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有关苏联剧变原因七种代表性观点的评析

摘要：国内外对苏联剧变的主要原因或决定性因素有各种看法，本文选取较有代表性的七个观点进行评析，这些观点包括“马克思主义乌托邦说”“十月革命先天不足说”“斯大林模式说”“经济没有搞好说”“苏联人民选择说”“上层精英自毁说”以及“西方和平演变说”。通过相关评析，以期深化对苏联剧变问题的认识。

2026年是苏联剧变35周年，苏联剧变的研究价值并没有随着光阴的流逝而褪色。这个对人类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犹如一块巨型强力磁铁，时刻吸引着关心世界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人们对此不断思考。古人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国共产党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振兴世界社会主义的中坚力量。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世界形势，站在人类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的时代关口，深刻分析、认真总结苏联剧变的原因和教训，对于坚定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理想信念，奋勇实现强国梦想、民族复兴伟业，对于坚定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和进步人类的信心，朝着马克思主义指引的正确方向笃志前行，都具有重大意义。本文选取有关苏联剧变原因的七种代表性观点进行评析，以期深化对该问题的认识。

一、马克思主义“乌托邦说”

所谓马克思主义“乌托邦说”，是一种把苏联剧变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学说联系在一起的观点。该观点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最大弊端是“乌托邦”，马克思恩格斯自认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从而把空想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社会主义，可实际上他们的学说仍然没有跳出空想的窠臼。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是一种社会验证，它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是一张永远也兑现不了的“乌托邦支票”。苏联、东欧国家悲剧的根源在于，把原本是空想的东西当作科学去实践。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证明了“共产主义的失败”。①

持这一类观点的主要是资产阶级代言人、西欧国家社会民主党人、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内的反叛势力。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认为，“把一个犹太血统的德国移民知识分子在大英博物馆公共阅览室中苦思冥想出来的、一种基本属于西欧的思想，移植到一个相当遥远的欧亚帝国的准东方的专制传统之中，再由一个专会写小册子的俄国革命者来充当历史的外科手术师，其结果必然是荒诞不经的”。②戈尔巴乔夫也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空想社会改良说。也就是说，那是一种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口号”，“俄国的悲剧，就在于卡尔·马克思的晚年时代已经死去的思想，却在20世纪初的俄罗斯被选择”。③雅科夫列夫则宣称，“历史预测往往是不可靠的”，马克思主义是“既定的救世主说”，“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是“乌托邦”，“实质上，马克思据以建立其‘科学社会主义’世界观大厦的全部具体经济结论中没有一个是在实践中得到了证实”。④

从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阶级立场出发，得出上述结论并不令人奇怪，因为这是由资产阶级的本性决定的。自马克思主义诞生起，它的敌人就一直对其使用这样的攻击方式，特别是在无产阶级运动遭遇挫折时。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革命被镇压后，法国独裁者梯也尔以嗜血的口吻说：“巴黎遍地堆满了尸体，应当相信，这种可怕的景象将成为胆敢宣称拥护公社的起义者的教训。”⑤梯也尔还断言：“社会主义从此休矣！”可是没到50年，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就在“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隆隆炮声中诞生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不过为资产阶级代言人故技重演、继续攻击马克思主义提供新的借口罢了。事实上，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才导致的失败，而恰恰是背叛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结果。

二、十月革命“先天不足说”

所谓十月革命“先天不足说”，是指把苏联剧变归因于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搞早了”的观点。该观点认为，20世纪初俄国社会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十月革命阻碍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强行把落后的俄国引向社会主义道路，使俄国社会主义一开始就存在“先天不足”。持这类观点的主要是以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为代表的苏联共产党内部的反叛势力，以及西欧国家社会民主党人、具有社会民主党背景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等。

他们认为，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十月革命不具有历史合理性。十月革命犹如“潜入没有灌满水的游泳池去游泳”，是“唐·吉诃德式的行为”，是“俄国的悲剧”。十月革命充其量是与争取社会主义无关的一次自发事变，因为当时俄国是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农民与无产者自发联合的行动只能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范畴的自发性事变，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却把这次革命当作社会主义革命加以接受和发展，最终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只是在一种特殊环境中才存在了半个多世纪，若按规律它要短命得多，人们完全有理由根据苏联和东欧国家共产主义失败的事实，对列宁主义作出最后的判决，完全有理由把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剧变归咎于70多年前十月革命的“先天不足”和“早产”。⑥波兰科学院院士亚当·沙夫认为，“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可能性是同具备相应的客观和主观条件的一定形势相联系的。超越这个规律而随心所欲地建立社会主义会造成它的失败”，“马克思所指出的、而人们却不能满足的主要条件，变成了正是在那些不具备相应物质条件的国家中所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原罪”。⑦

苏联共产党领导人雅科夫列夫更是攻击列宁、否定十月革命的急先锋，他视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为“超恐怖的革命”，污蔑十月革命是“俄罗斯一千年历史上最悲惨的事件”，是“魔鬼之歌的序曲”。他攻击十月革命是“少数暴徒发动的政变”，“布尔什维主义专制践踏了通向民主的运动”，诋毁苏联近70年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迷误”，俄国从此驶入“离开人类文明正道”的“死胡同”，“在血和泪的海上航行”。

