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成金 李彤：西方文化输出对苏联文化认同的影响与危害

习近平指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文化认同是一个民族共同奋斗的文化共识，丧失文化认同将导致原有信仰体系的瓦解和政治制度的崩溃。西方国家擅长利用文化输出瓦解他国文化认同，当西方遇到与其“哲学假定、基本价值、社会关系、习俗以及全面的生活观”有重大差异的异质文化时，都会对其进行文化输出及文化同化。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苏联解体，西方对苏文化输出围绕“共产主义偏离人类文明的主流”“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意识形态”两大核心内容，逐步建立起立体多维的综合输出体系。根据西方文化输出内容、方式及其影响，可以将西方对苏文化输出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冷战开启与西方文化输出战略的形成

从冷战开启到20世纪50年代初，西方对苏文化输出战略基本形成。这一阶段西方文化输出的特点在于通过西方生活方式、风俗习惯、道德标准的渗透塑造苏联的“专制”形象，并将苏联打造成“自由世界”的威胁。

1946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丘吉尔就发表《和平砥柱》演说，拉开了冷战的序幕，开启了西方对苏文化输出的进程。1947年杜鲁门主义出台标志着美苏冷战的正式开始，美国对苏文化输出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基本内容和方式手段在其任期内逐步确立：塑造苏联“专制”形象，渲染苏联制度的没落腐朽，进而论证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的优越性和普世性，以此为美国谋求世界霸权。冷战一开始，美国便制定了针对苏联的“水滴石穿计划”(DropShot)，开启了对苏联的文化心理战。1948年1月杜鲁门签署了《史密斯-蒙特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利用无线电、电影、展览等传媒手段宣传美国政策，在人员、知识、技能的交换以及教育、艺术等方面与苏联进行合作。在这一法案的推动下，美国设立了国际新闻处和教育交流处，初步构建起文化输出机构，并开始了全球性的反苏反共宣传活动。1950年4月20日，杜鲁门宣布全面启动“真理运动”，宣称要“向那些无知的、被误导的和还没被说服的数百万人传达真理”，“向他们证明自由才是社会经济进步之道，亦是谋求政治独立之道，也是强盛、幸福与和平之道”。由此，美国确立了对苏文化输出战略目标：通过动摇苏联国内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和扶持其他地区的非共产党力量来削弱苏联的世界影响。1950年7月10日，美国出台了第NSC74号文件“国家心理战计划”，分析了苏联发动政治战和心理战的可能性、目的、心理准备以及苏联民众潜在的不满根源等，进一步明确了对苏文化心理战的计划、目标和任务。

1950年12月14日，美国出台了第NSC68号文件，这份文件被称为“美国全球冷战蓝图”，明确了美国与苏联意识形态对抗的性质，将美国与苏联之间的竞争称为“自由国家”与“奴隶制国家”、“自由思想”与“奴隶制思想”之间的斗争，同时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苏共和苏联进行全面抹黑和污名化;明确了同苏联进行意识形态对抗的目标，即“促成苏联体制在性质上发生根本的改变”;进一步确立了针对苏联及其“卫星国”人民文化心理战的手段，“通过美国及其盟友使用政治、外交、经济和军事手段达到心理战的最佳效果，并将这些手段的暗示有效地传播到对他国的政府行为和大众舆论有重要影响的人群和个人的意见和情感上来”。至此，美国对苏文化输出战略基本形成。

在这一阶段，西方与苏联尚未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交流渠道，大众文化传播、人文合作交流等方式难以起到渗透和影响的作用，因此无线电广播成为这一时期西方主要的渗透手段,以“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等为代表的媒体在冷战开始后找到了新的使命，那就是对苏进行冷战宣传，扰乱苏联人的精神信仰和对社会主义的正确认知，瓦解苏联知识分子和苏共的意识形态。1950年12月9日美国政策规划署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准备的一份备忘录中提到：“我们应该不断将克里姆林宫确定为对所有自由人民的自由的唯一威胁，确定为俄国人民和它所征服的各族人民的压迫者，确定为推动其卫星国对其他国家实施侵略的专制的寡头政权。”1951年美国推出了“特洛伊计划”，更加重视无线广播的作用。根据该计划，“美国之音”和BBC采取一致行动反击苏联，其中“美国之音”新增61个俄语广播频道，BBC新增48个，“美国之音”增加了每日俄语节目播放时长。

