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建农：唤醒民众：夺取长征胜利的力量源泉

长征胜利密码之唤醒民众

——夺取长征胜利的力量源泉

蒋建农

油画《红军到川北》(经裁剪，刘国枢作)

红军指战员助民收麦

开头难：群众工作面临的重重困境

长征路上的红军指战员们，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离开生活和战斗了多年的根据地，与朝夕相处的亲人分离，痛感缺少民众的支持和没有根据地为依托的失落与困难。

红军长征途经今天的15个省区市，其中大部分是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白色区域，还有瑶、苗、彝、回、侗、壮、纳西、布依、羌、藏等少数民族地区。所经之地较少甚至没有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党的群众基础薄弱，加上国民党的欺骗宣传，使不明真相的民众对红军产生畏惧甚至敌视心理。尤其这些地区的国民党军阀还实行坚壁清野的政策，严厉惩罚帮助红军甚至与红军有过接触的民众。这使得一般民众听闻红军要来，“惊惶万状”“逃避一空”，有些民风彪悍的地区，甚至还有攻击红军的情况出现。

群众基础的薄弱，还体现在当地党组织的缺失。以往党的军队每到陌生地方打游击，都会寻找和联系当地党组织，以获得有效的军事情报，补充兵员及粮衣。但长征所经之地，有党组织的非常少。这种情况与当时中国革命的布局有关。由于历史的原因，长征前，中国革命的重心一直在南方，党的主要领导干部基本被派往南方，西南、西北的革命形势与革命力量都相当薄弱。因此，蒋介石重兵“围剿”的重点在南方。党向西北的长征路线，虽然避开了国民党的强势兵力范围，但因为红军指战员以南方人居多，越往北走，语言、生活习惯、气候条件等差异越大，要融入当地相当困难。

与此相关，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斗争的战略基地。有了根据地，党才能有计划地建设政权，才能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政权发展才能波浪式地向前扩大。而长征是党在无根据地依托、无后方接济的情况下进行的战略大转移，红军面临物资给养、人力支持、兵力补充以及后方安置等困难，因此，群众工作成为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重要工作。

陈云(笔名廉臣)所著的《随军西行见闻录》

有办法：群众工作的实践探索

尽管摆在红军面前的群众工作面临重重困难，但他们没有被吓倒，更没有因为自己是“过路客”就敷衍了事。相反，在这条充满未知与危机的漫长征途上，红军指战员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探索出了一套在流动中争取民心、在行军中发动群众的独特办法。

红军历来重视对群众的宣传工作。虽然由于长征的特殊性，宣传工作不可能如同在苏区一样有条不紊、层层深入，但长征中的宣传方法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群众运动式的普遍宣传，也有围绕重点对象的深入调查动员;有普及化的标语、口号、演讲宣传，也有抓住人心的歌谣、小调和戏曲;有切合群众实际利益的呼吁号召，更有展现中共抗日主张的大义引导。红军以各种革命行动践行党的主张。红军每到一地，就镇压当地反动势力，取消苛捐杂税，打土豪、分浮财，严格公买公卖，保护工商业。在有条件的地方，红军更进一步地发动群众分田地，建立革命政权以及武装部队，帮助群众保卫胜利果实。特别是红军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把遵守纪律提到生活的最高位!”所到之处，秋毫无犯，展现出人民军队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精神风貌。

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红军首先进行深入调查，充分了解当地民族的社会制度、经济状况、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红一军团制有《长征中所经之民族区域表》，详细记录经过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基本情况，即使是经过一天的壮族区域、经过两天的瑶族区域，也有基本记录。这充分说明红军对少数民族的重视与尊重。在此基础上，党根据各民族不同的情况，本着民族平等的原则，制定相应的民族政策：一是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尊重少数民族的民族习惯和宗教习俗;二是深刻揭露历代汉族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的压迫，进行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宣传发动和统一战线工作。