产生上述观点的原因是复杂的。首先，这类观点源于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片面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早年设想在英美法德等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同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在此条件下推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并取得最终的胜利。但是，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一方面，资产阶级仍处于上升时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随着资产阶级统治方式的调整能够得到较大的缓和；另一方面，欧洲主要国家的矛盾尚不尖锐，一国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容易遭到欧洲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缺乏有利的革命形势。晚年的马克思在考察东方社会尤其是俄国村社制度时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另一条道路，即寄希望于东方落后国家如俄国，利用历史提供的“最好的机会”，“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直接实现社会主义。列宁在继承马克思晚年思想的基础上，根据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特征以及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造成的有利革命形势，创造性地提出“一国胜利论”并指引俄国取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此后，亚洲和欧洲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纷纷效仿俄国革命道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本国革命实际相结合，领导本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历史表明，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以俄国十月革命道路为榜样，通过武装斗争取得革命胜利，成功把国家和人民引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充分说明马克思晚年设想和俄国革命道路在落后国家具有普遍意义，反映了历史的必然，而不是“与争取社会主义无关的一次自发事变”。

其次，社会主义革命需要资本主义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革命能否成功与资本主义发达程度、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存在必然联系。历史表明，只要有一定规模的机器大工业和相当数量的产业工人，社会具备有利的革命形势，有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领导，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也可以先于发达国家取得革命的胜利，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弥补生产力落后这一“先天不足”。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一方面高度重视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提出“共产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加上整个国家的电气化”，并依靠“战时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等大力推进俄国经济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在思想理论上有力回击了苏哈诺夫等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以俄国生产力落后不具备搞社会主义的条件为由对十月革命历史正当性的质疑。列宁深刻指出：“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⑧列宁还指出：“你们说，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在哪些书本上读到过，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许或不可能有这类改变的呢？”⑨列宁进一步从社会发展规律的特殊性来说明俄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他认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俄国是个介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场战争最终卷入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即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所以俄国能够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当然符合世界发展的总的路线”。⑩

列宁的思想是，无产阶级政党不必坐等资本主义发展到足够成熟的程度才发动无产阶级革命，因为谁也说不清楚“足够成熟”的内涵和标准是什么，而应当先取得政权，然后依靠社会主义政权的力量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经济条件和社会物质基础。1952—1978年，按可比价格计算，新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递增6.5%，其中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1.25%(增加了16倍)，重工业年均增长13.64%(增加了28倍)，由经济文化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世界第六工业大国，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⑪事实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由于统治阶级掌握强大的国家机器，反而不利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资产阶级革命最先在封建统治势力相对薄弱的欧洲，而不是在封建文明相对成熟发达的中国率先取得胜利也是一个重要佐证。

第三，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俄国革命条件具备和革命形势成熟的产物，并非革命的“早产儿”。一方面，在沙皇俄国，虽然资本主义没有高度发展，工业水平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但已经有了较大规模的机器大工业，有了相当数量的产业工人。1913年，45个工业部门出现200个卡特尔和辛迪加，12家大银行控制全国80%银行资本。1913年，沙皇俄国产业工人数量约350万，其中40%在千人以上的大企业工作。到1917年，俄国产业工人总数达1500万，其中大工业工人人数约432万。⑫马克思主义在与俄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俄国工人阶级政党。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上，列宁建立高度集中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主张得到党内多数派的支持(被称为布尔什维克)，此后，布尔什维克党在列宁领导下指引俄国革命沿着正确方向和道路前进。资本主义一定程度的发展使俄国生产力具有社会性，并产生相当数量的产业工人，为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奠定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阶级基础。同时，俄国社会阶级矛盾的异常尖锐，加上残酷的帝国主义战争，给俄国社会带来了有利的革命形势，俄国成为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尤其重要的是，布尔什维克党在科学理论的武装下已经成长壮大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党，并积极投身领导俄国人民争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伟大实践。俄国社会主义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就是俄国革命条件具备和革命形势成熟的产物。说十月革命“搞早了”，是先天不足的“早产儿”，不符合历史事实。

第四，俄国是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说明了工农联盟的必要性，并不意味着俄国只能进行农民革命或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或布尔什维克党不能团结带领俄国农民从事社会主义革命。俄国资本主义尚不发达，因而农民占了人口绝大多数。据统计，1917年十月革命前，俄国农民数量约为1.23亿，占全国总人口的82%。⑬这表明俄国无产阶级必须解决好革命的同盟军问题，联合农民阶级特别是团结和依靠农民阶级中的革命力量一道前进。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基本政治前提。马克思阐明了农民与工人阶级结成联盟的必然性。他精辟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农民的经济和政治状况，指出在资产阶级统治加强的情况下农民将日益革命化，认识到自身利益与资产阶级利益的对立。因此，“农民就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作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⑭同时，由于农民的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形成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⑮因此，要正确认识无产阶级革命，不能把无产阶级革命理解成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事业，而是无产阶级以及包括农民阶级在内的各阶级革命力量共同的事业，它需要无产阶级领导以及无产阶级同其他阶级的革命力量建立革命联盟，共同推进革命事业并取得胜利，这也是得到中国革命证明的成功经验。俄国无产阶级领导俄国农民取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这充分表明在农民的国度，有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无产阶级是能够团结带领广大农民取得革命胜利的，这与国家内部农民数量的多少没有直接联系。以俄国是农民的国度为由，否定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农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正当性，认为俄国只能搞资产阶级革命，是没有多少道理可言的。由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去组织、去争取，是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的关键。