这一阶段虽然西方加大力度抹黑苏联体制，对苏联国家形象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但是由于苏联建立了严密的文化防渗透机制，国内形成了以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为核心、以“国家至上”为主要特征的苏维埃文化认同，西方文化的渗透从整体上对苏联影响不大，苏维埃文化居于绝对主导地位，精神信仰依然坚定，苏联社会主义文化认同坚如磐石。

二、西方文化输出对苏联文化认同的冲击

赫鲁晓夫上台以后，随着“非斯大林化”运动的开展和东西方关系的缓和，西方与苏联正常的文化交流渠道开启，西方对苏联的文化输出进入新的阶段。除了无线电广播以外，以电影、音乐、展览为代表的西方大众文化、学术文化、艺术文化开始大量进入苏联，苏联文化认同开始遭受冲击。

随着苏联五年计划的顺利开展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美国越来越意识到不可能通过暴力手段改变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信仰，因此文化手段被赋予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西方与苏联关系开始缓和后，美国加大对苏文化心理战的力度，历经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两任总统的布局，美国形成了完善的对苏文化输出战略。1955年3月艾森豪威尔签署了第NSC5508/1号文件，放松了苏联东欧国家人民的入境限制和对苏联东欧国家刊物的审核，力图通过加强文化交流把美国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渗透到“铁幕”之后的苏联民众中。1956年6月2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的第NSC5607号文件取代了第NSC5508/1号文件，成为新的对苏文化输出指导政策，强调向苏联人民展现美国自由，激发他们对西方社会生活方式的向往，从而破坏共产党的权威，这奠定了美国对苏文化输出政策的基调。1956年10月，美苏达成交换期刊的协议，即美国每年在苏联发行5万份俄语版的《美国》，作为交换，苏联每年在美国发行5万份英语版的《苏联》。1957年2月19日美国国安会通过了第NSC5707/8号文件，再次明确通过强有力的新闻传播、文化交流和教育交流来“阐明美国的生活、文化和制度”，促进“苏联体制发生演变”。1957年9月11日美国国安会又通过了第NSC5720号文件，强调要通过文化手段展示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证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虚伪性，回击苏联对美国的虚假宣传等。1959年6月15日，美国国务院专门设立了国际文化关系局，明确了文化外交的任务。1960年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发布的《意识形态与外交事务》文件提出“设法同共产主义集团中的知识分子，最后同中上层政治家建立广泛联系，并逐渐瓦解他们的意识形态信仰”。这一系列文件和政策的出台标志着西方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文化输出战略的确立。

这一阶段，由于美苏关系的缓和，西方文化输出手段变得更加丰富高效。首先，美国的无线电广播依然在对苏文化输出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的无线电广播内容新颖、形式多样，对众多苏联青年产生了巨大吸引力，许多年轻人养成了收听“美国之音”的习惯，苏联家庭中短波收音机的数量从1949年的50万部急剧增加到1958年的2000万部。其次，电影、音乐以及展览等成为西方文化输出的有力工具。与第一阶段不同，以电影为代表的新的推广手段成为这一时期西方文化输出的主要特征。意大利、法国、英国、美国先后与苏联签订了文化交流协议，目的就在于打破所谓苏联对西方信息的垄断，抵制苏联宣传。“在苏联上映的美国电影提供了‘一种良好的方式，让美国的生活图景在苏联得以延续’”。除了好莱坞电影外，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的电影文化也大量进入。到了20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的文化符号到处流行开来，对苏联民众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单是《人猿泰山》对于去斯大林化的作用，“就要超过赫鲁晓夫在党的二十大上以及之后的所有讲话”。最后，人员交流也成为这一时期西方文化输出的新途径。人是“行走的文化符号”，民间人员以“普通传播者”身份融入当地的日常生活，能够潜移默化地推动西方价值理念影响苏联民众。1957年“世界青年节”的举办对苏联国内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量“思想奔放”“衣着时髦”的西方青年和记者的涌入在苏联民众和知识分子心中形成了一种心理震撼，“联欢节培育出整整一代过着双重生活的异见分子和知识分子”。

