，中共领导层指示苏区红军要进攻南昌、九江这样的大城市。假如是这样，无异于以卵击石。毛泽东从红军力量的实际出发，选择攻打吉安，且是第9次攻打才取得胜利，包括此前的一打赣州，打下长沙等，这些战斗的组织实施，虽有社会大环境的因素，却离不开游击战术的灵活运用，更离不开平时的农村调查。

第二，必须将百姓生计摆在第一位。

毛泽东在吉安开展的五次农村调查，虽然都是随机的，却富有成效。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将老百姓的生计放在首位。《东塘调查》中说：“吉安出城到金滩、同水、阜田，七八十里远，几乎家家女子都是织布的。这是很大的生产。由商人及富农、地主供给洋纱。资本主义破坏家庭副业的过程还没有完结。”《大桥调查》中说：“做工和织布，是两个用以补足食用不够之大宗来源。现在布没有多少织了，工也没有多少做了。”可见，毛泽东对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各农户粮食不足等问题都观察得极其仔细。这就表明，他注重调查农村和城镇的真实社会情况，对研究和解决土地革命中的突出问题拥有第一手资料。

第三，必须认清土改运动中阶级关系的新变化。

如何处理土地革命时期的阶级关系，如何解决土地分配中产生的矛盾，这些分歧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和思考，于是在吉安五次农村调查中，都详细记载了每个村分田的具体情况。如《东塘调查》侧重于记录胡德顺一家的分田情况;《李家坊调查》侧重于记录一个乡的分田情况，且兼顾村、乡两级苏维埃政府在土地斗争中的组织和活动形式;《木口村调查》则侧重于记录一个村的分田情况，包括该村人口、劳动力、经济社会情况以及对所杀反动家庭情况的调查，发现在对待富农、小地主、中农问题上仍存在“左”的错误，导致扩大了打击面，最后还得出结论：“在这个调查中证明，中农在平分土地中不仅无所失，而且有所得，富农、小地主则在农民的激烈斗争中便要走到反革命阵营中去的。”可以说，毛泽东所撰作的《寻乌调查》《反对本本主义》是从理论和思想上进一步完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而在吉安开展的五次农村调查是从“诱敌深入”的现实需要角度，为“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实践作前期准备，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第四，必须把土地问题作为农民的命根子。

据《毛泽东年谱》载，早在1927年11月和1928年2月，他就对宁冈县、永新县开展了广泛的社会调查，并写成《宁冈调查》和《永新调查》，可惜那两份珍贵文稿已经散佚。那时他就认为应全部没收地主的土地。但随着土地革命的具体实施，操作中则存在如何公平公正分田等问题，这些调查后来都成为毛泽东关于群众路线形成的主要来源。如《西逸亭调查》中说：“本乡目前正在分田，以村为单位分，分了五村。上头来了命令，要以乡为单位分，又要分过。各村的意见：田多的村，要以村为单位;田少的村，要以乡为单位。”俗话说，经验在基层，智慧在群众。正是通过这些调查，毛泽东才了解到许多以前不曾知道的事情，为下一步革命战略怎么走、拟定近期的行动计划提供了方向和指引。

第五，必须依靠群众才能壮大革命队伍。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毛泽东夜以继日地调查、访贫，召开农民座谈会，包括该年11月中旬在吉安县城区通过调查所写成的《赣西南土地分配情形》《江西土地斗争中的错误》《分青和出租问题》等报告，体现他始终心系群众，自觉走群众路线的为民情怀。他在木口村调查时，认真查询了村政府委员的成分、本村所杀反动分子的阶级身份，还专访该村妇女委员杨九英，勉励她为扩充红军作出榜样。又如扩充红军的问题，《大桥调查》《西逸亭调查》中都是从正面成绩的角度予以叙述，但他在调查中发现问题后并不回避，《李家坊调查》中却说：“本乡先后共去了79个人当红军，都是鼓动去的。但最后一批46人中，有四五个人哭着不愿去，是勉强去的。”在他看来，那些被鼓动去的人未必会有战斗力，今后工作中应注意改进。

四、为何调查

马克思说：“人既是历史的剧作者，又是历史的局中人。”重视调查研究，善于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解决突出问题和矛盾，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

第一，搞调查是了解情况的根本途径。

调查研究是毛泽东一生所倡导的科学工作方法，也是他极力推崇的思想方法。他一生做过许多调查，留下不少名篇，目的就是要掌握基层的真实情况。《东塘等处调查》中“前言”部分，虽然只有三百字，却传递出两个很重要的信息。一方面说，即使形势再紧张，只要抓紧时间，就可以克服困难去搞调查;另一方面说，只要带着问题去做调查，即使时间再紧迫，也能了解到真实情况，并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他搞调查，总是扑下身子，深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广泛听取意见，接触社会的神经末梢。如《东塘调查》中说：“每人分一斗升，约二石半谷(每亩一斗出谷二石)。”《大桥调查》中说：“郭、罗二村，每人分田八箩。”《李家坊调查》中说：“每人分田二亩七分。”《西逸亭调查》中说：“汀塘每人分田二亩(打四箩到五箩)。”《木口村调查》中说：“此次分田每人分得七石八斗。”表明他在调查过程中，并没有要求受访者统一计量单位，而是分别使用“斗”“亩”“石”“升”“分”等量词，印证受访者怎么说，他就怎么记，从而保证调查材料的原汁原味。毛泽东又说：“群众不讲真话，不怪群众，只怪自己。”提出要“给他们一些时间摸索你的心，逐渐地让他们能够了解你的真意”。只有聚焦实际，精准发问，精细剖析，才能掌握事情底细，得出正确结论。