第五，十月革命70多年后苏联发生亡党亡国的悲剧，更不是由于苏联社会生产力落后的缘故。与此相反，苏联人民经过几十年的奋斗，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成就，苏联在经济、科技、教育、军事等领域都处在世界前列。因此，雅科夫列夫诋毁苏联70多年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迷误”，污蔑苏联驶入“离开人类文明正道”的“死胡同”，是完全错误的。

三、“斯大林模式说”

此说法把苏联剧变与斯大林模式(或苏联模式)联系在一起，认为苏联剧变是苏联推行斯大林模式的结果。有学者认为，斯大林模式不仅使苏联社会丧失了前进的动力，而且成为阻碍苏联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使本应生机盎然的苏联社会主义失去了活力，走进了死胡同。斯大林模式严重损害了苏联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念，是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一种极端的观点认为，斯大林模式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已发展到了顶点，面临着全面的危机，不管后来有没有改革，也不论是什么样的改革，苏联式社会主义失败是必然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只是催化剂，加速了苏联的灭亡。可以断定，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苏联也许会存在更长一段时间，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走向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也会出现别的什么“乔夫”或“斯基”来“自毁长城”，因为这个制度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完全丧失了活力，戈尔巴乔夫是被逼走上放弃政权这个道路的。也就是说，苏联剧变主要不是戈尔巴乔夫等人的责任，而是苏联推行斯大林模式的结果。

斯大林模式为何起到如此大的作用呢？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是斯大林模式的“极权专制”造成的。斯大林模式是“极端的国家极权主义”，是“全面的国家极权制”。它已经不是一种社会制度模式，而是“专制”和“暴力”的代名词，体现在苏联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从1917年十月革命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在这36年间，除去不到10年的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一直在加强专制统治，强迫实行集体化、重工业化和大清洗，这三项措施构成斯大林模式的“三条鲸鱼”，都立足于强制、暴力。斯大林这把“刀子”体现的是强制、镇压、清洗，是无数人的生命代价，这样的“刀子”不抛弃不行，要彻底丢掉斯大林这把“刀子”，不要搞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

上述观点不过是戈尔巴乔夫“极权专制论”的翻版。戈尔巴乔夫不仅把斯大林模式看成“极权专制制度”，而且认为这一模式是阻碍苏联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源。他认为，苏联过去搞的不是真正科学的社会主义，而是“极权官僚模式的社会主义”。这是严重“变了形的社会主义”“曲解了的社会主义”“专制的社会主义”。苏联解体后，戈尔巴乔夫说得更加直白：“在苏联占上风的是僵硬的、甚至残酷的极权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在斯大林死后，“它的残酷性略有削弱，变得缓和了些，但实质依然故我”，“苏联所实现的‘模式’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模式，而是极权主义的社会模式”。⑯戈尔巴乔夫把斯大林模式看成“极权专制制度”，是为了从根本上否定苏联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为全面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扫清制度障碍。

把苏联剧变的根源归结为斯大林模式，这些观点虽然在阐释或表述上有所差异，侧重点也有所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逻辑：既然斯大林模式存在严重弊端，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原则，苏联亡党亡国也就顺理成章了。言下之意，苏联剧变是斯大林模式之过，两者之间存在由此及彼的必然联系。斯大林模式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是毫无疑问的，但斯大林模式是否积弊太深、积重难返，成为苏联剧变的决定性因素，则是需要商榷的问题。

首先，应当充分肯定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性质。苏联模式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苏联社会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实践中创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也是人类历史上社会主义实践的第一次伟大实验。坚持而不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苏联模式的本质特征，体现在它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承认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性质，就很难在苏联模式与苏联剧变之间建立必然的联系。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是非剥削制度取代剥削制度，两者不存在一脉相承的联系。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苏联不会由社会主义国家很快演变成资本主义国家。事实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推动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的桥梁和纽带。

其次，要全面客观看待苏联模式的弊病。对于苏联模式的弊病，一方面要看到其存在的必然性，另一方面，从问题的性质与产生的根源来看，其主要体现在体制和机制上，是具体体制机制没有随着实践的发展、时代的变迁及时地进行调整和更新。从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经验来看，苏联模式的弊端固然严重，有些问题孤立起来看相当严重，但不是治愈不了的顽症。只要执行正确的改革路线、方针与政策，苏联模式的弊端是可以克服的。