面对长征中军情紧急、难以从容开展群众工作的困境，红军在实践中探索创造出一套在行军中发动群众的方法。一方面，在战略全局上突出重点，提前规划。4支投入长征的红军部队，每到一地都会提早计划、精心安排。对于只是沿途经过的小村庄，进行一般性地宣传、号召，“打土豪、捕捉反革命”;但对于影响力较大的中心城镇，则会提前准备，有计划地组织消灭反动武装、摧毁反动机关，召开群众大会、发动群众斗争;而对于红军计划建立新根据地的地方，更是提前组织战役，利用军事占领获得较充分的休整时间，全面发动、组织、武装民众，有时也会进行建立政权，打土豪、分田地等工作。这样详略得当、重点突出的安排，有益于红军在有限的人力和时间条件下，实现工作效果最大化。另一方面，在日常群众工作中想方设法地提高工作效率。健全完善地方工作机构;创新行军宣传方式，如为有效增加开展群众工作时间，地方工作机构与宣传队的同志在每次行军前，总是比部队早出发，先到预定的地方开展调查、宣传，而且能抓住行军间隙如行军休息、宿营前的宝贵时间开展工作;完善扩红、打土豪、分田地等工作的制度，提高工作效率，“一个乡的土地必须得在10天上下分配完毕”。部队新到一个地方，“往往只需一两天，就可以搞起一支队伍来”。面对严重缺乏群众基础的困境，红军指战员以严明的军纪、模范的爱民言行和发自内心的热忱，迅速赢得长征沿途各族民众的好感和认同。

1936年，红六军团政委王震(前排左一)与贵州苗族群众合影

得回报：各族人民的倾力支援

红军在长征中之所以能够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迅速和广大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赢得他们的全力支持，从根本上讲是因为红军就是来自工农大众，是人民群众的子弟兵。长征过草地时，一名普通的红军战士谢益先，路遇饥寒交迫的母子3人，把自己仅有的一袋干粮留给他们，而自己却因饥饿牺牲;陈云的《随军西行见闻录》记述了毛泽东在贵州剑河路遇饥寒交迫的老妇和儿童时，赠他们毛线衣、被单和米。无数红军指战员的真诚行动，深深地打动了长征沿途的广大人民群众。当人民群众认同红军是人民的军队，当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与红军紧密联系起来，当人民群众真正被发动起来，参与革命行动之后，他们甘愿冒着国民党军阀的高压政策和反动地主的残酷报复，箪食壶浆迎接红军。

他们积极为红军带路、提供情报，驾船渡江，劈山开路，克服天然障碍;宁愿自己忍饥挨饿，也要把口粮支援给红军;数以万计的掉队红军指战员和伤病员，得到长征沿途群众的收留、治疗。据不完全统计，长征途中各路红军共补充新兵3万人以上，这是人民群众对红军最大的信任和支持。仅就涉藏地区的情况来说，广大藏族同胞像对待亲人那样竭尽全力支援红军。据统计，当时只有3万人口的甘孜县支援红军粮食120万斤;3万人口的丹巴县在3个月中为红军筹粮34万多斤;道孚县支援红军粮食约400万斤;地处农牧结合部的若尔盖县共支援红军粮食474万斤;川甘交界的农业区群众在1935年和1936年两度在秋收季节支援刚刚走出草地的红军。要知道由于自然气候的关系，至今那里的农业产量也比较低下，可以想象，在红军走后那里的群众要怎样节衣缩食才能度过全年。

在四川、甘肃、云南涉藏地区传诵着很多藏族同胞支持红军的动人故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祖国统一献身的五世格达活佛当年与朱德结下的友谊，已广为人知;甘南藏族土司杨积庆把窖藏的20万石粮食送给红军，并因此和其他6位亲人一起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红军途经涉藏地区的各县都有一批红军伤病员被僧侣或藏族同胞收留保护，其中红二、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约有3000余名伤病员留在康北地区;红四方面军北上时，当地的红色政权动员100多名翻译、向导，为红四方面军带路到东谷、色达、阿坝等地，有的甚至一直到了甘肃;各县也都有不少的农奴子弟参加了红军，其中有不少人成为党培养的第一代藏族干部，至今仍是涉藏地区人民的骄傲。

动员群众参加革命，为自身解放而斗争。广大群众被动员、组织、武装起来，据不完全统计，红军在长征中建立了百余支地方武装部队，如遵湄绥游击队、陕南抗捐第一军、川南游击纵队、黔北游击队等等。在有条件的地方，广大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建立苏维埃政权，遵义县革命委员会、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各级苏维埃政权、川康藏族聚居区的格勒得沙共和国中央革命政府，黔大毕革命根据地的各级苏维埃政权……这些武装和政权为解放地方民众、引导他们起来斗争并保卫革命成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军民团结为红军长征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动力。从情感上来说，群众的支持拥护是鼓励红军指战员们坚持战斗、继续前行的原始动力和勇气来源;从后勤保障上说，群众的支持使红军在没有根据地的情况下拥有了流动的后方;从兵员上说，红军指战员来自人民群众，有人民群众才有红军。正如曾任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的萧克在总结红二方面军长征经验时所说：“红军与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是伟大的斗争力量(有群众，才能产生红军，壮大红军)。”