这一阶段的西方文化输出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一方面，“非斯大林化”运动为西方文化输出创造了宽松的条件。苏共二十大实现了对斯大林的妖魔化，“非斯大林化”运动开启了否定苏共历史的先河，苏共执政的历史根基与思想根基遭到质疑，苏联人民的苏维埃文化认同出现分化。另一方面，在西方的文化渗透下，无线电广播、西方电影以及“世界青年节”的举办，进一步推动西方破除苏联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年轻的官员和知识分子相信，他们可以通过支持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来推动政权的自由化”。苏联国内意识形态领域发生的新变化，意味着传统的以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为主导的价值观被削弱，以政治信仰为核心的文化认同遭到冲击，苏联人民陷入了自我怀疑、自我批判与自我否定。“五十年代末社会意识这块巨石布满了深深的裂痕”，成为苏联后来文化认同危机的总源头。

三、西方文化输出与苏联民众对主流价值观的疏离

20世纪60年代初，西方对苏文化输出进入第三个阶段。他们通过对“对苏联社会的文化核心进行‘分子侵犯’，使其受到怀疑，然后再清除掉苏联政治和社会体系的合法性”的手段，对苏联主流价值观造成巨大冲击。

尼克松上台后，美国更加注重文化渗透在外交中的作用，提出建立集威慑、竞争和谈判于一体的“综合性政策”，主张从文化交流、“人权外交”、大众传媒以及人员往来等方面加大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攻击力度，“打破克里姆林宫对信息的垄断，播下有一天会开出和平演变之花的思想种子”。福特上台后，加大了“人权外交”的力度，以“人权”为幌子对外输出政治理念、干涉别国内政。1975年在美国的推动下，西方国家与苏联签订了《赫尔辛基协议》，将有关西方人权的观念纳入美苏和解内容，为西方国家推动文化输出提供了支持。福特认为，《赫尔辛基协议》在引发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人权运动，加速苏联思想文化领域的分裂方面，起到了主要的推动作用。1977年美国第一个国别人权报告问世，苏联成为其攻击的主要对象。美国利用不同政见者和人权问题对苏联施加政治压力，推行美国的人权理念和民主价值，为文化输出和政治渗透披上华丽的外衣，旨在推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化”“自由化”。

这一阶段是西方对苏文化输出的关键时期。虽然西方文化输出政策看似并未取得明显成效，但是西方国家以苏联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重点渗透对象，推动苏联国内所谓“人权”发展和社会“民主化”，已经引发苏联内部暗流涌动，外部势力与苏联国内反共力量里应外合，逐渐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对苏联制度的文化力量。这一时期西方对苏文化输出具体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特征。

首先，西方文化输出以苏联青年群体为重点对象。虽然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收紧了意识形态领域管控，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苏联尤其是青年进行了多层次、多渠道的渗透活动，为20世纪80年代苏联社会主义文化认同的瓦解奠定了基础。西方国家特别重视对苏联青年的文化心理战，美苏之间的文化交流项目给予青年学生以最高级别的优待。1978年年底，美国国际交流署开始设计“面向八十年代”的国际文化交流项目(“Program for the ‘80’s”)，将目标指向了苏联青年一代，其中美国青年政治领袖理事会管理的项目重点关注苏联，并要求在两国青年领袖人物之间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同时，西方重新认识和评价广播电台的战略作用。20世纪70年代中期，苏联科学院的研究报告显示，有80%的莫斯科大学生和90%的高中生和技校学生，40%的莫斯科地区以外的学生收听外国无线电广播。西方文化交流项目的实施以及西方视听文化的流行带来的影响是直观的和立体的，西方生活方式渐渐深入到苏联青年学生头脑中，导致青年一代价值观蜕变，对党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发生改变，甚至出现一些极端的学生团体，“不赞同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在国家管理、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方面的政策，提出了与现行制度进行斗争的任务”。