第三，苏联模式在实践中总体上功大于过，不宜把苏联剧变的责任归咎到斯大林个人及斯大林时期。邓小平同志曾指出，“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50年、100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⑰同样的道理，斯大林也不应当承担在他去世几十年后苏联所产生的问题的责任。苏联克格勃主席、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克留奇科夫认为，“斯大林处于一个非常时期，所以他的选择也是不同寻常的……不能把一切事情的责任都让他担负，更不能让他为几十年后的一些事件的发展负责，因为这些事往往与过去没有任何的因果关系”。⑱苏联亡党亡国的责任，应该从斯大林去世后苏共领导集团没有采取正确的路线推动苏联实现新发展的教训中寻找。

四、“经济没有搞好说”

“经济没有搞好说”主张苏联剧变的根源是苏联经济没有搞好，其依据主要有两条：一是苏联在同西方的经济竞赛中逐渐落伍了、失败了，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因此，苏联最终走向政治覆灭是不可避免的；二是苏联内部存在严重的经济问题，主要表现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单一的公有制和分配方式、片面的经济发展战略、僵化的经济管理体制等。这些问题在斯大林时期就已经出现，后来愈演愈烈，到戈尔巴乔夫时期发生了总的爆发。苏联经济虽然在一段时期保持了较快增长，但总体是粗放式的发展，缺乏科学性和可持续性，发展质量并不高，在斯大林时期搞糟了，后来逐渐搞垮了，苏联发生剧变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以上观点不符合事实，苏联在同西方的经济竞赛中并没有落伍、失败。据美国学者统计，1928—1975年，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4.5%，同期的美国仅为3.1%。此后的苏联经济虽然增速放缓，但到1985年，仍保持近2%的增长率。⑲正因为苏联经济保持半个多世纪的高速增长，国民收入、工业总产值上百倍地增加，经济总量才能从十月革命前的欧洲第四位、世界第五位，跃升为苏联剧变前的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⑳而且，苏联的这些成就是在国土遭遇两次世界大战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取得的，战争加上战后恢复让苏联耽误了整整20年的发展。而同期的美国不仅本土未受到战争的破坏，相反还发了战争财。苏联经济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至于苏联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增速放缓，同西方发达国家原本缩小的差距开始呈现扩大趋势，要作具体的分析。一方面，经济发展有内在的规律，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的经济实践表明，一国经济不可能始终是直线式的、大幅度的增长。受国际国内因素的影响，经济发展出现停滞甚至倒退是常见的现象。据世界银行的统计，美国在1961—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速达到3.3%，而2009—2024年增速不到2.1%，下降了1/3多。欧元区国家1960—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速达到3.1%，而2008—2024年只有1.1%，下降幅度是美国的近两倍。㉑苏联经济从二战结束到1975年已经经历20多年的高速增长，此后增速放缓是经济增长曲折性的一种表现，这说明苏联的生产关系存在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和环节，需要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推动经济继续发展。另一方面，苏联经济虽然增速下降，但没有完全停止增长。1980—1985年，苏联经济仍有年均3.2%的增长，按西方的统计也有1.8%的增长，这种增长还延续到1989年。1985—1989年，苏联经济年均增长2.7%，按西方的统计也有2.2%的增长。㉒

苏联经济出现负增长，遭遇严重困难，主要是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1989—1991年，苏联经济年均增长-9.6%，西方国家的统计是-7.7%，1991年创下苏联历史上从未有过的-13%的纪录。㉓苏联经济发生严重危机主要是戈尔巴乔夫的错误改革造成的。戈尔巴乔夫进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在经济领域全面推行私有化，大搞自由市场经济，在政治领域照搬西方多党制、议会制、总统制、军队国家化，苏联加速向资本主义演变，苏联经济是在这个过程中开始全面崩溃的。表面上看，苏联经济崩溃与苏联剧变存在前因后果的联系，但其实这是个错觉，应该颠倒过来，换句话说，苏联经济全面崩溃不是苏联剧变的原因，而是苏联剧变导致的恶果，不能在认识上倒果为因。

戈尔巴乔夫上台前苏联经济增速放缓，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说明苏联经济改革的必要性，即通过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的变革来消除阻碍苏联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并不意味着苏联必然亡党亡国。美国在1929—1933年大危机中经济遭受重创，1932年工业生产总值与1929年相比下降了46.2%，最严重的时候汽车产业开工率只有5%，企业倒闭数量13万家以上，失业率高达24.9%。美国学者大卫·科兹认为，美国“大萧条”时期的问题远重于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初的苏联，“但(美国的问题)并没有导致(像苏联那样的)‘革命’，而是导致了资本主义的改革”，即取得巨大成功的罗斯福新政。大卫·科兹指出，把“难以运转、难以改革的经济体制的崩溃”看成“苏联崩溃的根本原因”是“不能令人信服”的。㉔