《红军对番民十大约法》

播火种：群众工作的深远影响

长征中，红军开展的群众工作影响深远。它不仅在当时赢得了沿途人民群众的支持，为红军生存和北上提供了关键保障，更广泛传播了革命的道理。在与各族人民的接触中，党和红军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些工作的成效，在长征结束后持续发酵，为中国共产党日后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更大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其一是传播了马克思主义革命主张和先进思想、先进文化。红军长征途经的地区中，大部分人都没有听说过红军，更不懂得革命道理。而长征让他们亲眼看到红军英勇战斗，亲耳听到红军的宣传，亲身感受到红军的优良作风和严明纪律。正如美国记者斯诺所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次大规模的转移是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长征中曾任红二军团政委的任弼时谈及红二、红六军团的长征时说：“这次远征，活动于湘黔滇康广大地区，前后攻占30余县城，广泛地传播了党和苏维埃的政策，特别是扩大了抗日反蒋主张的影响，组织和发动一些群众斗争，揭破了国民党卖国殃民的罪恶，再一次证明红军是不可摧毁的力量。”毛泽东更是明确地指出：“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可以说，长征中，红军以自己的行动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民众的道路。和过去在各个根据地有限区域里的孤军奋战不同，长征则是在更广阔的天地里动摇了反动统治的社会基础，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更进一步看，红军带来的不仅仅是革命的主张，更有先进思想的启蒙、先进文化的传播。红军长征所经过的地方，大部分是中国西南、西北较为偏僻、落后的地区。这些地方经济落后、交通闭塞，当地民众的思想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红军所宣传的平等、解放、民主等思想，对当地是一种强烈的冲击。比起五四新文化运动，长征以标语、戏曲、舞蹈、话剧等更亲民的方式，在更基层更广泛的范围内，传播了新的声音。

其二是深刻触动了反动统治的根基。红军所到之处，打击、推翻当地的反动势力，虽然未能彻底清除反动势力，但对其造成了巨大打击。红军给民众分粮分物，在有条件的地方，还给民众分田地，暂时改善了民众的生活。更重要的是，红军的行动使国民党对其统治产生了严重的危机感。在各种造谣、污蔑都无法阻止红军与民众良性互动的现实下，国民党不得不反思并调整自己的政策。蒋介石在“追剿”红军途中致电各军，要求“与匪争取民众”，“我军无论宿营行军，随时随地须严肃纪律，不拉伕，不派款，不强借民房，不强占民物，不征发粮秣，不强买强卖”。湖南军阀何键在总结湘西“追剿”红军经验时说：“将来该处最紧要工作，大概为积极发展湘西交通，彻底取消习惯上相沿已久的一切苛捐杂税，以解除民众痛苦，并一面代达省府意志与原驻湘西各军团长官切商，如何从根本上解除湘西民众痛苦，如何彻底改进湘西政治。”四川军阀刘湘则下令川南各县，凡“迹涉苛杂之一切货物过道捐及各项杂捐，立即勒令概予停收”，以“不使匪人得所借口，用资宣传”。这些迫不得已的改变，深刻触动了反动统治的政治根基，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地民众的生存压力，对当地社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

红军在云南省留下的标语

其三是播下了千千万万的革命火种。红军长征中秘密发展了不少中共党员，帮助地方建立、完善了党组织;还在地方建立革命政权、群团组织等，离开时留下武装部队继续领导、发动当地民众斗争。红军留下来的伤病员也为当地革命、发展贡献了力量。长征中创建的许多革命队伍在长征胜利后仍然继续存在，甚至一直持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如长征中红七军团到闽东苏区后，在当地党组织的帮助下补充了1000多名新兵，这些新兵未来得及追赶上北上的红七军团，后来补充到闽东当地部队。与这些新兵同时留下的，还有100多名伤病员，里面团、营、连、排干部都有。在此基础上，闽东独立师成立，坚持了4年游击战，直到1938年编入新四军投入抗日战争。还有长征中建立的川南游击队，后改称为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1937年1月游击纵队解体，部分兵员加入其他游击队，一直坚持斗争到1947年。

其四是开创了党的少数民族工作的开端。长征使中国共产党前所未有地接触到大量少数民族，并进行详细调查，第一次对中国的少数民族生存状况和基本情况有了比较系统深入的了解，由此初步形成具有针对性的民族政策，主要包括主张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尊重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开展对少数民族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等几个方面，明确了少数民族工作的奋斗目标。党在长征中对民族工作的探索和成功经验，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民族工作奠定了初步基础，是严格意义上党的少数民族工作的开端。

毛泽东形象地把长征概括为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它散布的革命种子在广袤的中国大地，发芽、长叶、开花、结果。

(作者系中共中央原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主任、研究员，本文原载《春秋》202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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