第二，搞调查是解决问题的专用钥匙。

如今我们站在历史巨人的肩膀上，想要看得更高更远，就必须学好用好历史这本教科书。针对“分田”这一话题，毛泽东在吉安的五次调查中共涉及大小25个村庄，既得出“以村为单位”是当前分田法主流的结论，又指出这种分田法的不足，即“以村为单位，这种利于富农不利于贫农的分配法，是应该改变的”。应当说，在木口村调查之前，中央苏区对待富农、小地主、中农的政策，曾存在“左”的错误，导致扩大了打击面，于是他在木口村重点“调查了村政府委员会的成分及本村所杀反动分子的成分”，随后解决的办法也就有了。后来，毛泽东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这个比喻非常形象，为我们阐明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他还说：“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因为只有带着问题、奔着原因去搞调查，将“走马观花”变成“下马看花”，将“蜻蜓点水”变成“久久为功”，将“浅尝辄止”变成“刨根问底”，这样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

第三，搞调查是制定政策的前提条件。

毛泽东说：“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假如脱离实际而出台所谓的政策，无疑是折腾农民，势必会脱离群众，因为只有深入实际搞调查，才能够找准工作方向，找到问题症结，才能够以聚焦典型来“解剖麻雀”，制订出切实可行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纵览他在吉安开展的五次农村调查，可知综合运用了四种调查法，即：一是访谈法。因为时间紧、军情急，于是采取开调查会的方式进行，既简便又直接。“十一月七日宿东塘，第二天到吉安，沿途做了一点简略调查”。二是对比法。通过分析以村为单位分田的弊端，来印证此前颁布的《赣西南土地法》中“以乡为单位”措施的必要，表明村、乡苏维埃政府在具体执行中有所偏差。三是归纳法。《木口村调查》中对所杀的几个反动分子的成分进行调查，既反映基层政权建设的不足，又指明军事斗争中应加以注意，应从统战的角度出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四是数据法。将不同村和乡的总田数、户分田数，以及各农户的劳动力、人口，村政府办事人员数、公费支出数额等都有详实的数据支撑，所得出的结论就有理有据。

第四，搞调查是依靠群众的坚实保证。

分析毛泽东1930年的革命历程，人们不禁会问：“军事斗争这么紧急，他为何还锲而不舍地要搞调查、抓分田呢?”其中缘由，1936年他在延安时对斯诺说得很明白，“农民报以热烈的拥护，这有助于在后来的几个月中打败国民党军队的‘围剿’”，表明他所推行的土地政策，主要是从争取农民群众的角度来考虑，这些调查也成为毛泽东群众路线的实践来源。他以前对村、乡苏维埃政府在土地斗争中的认识是“模糊的”，但通过东塘、大桥、李家坊、西逸亭四地的调查，终于弄清村政府和乡政府的行政范围、机构设置、经费来源、工作人员所承任的事务以及各自的家庭情况。他还告诫我们：“群众不讲真话，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你的来意，究竟是否于他们有利。”为此，他提出搞调查必须注意的5个问题：一是调研题目怎么来，二是调研对象怎么选，三是调研以什么形式进行，四是如何让干部群众说真话，五是由谁来记录调研的情况等。

五、经验启示

调查研究是共产党人的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是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的必然路径。学习毛主席在吉安的五次农村调查，可知他在极其艰难的革命岁月里，亲自做过很多次深入细致的调查，为我们今后提高工作能力和决策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用好“传家宝”。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但有的党员干部沉浸于文山会海，总是以工作忙为理由，很少沉下去搞调查，这些行为都是“不愿调查”的体现。为此，毛主席说：“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这段话是1961年他给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回信中说的。我们强调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要用好这个“传家宝”，真正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现实、最直接的问题。

第二，警惕“被调查”。

欲知前路，须看来路，只有做正确的调查才有发言权。但有的党员干部高高在上，不肯屈身向下，为了图省事、想轻松，满足于办公室看看材料、听听汇报，习惯于拍脑袋来决策;或者是“人未下去，电话先来”，这些行为都是“不善调查”的体现，是当今社会治理的一种危险信号。为此，毛主席告诫我们：“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做工作必须找准切入点，警惕“被调查”，敢于在现实中发现问题，积极向群众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第三，杜绝“伪调研”。

搞调查只是手段，解决问题才是最终目的。但有的党员干部打着调研的旗号，热衷于坐在车子上转转，喜欢去“规划路线”走走过场，只看一些“盆景式”的先进典型，严重背离调研的初衷，这些行为都是“不会调查”的体现。为此，毛主席提出，搞调查，第一是眼睛向下，第二是开调查会。后来，他又提出“察言观色”法，建议以老中医的“望、闻、诊、切”来搞调查。只有既调查又研究，紧扣问题的实质，才能够真正地破难题，出硬招，谋实效。

时空变幻，斗转星移。1930年毛泽东在吉安开展的五次农村调查，不仅体现出鲜明的问题导向，而且彰显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为新时代的调查研究工作提供了光辉典范。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长征中，我们唯有继续艰苦奋斗，唯有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才能让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在新时代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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