大卫·科兹的这个结论也可以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经验中得到有力的证明。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经济出现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开始改革的。越南革新开放始于1986年12月召开的越共六大。在此之前，越南由于推行地区霸权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政策失误与体制弊病，在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当时越南最严重的问题是缺粮。最困难时，每人每月只有8公斤粮食，其中只有l公斤大米。通货膨胀问题也很严重。1979年越南发行的货币量比1975年增加两倍，1983年比1980年多5倍。物价也随之飞涨。1981—1982年，国家掌握的物价一年内上涨200%，自由市场的价格一年内上涨165%。1984年，自由市场的物价指数比1980年上涨了15倍。1985年11月—1986年7月，在这9个月间，越南通胀率高达700%，货币贬值极其严重，当时1000越南盾约合人民币0.7—0.8元，吃一碗米粉是3000—4000越南盾，两人到最便宜的平民饭店吃一餐饭，最少要花10多万盾。越南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

但是，中国和越南的经济困难并没有使国家步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后尘。与此相反，由于始终坚持共产党执政地位不动摇，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不动摇，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经济改革乃至整个改革取得巨大成就。因此，从经济困难出发并不必然得出国家政权一定要垮台、社会制度一定要瓦解的结论，关键在于执政党能否正确对待经济领域的问题并采取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

五、“苏联人民选择说”

这一观点认为苏联共产党垮台、苏联解体以及苏联走向资本主义是苏联人民自己的选择，“在社会主义国家一旦给人民真正的民主和自由，人民就会废除社会主义而建立资本主义”。㉕这在西方是比较盛行的观点。支撑此观点的一个重要依据是，1989年前后，苏联有关机构做过一个关于“苏联共产党究竟代表谁”的调查，结果显示，认为苏联共产党代表劳动人民的只占7%，代表工人的只占4%，代表全体党员的只占11%，而认为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达85%。㉖有观点据此指出，苏联共产党不仅被国内外反动势力搞垮，而且还被它所代表的苏联人民抛弃，这是苏联亡党亡国的决定性因素之一。㉗

以上说法似是而非。首先，苏联解体并不反映苏联人民的真实意愿。且不论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前，广大苏联人民是衷心拥护苏联共产党领导、真心热爱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即使在苏联人民已不能过上正常生活的戈尔巴乔夫时期，大多数苏联人依然赞成保留苏联，要求维护联盟国家的统一。1991年3月17日，苏联就“是否赞成保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举行全民公决，全国享有表决权的公民有1.85亿人，参加投票的有1.48亿人，占有表决权人数的80%，投票结果显示76.4%的人赞成保留苏联。㉘然而仅仅过了9个月，叶利钦等人签署别洛韦日协定，强行解散了苏联。2001年12月8日是别洛韦日协议签订10周年，当日在俄罗斯举行的民意调查显示，72%的民众对苏联解体表示遗憾，只有10.4%的人支持解散苏联。

蓄谋推动苏联解体的主要是苏联共产党党政高级官僚集团。1991年6月，美国一个社会问题调查机构在莫斯科访谈苏联党政要员，每个调查对象的访谈时间长达4-5小时。结果显示，大约9.6%的人具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他们明确支持戈尔巴乔夫改革前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12.3%的人具有民主社会主义观点，他们拥护戈尔巴乔夫的改革；76.7%的人认为苏联应当实行资本主义。㉙美国学者大卫·科兹因而指出，绝大多数苏联党政官僚集团特别是苏联共产党高层人士已经抛弃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且他们不以追逐自己的享受为满足，而是希望把所拥有的特权和非法敛取的财富长期占有，并传给后代。当这些特权势力和既得利益集团发现资本主义是最适合他们将既得利益合法化的制度时，他们就毫不犹豫地撕下假面具，公开推动放弃社会主义，甚至不惜瓦解苏联共产党和苏联。㉚

其次，思想被搞乱是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党员在关键时刻选择袖手旁观的主要原因。在戈尔巴乔夫时期，面对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特别是当戈尔巴乔夫宣布解散苏共中央、终止苏联存在时，广大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党员并没有自发组织起来保卫自己的党和国家，而是普遍采取了冷漠、默许甚至公开支持的态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制作的党内教育专题片《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中痛心地指出：“迄今为止，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地方的历史档案中，人们都没有发现在敌对势力取缔共产党时党的各级组织进行抵抗的记载；没有发现苏共党员们有组织地集合起来为保卫自己的区委、市委或州委而举行任何大规模抗议活动的记载；也没有发现人民群众为支持、声援苏共而采取任何有组织行动的记载。”㉛