其次，西方文化输出以倾销西方人权理念为重要特征。以人权议题为筹码是西方在外交上牵制苏联的重要突破口。1975年《赫尔辛基协议》签订后，西方国家援引其中的“人权”条款对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和政治反对派进行资助，进行反苏反共宣传，将苏联与“极权政治”“反人权”“战争根源”等概念挂钩。由于苏联在人权方面的话语权孱弱，缺少与西方对话和抗衡的能力，导致西方在人权问题上与苏联的对峙频频得手。

最后，西方文化输出以苏联国内知识分子为关键策应力量。艾伦·杜勒斯(Allen Welsh Dulles)说过：“我们一定要在俄罗斯内部找到同意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支持和抬举一批所谓的艺术家，让他们往人类的意识中灌输性崇拜、暴力崇拜、暴虐狂崇拜、背叛行为崇拜”。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公开支持苏联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资助地下出版物、垄断诺贝尔文学奖评比等手段裹挟了苏联文学发展方向，把部分苏联知识分子打造成对苏进行文化渗透的重要力量。在西方文化的诱导下，一方面，知识分子对苏维埃文化的不信任感日益增强;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将眼光投向西方，形成拥护西方民主人权的政治运动。苏联国内思想文化领域也在发生着有利于西方的变化，这就促使反政府和反主流的政治亚文化的形成。其中“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是政治亚文化的首要形式，地下出版物在政治亚文化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政治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对苏联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它抨击苏联政治体制“集权”与经济“停滞”，以自由化改革为主要诉求，加剧了苏联的信仰危机，为20世纪90年代苏联文化认同的瓦解和苏共执政地位的丧失埋下了祸根。

四、西方文化输出与苏联文化认同的瓦解

20世纪80年代初至苏联解体是西方文化输出的第四个阶段。这一阶段西方对苏文化输出由幕后走向前台，作为社会主流的苏维埃文化与“自由民主”的政治亚文化完成了主次互换，苏联民众的文化认同发生剧变。

里根总统上台以后，西方进一步加大了文化输出在对苏政策中的分量。1982年里根在英国议会发表了一篇有关美国对外政策总目标的讲话，指出“历史最终的决定因素不是核弹和火箭，而是思想和意志的较量”。一方面，美国加大了对苏联社会的抨击力度。1982年美国发布的《各国人权报告》从“持不同政见者”、宗教自由、言论自由等多个方面对苏联进行了抨击。另一方面，美国对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政治体制改革采取了鼓励和诱导的态度。1987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要“捍卫和促进全世界的民主、自由和人权事业”，“鼓励苏联及其卫星国内部的自由化倾向”。乔治·沃克·布什上台后，沿袭了前任的对苏接触政策，1990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强调，“民主是实现不可逆转的变革的最佳保证”，“希望从根本上改变苏联制度”。

在美国对苏接触战略的推动下，美国文化输出也进入高涨期。以新自由主义为主要代表的哲学社会科学流派相继推出了“民主和平论”“历史终结论”“软实力论”，为美国文化输出战略的推行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一时期，西方对苏联的文化输出已经收到了巨大成效。第一，操纵大众传媒作为西方文化输出工具。1985年，作为自由派代表人物的亚·尼·雅科夫列夫(А Н抱璃堙唰缨荮支)主管意识形态后，“一个由‘六十年代人’、‘开明’官员和知识分子以及二十年前曾投身去斯大林化和民主变革的那些人组成的非正式网络，开始发展壮大并影响社会的气候”。这些自由派人士迅速控制了苏共的重要媒体。私人办报合法化和官办媒体私营化以后，苏联主要媒体很快被苏境内外私有资本和权贵势力掌控。于是，西方利用掌控的大众传媒对苏联民众进行了一波又一波的信息灌输，“‘民主的’大众媒体采用了戈培尔使用过的手段，那就是不断重复(强行灌输)一些符号词语(但不去揭示其真正含义)，如：‘民主’、‘市场’、‘自由’、‘极权主义’、‘改革’、‘斯大林的镇压’、‘文明国家’等等。结果，我国大部分居民也就生活在充斥着和实际相去甚远的词语、概念和符号的世界之中了”。