如何看待这一令人不解的反常现象？其原因并不复杂，历史虚无主义泛滥把苏联党和人民的思想搞乱是祸首。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苏联社会长期存在歪曲、丑化、否定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历史的思潮，这种思想到戈尔巴乔夫时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正如专题片《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所指出的，在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造谣污蔑下，“斯大林成了恶魔，列宁成了无赖，整个苏共的历史除了罪恶还是罪恶。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带来的只是灾难，而资本主义则成了自由和富足的理想天堂”，“等到1991年，当主流舆论千百次地重复苏共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失败的，当各种媒体把党的领袖的形象抹得漆黑一团，当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把这些谎言和谬论误认为真理之后，面对苏共最高领导人宣布解散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危急时刻，还会有谁站出来捍卫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呢”。㉜在戈尔巴乔夫时期担任过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利加乔夫曾这样描述道：“颠覆文章犹如狂涛恶浪，席卷了舆论工具。极右报刊所描绘的不是多维的历史，不是成就与错误相互矛盾地交织在一起的历史，而只是阴暗的污点……这种不公正的、恶意中伤的不真实的歪曲报道惊扰和刺激了社会气氛。于是矛头开始对准了共产党员、苏共，对准了党的历史”，“最终指向人民，指向人民对历史的怀念”。㉝俄罗斯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谢·卡拉—穆尔扎也深刻地指出，“国家历史上的象征和里程碑被抹上了黑，受到嘲笑，黑白被颠倒，然后又在度量、评价系统乃至构成历史画面的事件的时间顺序上制造混乱。社会形成集体记忆的能力被破坏了……无论是整体的社会还是单独的人，都丧失了分析过去，并利用其教训来确定自己在当今冲突中立场的能力”。㉞

其三，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共产党已经蜕化变质，彻底沦为背离广大苏联人民利益的资产阶级政党，这是广大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党员选择抛弃苏联共产党的根本原因。苏联共产党是列宁亲手创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共产党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总体上属于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政党。从赫鲁晓夫开始，苏联共产党的性质逐渐发生蜕变，这一情况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更加严重，它越来越脱离人民。在戈尔巴乔夫时期，特别是在苏联共产党召开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之后，戈尔巴乔夫积极推动苏联共产党全面向社会民主党转变，1990年7月苏联共产党二十八大通过的新党章标志着这一转变的完成。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面对敌对势力向已经不代表广大苏联人民利益的苏联共产党展开疯狂的夺权活动，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党员选择冷眼观望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对1989年前后苏联有关机构的调查结果要作具体分析，这不但不能作为苏联共产党被苏联人民抛弃的依据，反而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共产党的性质如果发生蜕变，不再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再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不再代表广大人民利益，那它迟早要被自己所代表的人民抛弃。

六、“上层精英自毁说”

这是美国学者大卫·科兹提出的观点。他认为，苏联剧变的真正原因来自苏联共产党内部，是上层精英对苏联发展方向进行讨论并决策的结果。支持这个观点的重要史实是前文提及的两个调查。一个是1991年6月美国一个社会问题调查机构在莫斯科对苏联共产党党政要员所做的调查，大卫·科兹对“76.7%的人认为苏联应当实行资本主义”这个调查结果发出这样的疑问，“作为一个在世界上存在最长、影响最大的社会主义苏联，党的干部队伍内竟有那么多的人主张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实在令人震惊”。另一个是1991年3月17日苏联全民公决的结果显示“76.4%的人赞成保留苏联”。㉟大卫·科兹依据这两个调查结果认为，苏联剧变与解体不是苏联人民的选择，而是苏联共产党特权官僚集团与反苏反社会主义力量合谋的产物。

“上层精英自毁说”对于认识苏联共产党亡党、苏联解体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唯物史观认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巨大反作用，上层建筑中的政治上层建筑特别是掌握国家权力的领导集团对国家和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形成了一个严重危害政权的官僚特权阶层，这一阶层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迅速蜕变成为瓦解苏联共产党、摧垮苏联的急先锋。深入研究官僚特权阶层对苏联剧变作用的意义重大，因为这个丧失信仰、脱离群众、追逐私利、利欲熏心的官僚特权阶层，尤其是带头腐化堕落的高级干部，严重败坏了苏联党和政府形象，严重破坏了干群关系、党群关系，为内外反动势力攻击苏联共产党、摧垮苏联、瓦解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这里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官僚特权阶层对苏联共产党亡党、苏联解体是否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我们知道，苏联的腐败问题由来已久，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最严重，但这一时期的苏联总体比较稳定，社会各项事业得到发展。苏联出现严重混乱和政治动荡是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而戈尔巴乔夫执政不到七年，其权力地位在1991年“8·19”事件后江河日下，实际掌权仅有六年半。而且，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大量更换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党政机关主要成员不断变动，因此，新提拔的官员在短时间里很难结成一个利益上相互勾连的特权阶层。苏联亡党亡国不是发生在特权腐败最严重的勃列日涅夫时期，而是在特权官僚阶层已经弱化了的戈尔巴乔夫时期，这表明还有一种比特权官僚阶层腐化堕落更可怕的力量起了关键作用。这个关键力量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代表的“走资派”，他们是推动苏联共产党瓦解、苏联解体的主要因素。

戈尔巴乔夫深谙政治路线确立下来后需要组织路线、干部路线来保障实施的道理。1987年，他在苏联共产党中央一月全会所作的《关于改革和党的干部政策》长篇报告集中谈到了干部政策问题。报告认为，改革的成败取决于干部，改革的阻力也主要来自干部。干部是“具有头等意义的问题”。为顺利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报告提出了选拔和任用干部的五项标准，其中第一项标准即“评价干部的决定性标准”，是对待改革的态度和实际行动。也就是说，凡是赞成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人，如雅科夫列夫之流，就能得到任用和提拔；反之，不赞成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人，如利加乔夫等，就会遭到排挤和打压，甚至会丢官罢职。

事实也是如此。刚担任总书记半年多，戈尔巴乔夫就以干部年轻化为由，剥夺了罗曼诺夫、吉洪诺夫、葛罗米柯等“元老派”的权力，而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等所谓“少壮派”迅速占据了苏联共产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岗位。到1988年初，所有部长、中央机关的部门领导、各委员会负责人遭到替换、开除或数次调换岗位，干部轮换率超过100%，㊱撤换的重点是党政机关、大众传媒以及经济学界的干部，地方领导人也遭到大规模的撤换。经过“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组织大清洗，苏联党政军领导权牢牢掌握在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等所谓“改革派”手中，为他们推动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奠定了至关重要的权力基础。而被扣上“保守派”“传统派”等帽子的利加乔夫、雷日科夫等苏联党政领导人，则成为戈尔巴乔夫排挤和打压的重点对象，他们被迫远离权力中心。这就能够解释大卫·科兹提出的苏联共产党干部队伍内部“竟有那么多的人主张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疑问。

七、“西方和平演变说”

这一观点主张西方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在苏联剧变中起了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认为，里根主义是促使苏共垮台的主要原因。她说，里根在“社会主义必败，美国必将更强大”的信念支持下，抓住苏联集中精力发展军事力量而其他方面薄弱(如物质基础)的弱点，通过发展“战略防御计划”，㊲最终拖垮了苏联。撒切尔还说，是“里根不发一枪就赢得了冷战”，“他(里根)是根据一种深思熟虑和精心制订的原则来设法降伏苏联人的”，“最终导致这个邪恶帝国垮台的就是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㊳1991年12月25日，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发表电视讲话指出，“40多年来，美国领导西方同共产主义及其对我们最珍贵的价值观的威胁进行了斗争”，“这种对抗现在已经结束”，“这是民主和自由的胜利。这是我们的价值观念道义力量的胜利”㊴。

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加速了苏联剧变的进程，这一点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表现得更为明显。但是，西方国家把自己的作用夸大，以为和平演变战略对推动苏联剧变起了决定性作用，是名不副实的。从哲学上讲，事物在发展变化中，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西方和平演变战略是苏联发生剧变的外因，这一外因必须借助苏联社会的内应力量才能发挥作用。以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为首的苏联反叛势力，与外部西方势力内外勾结、里应外合，共同搞垮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权。

曾参与执行美国和平演变战略的原美国驻苏联最后一任大使马特洛克说，“造成苏联解体的，并不是西方的政策，而是苏联自身政治进程的失败”，“美国不可能从外部推翻苏联政权，在此方面的直接尝试反而会加强该政权”，“结束共产党在苏联的统治并非美国政策的明确目标”，“美国和西方对苏联的解体没起多少作用，其作用仅仅在于，他们所支持的政策有助于创造使苏联解体的条件。是苏联国内的政治势力，而不是外部的敌对势力，应该对没有建立起一个可接受的联盟负责”。㊵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超越和平》中也写道，“美国的军事集结和强硬外交促成了苏联的崩溃。但苏联崩溃的主要原因在莫斯科”，“俄罗斯并未在冷战中失败，失败的是共产主义。美国及其盟国反对苏联向欧洲扩张寸步不让，斩断苏联向第三世界伸出的触角，这是值得赞许的。但是，给苏联共产主义以致命一击的是莫斯科的民主力量，是它们挫败了保守派1991年的8月政变，接着又在12月埋葬了苏联”。㊶

八、结语

上述七种观点彼此联结，各有侧重，反映了各派势力和人物基于自身立场的倾向。这些观点有些属于思想认识、学术探讨的范畴，应当继续在学术争鸣中取长补短、共同提高；更多的则是政治原则、方向道路问题，必须旗帜鲜明加以批驳，划清它们与马克思主义的界限。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是我们研究苏联剧变问题的根本遵循。我们必须站在广大苏联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立场上，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一切从苏联的情况和实际出发，从时代和历史条件出发，透过现象看本质，得出经得起时间和实践检验的正确结论。事实上，苏联剧变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以戈尔巴乔夫代表的苏联共产党内部反叛势力、以叶利钦代表的苏联社会分离势力以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和平演变”势力合流，共同窃取了苏联人民政权，最终将苏联引上亡党亡国不归路。其中，以戈尔巴乔夫代表的苏联共产党上层反叛势力，对推动苏联亡党亡国起了主要的决定作用。方向和道路始终是第一位的，是决定改革成败、关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关键所在。如果路走错了，南辕北辙，改革就没有不失败的。过去闹革命是这样，现在搞改革也是如此，这应当成为苏联剧变给予我们的深刻启示。

参考文献：

[1]李慎明：《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教训与启示(上)——写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100周年之际》，《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9期。

[2]李慎明：《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教训与启示(中)——写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100周年之际》，《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10期。

[3]李慎明：《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教训与启示(下)——写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100周年之际》，《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11期。