第二，操纵非政府组织作为西方文化输出的代言人。1983年成立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名义上是“对别国民主提供支援”的非政府组织，实际上是遵从美国意志，用于向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自由力量”提供支持的“第二中情局”。美国开放社会基金创始人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于1987年在莫斯科建立了苏联索罗斯基金会，积极资助反苏反共分子从事颠覆苏联的政治活动。在西方非政府组织的鼓励和支持下，苏联非政府组织数量急剧上升，由1987年的3万多个上升到1990年8月的9万个。非政府组织的大量出现，迎合了苏联民众“求新”“求变”的心理，在苏联经济衰退社会动荡时，他们将眼光投向了非政府组织，支持非政府组织有关多党制、多元化、自由化的政治诉求，这进一步削弱了苏联共产党的群众基础。

第三，培育自由化领导集团作为西方文化代言人。时任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 Pratt Shultz)认为，共产主义政权对民众的妥协让步会为民主化变革打开方便之门，内部力量是民主化变革的主要因素，要支持共产主义国家内部寻求和平变革的个人和团体。20世纪80年代，苏联东欧国家掀起的改革浪潮为美国的渗透干预提供了可乘之机。1982年10月，里根提出了“使共产主义民主化的战略”，即从思想上和物质上帮助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民主势力”;利用社会主义国家改革之机，通过经济、政治和文化交往促进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变化。西方国家在苏联内部积极寻求变革力量，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联部分高层，逐渐成为西方思想文化的代言人和传播主体。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大批更换领导干部，安排自己的人到关键岗位，任用接受过西方教育、具有自由民主观念的雅科夫列夫等人作为改革先锋，“创造了一个新的集团和阶级联盟，这个联盟喜欢的，却是用资本主义取代社会主义”。在这个“新的集团和阶级联盟”的引领下，以“促进民主运动”为核心的政治思潮在苏联转变为政治运动和政治实践，坚信“自由和民主的进程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抛进历史的垃圾堆”。

第四，通过美化西方输出西方话语范式。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改革受到了西方国家的欢迎，它们利用苏联急于克服经济困难的心理，塑造了“市场”神话、“文明国家”神话、“原始积累”神话等一系列美化西方的话语范式，以推动西方文化输出和对苏联的和平演变。在这一系列话语范式的诱导下，苏联民众价值观发生急剧变化，全盘接受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西方文明要素，苏共内部“各级会议上差不多一半发言中都用过‘文明国家’这个词”，“话里话外是在断言自己的国家和第三世界各国不文明、有缺陷”;知识分子的观念也发生了根本变化，认为“原始积累是民主改革的必经阶段”，即使“依靠欺诈和犯罪实现对人民的原始掠夺”，也是“一条通向民主、市场和资本主义之路”;普通民众也陷入西方文明话语陷阱，形成了对西方的盲目崇拜，认为“从西方买回来的商品都有很高的质量”。西方话语范式的滥觞，成功地将苏联置于文明世界对立面，导致苏联民众不断进行自我批判与自我否定，否定苏联、否定苏共、否定社会主义进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在社会上大肆蔓延。

到20世纪90年代，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化认同已趋瓦解，西方生活方式、西方“民主”理念成为苏联民众争相追捧的对象，“到1991年，苏联已将西方塑造成终极的乌托邦。似乎一个美丽而自由的西方生活即将到来，它所需要的只是推翻苏维埃政权”。