[4]程恩富、李卓儒：《苏联与美国综合国力发展比较：“两个如果”的历史假设分析——兼论苏联被摧毁的国内外主因》，《政治经济学研究》2022年第4期。

[5]周新城：《为什么要纪念十月革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7年第4期。

[6]刘书林：《斯大林评价中具有争议性问题的新分析》，《政治学研究》2006年第4期。

[7]吴恩远：《苏共先进性丧失的具体表现》，《马克思主义研究》2005年第2期。

注释：

①陈学明编：《苏联东欧剧变后国外马克思主义趋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94页。

②[美]兹·布热津斯基：《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7页。

③[俄]戈尔巴乔夫、[日本]池田大作：《20世纪的精神教训》，孙立川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384页。

④[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徐葵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56、57、74页。

⑤[苏]凯尔任策夫：《巴黎公社史》，中国人民大学编译主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第659、660页。

⑥陈学明编：《苏联东欧剧变后国外马克思主义趋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92页。

⑦[俄]戈尔巴乔夫、[德]维·勃兰特等：《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局国际发展与合作研究所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第334页。

⑧《列宁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7页。

⑨《列宁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8页。

⑩《列宁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6页。

⑪[美]莫里斯·迈斯纳著：《毛泽东的中国和后毛泽东的中国》(下)，杜蒲、李玉玲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40-541页。

⑫[美]莫里斯·迈斯纳著：《毛泽东的中国和后毛泽东的中国》(下)，杜蒲、李玉玲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40-541页。

⑬孙迪亮：《列宁农村建设理论的逻辑蕴涵探论》，《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年第2期。

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66页。

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69页。

⑯[俄]米·谢·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9页。

⑰《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1页。

⑱[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何希泉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261页。

⑲[美]大卫·科兹等著：《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曹荣湘、孟鸣岐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7、55页。

⑳WorldBank，GDPgrowth(annual%)，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KD.ZG.1.

㉑[美]大卫·科兹等著：《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曹荣湘、孟鸣岐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2-84页。

㉒[美]大卫·科兹等著：《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曹荣湘、孟鸣岐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02页。

㉓[美]大卫·科兹等著：《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曹荣湘、孟鸣岐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02、118页。

㉔[美]大卫·科兹等著：《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曹荣湘、孟鸣岐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9、100、98-99页。

㉕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信息研究局编：《一个美国学者对苏联解体的分析》，《政研内参》2000年第124期。

㉖金鑫：《中国问题报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8页。

㉗黄苇町：《苏共亡党十年祭》，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13年，第69页。

㉘新华社莫斯科1991年3月26日电：《苏联公布全民公决最终结果：76.4%的投票人赞成保留联盟》(参见《人民日报》1991年3月28日，第6版)。另据报道，除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摩尔达瓦抵制外，其余的加盟共和国都参加了公决。各加盟共和国公民参加投票的比例和投赞成票的比例分别为：俄罗斯75.4%、71%，乌克兰83%、70%，白俄罗斯83.5%、83%，乌兹别克斯坦95%、93.7%，哈萨克斯坦89%、94%，阿塞拜疆75%、93%，吉尔吉斯斯坦92.9%、94.5%，塔吉克斯坦94%、96%，土库曼斯坦97.7%、98%(参见周象光：《苏全民公决结果表明苏联人民希望国家统一，百分之七十六的投票人赞成保存联盟》，《人民日报》1991年3月22日，第6版)。

㉙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信息研究局编：《一个美国学者对苏联解体的分析》，《政研内参》2000年第124期。

㉚李慎明主编：《〈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8集DVD教育参考片解说词(中)》，《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6期。

㉛李慎明主编：《世界社会主义黄皮书：2006年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且听低谷新潮声(之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75页。

㉜李慎明主编：《世界社会主义黄皮书：2006年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且听低谷新潮声(之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94页。

㉝马岩：《意识形态与苏联解体》，《马克思主义研究》1997年第3期。

㉞[俄]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徐昌翰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400、401页。

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信息研究局编：《一个美国学者对苏联解体的分析》，《政研内参》2000年第124期。

㊱[澳]科伊乔·佩特罗夫：《戈尔巴乔夫现象改革年代：苏联东欧与中国》，葛志强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48页。

㊲里根时代的所谓美国战略防御计划，是指1983年3月23日美国总统里根在电视演讲中提出的“战略防御倡议”(StrategicDefenseInitiative，SDI)，因其技术构想与科幻电影相似，被媒体称为“星球大战计划”，核心目标是通过构建太空及地面多层反导系统，在苏联核导弹抵达美国本土前将其拦截摧毁，使核武器“失效”。

㊳MargaretThatcher，FirstClareBoothLuceLecture，MargaretThatcherFoundation，23September1991，https：//www.margaretthatcher.org/document/108282.

㊴GeorgeBush，AddresstotheNationontheCommonwealthofIndependentStates，TheAmericanPresidencyProject.December25，1991.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address-the-nation-the-commonwealty-independe.

㊵[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张敏谦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781、784、785页。

㊶[美]理查德·M.尼克松：《超越和平》，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36页。

(作者简介：汪亭友，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纪检监察学院双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陈安雪，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原载于《政治经济学研究》202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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