五、现实启示

西方对苏文化的战略输出，不仅导致苏联社会意识的撕裂和民众对主流价值观的疏离，而且颠覆了苏联民众对马克思主义、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社会主义的正确认知，最终导致苏维埃文化认同的瓦解。虽然苏联解体已30余年，西方文化输出颓势日显，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意识不断加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但是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时刻警醒我们，要充分正视西方文化输出，破解西方文化输出的意识形态逻辑，在认识、比较、借鉴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克服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并实现对西方文化的超越。

(一)树立问题导向，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力

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其理论阐释能力直接决定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大众认同程度。一直以来，苏联马克思主义在其理论创新、话语阐释上存在着诸多不足，缺乏回应现实问题的能力和对错误思潮的批判力，导致最终丧失意识形态指导地位，这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警示。我们要毫不动摇坚持、与时俱进发展马克思主义。一方面，要以时代化为导向，推进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问题研究。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马克思主义必然随着时代和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范畴和原理的文本诠释与阐发，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守正创新。另一方面，要以中国化为指引，加强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理论研究。这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要立足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和时代方位，加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以及文化的研究阐释力度，加大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研究力度，紧密围绕“两个结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同富裕”和“全过程人民民主”等现实问题进行理论研究，不断推出具有理论前瞻性和说服力的重要研究成果。

(二)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感召力

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西方文化输出不仅重构了苏联历史，而且再造了意识形态话语，瓦解了民众对苏联社会主义文化的认同。因此，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就是要立足中华文化立场，实现“理论掌握群众”，增强人民群众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认同。其一，以“标识性”为特色凝练意识形态话语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就要求我们在文化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不断将传统文化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特色核心理念凝练为意识形态话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贯通。其二，以“共通性”为特色“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以“共通性”为特色凝练学术话语，意指中国学术话语不仅要具有中国特色，还必须包含全人类共同价值，能够体现中国与世界的相互融通、相互协调。在话语提炼过程中，要以科学性和时代性为准绳，主动挖掘和探寻其中富含全人类共同价值和中国精神的宝贵资源，以现代语言形式将“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亲仁善邻”“兼爱非攻”“和衷共济”“协和万邦”等优秀传统价值观的独特内涵和共同价值表达出来，使其与现代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对接。

(三)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

虽然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重的，但美西方国家所采取的“信息战”“文化战”“情报战”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因素。我们必须牢牢把握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要紧紧牵住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抓紧突破网络发展的前沿技术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核心技术，加快推进国产自主可控替代计划，构建安全可控的信息技术体系”。充分发挥5G、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技术在海量舆论信息集合中进行数据精准捕捉、信息管理分析的功能，加强信息内容把关，合理规制信息发布与传播秩序，以达到引导传播舆论、归正价值导向的目的;通过设置关键词屏蔽和违规信息预警等算法技术实现自媒体传播内容的实时引导，过滤错误言论、优化传播秩序、筛选正向信息，对有悖于主流价值观的不正当言论实现精准打击，从平台端增强自媒体传播内容的核心价值导向，有效抵制“戏说”历史、“调侃”主流以及“扭曲”经典等低俗性、媚俗性信息，强化现代信息技术对意识形态及主流价值观的“归拢”性作用。同时要“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全面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始终保证主流价值主导和领导舆论宣传领域，通过大数据技术优化媒介信息推送算法，在确保满足受众个性化需求的前提下通过信息“置顶”等方式将反映正确历史认知、符合主流价值观念的议题报道进行优先推送;对口碑差的、违背历史正确认知的媒体进行制约、惩罚，实现阻碍价值侵蚀与强化正向引导并举，使非法性言论和颠覆性观点无处逃遁。通过现代信息技术与主流价值引领的双向互动确保党的主流价值领导力始终“在场”，有效抵御西方舆论信息渗透、意识形态渗透等多重“攻势”。

（作者：任成金，天津师范大学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李彤，山东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2级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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