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两对夫妇外交家，都曾是周总理的“兵”

导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代外交家中有两对夫妇：章汉夫与龚普生、乔冠华与龚澎。章汉夫、乔冠华都任过外交部副部长，后者还是第四任外交部长;龚普生、龚澎是一对亲姐妹，龚普生任副司长、司长，龚澎任司长、部长助理。他们一起登上了新中国的外交舞台，书写新中国厚重的外交史。

乔冠华、章汉夫

两大外交家实为“连襟”

章汉夫、乔冠华均系清华生，章后来留学美、苏，乔留学德国;龚普生、龚澎均毕业于燕京大学。章汉夫在20世纪20年代加入中国共产党，其他3人则于20世纪30年代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前，他们都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从事过党的外事工作。

1940年8月，在八路军总部工作的龚澎被调往中共南方局。她辞别新婚不到一个月的丈夫刘文华来到重庆，在南方局外事组工作，给周恩来当外事秘书，公开身份是《新华日报》记者。

龚澎到重庆不久，发生了“皖南事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龚澎设法把有关事变真相的资料交给外国记者，向国外发布。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龚澎以大量事实说服英国驻华大使卡尔，指出“同室操戈”有可能导致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引起了卡尔的共鸣，他马上邀请周恩来到寓所商谈，然后如实向国内报告。随后，英国政府警告蒋介石，内战只会使日本人加强对中国的攻击。

龚澎以其独特的魅力与外国记者建立了广泛的联系。1942年，她被任命为南方局外事组副组长。正当龚澎的事业蒸蒸日上之际，生活上的打击却接踵而至。先是1942年7月29日，她的父亲龚镇洲在桂林去世，接着又传来在太行军区第二军分区任政委的丈夫刘文华病故的噩耗。不到一个月，痛失两位亲人，龚澎悲痛欲绝。周恩来、邓颖超对她多方抚慰，使她的心情慢慢平复下来。

龚澎不断地用更紧张的工作来舒缓自己的哀痛，渐渐从丧父失夫的苦楚中挺立起来。这时，一位青年才俊来到她的身边，这个青年就是乔冠华。

由于工作关系，龚、乔两人几乎天天见面。一个是风度翩翩、知识渊博的“才子”，一个是聪颖美丽、富有才华的“佳人”，两人的合作可谓珠联璧合。1943年11月，龚澎、乔冠华终于喜结良缘，曾家岩50号三楼原叶剑英的居室成为他俩的新房。

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龚澎、乔冠华全程陪同毛泽东会见和往访美国、英国、苏联、法国驻华大使以及外国朋友，阐述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龚普生是经龚澎的引荐在重庆认识周恩来的。龚普生1939年率中国青年代表团到荷兰阿姆斯特丹参加世界基督教青年大会，回国后，周恩来与她亲切交谈，建议她前往美国继续学习深造。

1945年4月，周恩来派《新华日报》总编辑章汉夫，作为中国代表团中共代表董必武的秘书，到美国旧金山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此时，龚普生正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国际关系专业博士学位，作为志愿者参与联合国事务性工作，常常看望董必武等“娘家人”，协助他们做一些辅助工作，由此结识了也是单身的章汉夫。

1948年，龚普生奉召回国，在西柏坡中共中央统战部工作。1949年5月，章汉夫任上海市政府外侨事务处处长。6月中旬，邓颖超去上海接宋庆龄到北平，按照周恩来的授意，顺道送龚普生去上海与章汉夫完婚。邓颖超对龚普生说：“你的家长不在身边，我就作为女家的代表送你出嫁了。”7月1日，章汉夫、龚普生举行了简单的结婚仪式，邓颖超做了他俩的主婚人。

章汉夫、乔冠华开创新中国外交局面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武装侵略台湾，中国出兵抗美援朝。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外交斗争是对新中国外交的一个严峻考验。那时，中央急需掌握有关国际动态信息。龚澎带领外交部新闻司，一天连出几期内部刊物报送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参阅。

当时美国曾扬言要在朝鲜使用核武器，外电报称美军已有战术核武器部署到冲绳。龚澎立即通过在欧洲的战友，成功获取了有关美军战术核武器的内部资料，包括其打击范围、杀伤力，美军如何自身防护等情报，了解到美战术核武器实际杀伤力并不像外界渲染的那么大，只要防范得法，它对我方的打击是可承受的。毛泽东十分重视这份情报，高度肯定了这项工作，特地在龚澎的陪同下接见了执行这次任务的同志。

1951年6月底，周恩来“点将”李克农、乔冠华参加朝鲜停战谈判。赴朝前，毛泽东召见李克农、乔冠华，与他们就停战谈判问题进行了长时间谈话。7月4日，周恩来为李、乔送行，又嘱咐他们：“当行则行，当止则止。”

朝鲜停战谈判全盘工作由李克农主持，乔冠华协助，对外称“群众工作队”，李克农称“李队长”，乔冠华称“乔指导员”。与美军代表直接唇枪舌剑、短兵相接的是志愿军代表邓华和解方将军，李、乔对外不露面，在幕后布局谋篇。在长达两年多的漫长停战谈判斗争中，以乔冠华为首的智囊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乔冠华在朝鲜从事停战谈判工作期间，周恩来特地安排龚澎去开城松岳山麓来凤庄探亲，后来龚澎在北京诞下女儿，取名“松都”(意即松山有孕，首都出生)。

1953年2月初，毛泽东、周恩来根据朝鲜战局的发展变化，分析美国有可能再次回到板门店谈判桌上来，于是电告李克农、乔冠华：“是否可以再给他一个台阶下，是否由我方主动提出复会”，要乔冠华研究并提出建议。

2月19日，乔冠华复电陈述自己的看法后，建议：“一动不如一静，让现状拖下去，拖到美国妥协。”毛泽东、周恩来同意了乔冠华的看法。果然，3天后(2月22日)，联合国军新任总司令克拉克致函朝、中方面，建议在板门店先就交换战俘问题进行谈判。4月26日，中断了6个月零18天的停战谈判，又在板门店重新开始。

1955年4月，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参加在印尼万隆召开的亚非国家首脑会议，章汉夫、乔冠华随行。在这次会议上，由周恩来倡议，先后写入中印、中缅联合公报中的处理国际事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众多国家政府首脑一致赞同，被誉为“万隆精神”。这一提法至今被誉为外交史上的创举，这里面浸透了章汉夫、乔冠华等人的心血和汗水。

代表新中国第一次登上联合国舞台

1969年3月，中苏边境发生了珍宝岛武装冲突，两国关系空前紧张。9月1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参加越南领导人胡志明的葬礼，回国途中在北京机场逗留。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乔冠华陪同周恩来与柯西金举行了3个小时的会晤。

根据两国总理达成的协议，10月20日在北京开始了中苏边界谈判，乔冠华任中国代表团首任团长。他在内部反复强调，既要坚持原则，又要讲究谈判艺术，在谈判桌上不必恶言相对，没有本事的人才会骂人。

在谈判中，针对苏方的无理与霸道，乔冠华绵里藏针地指出：“想不到来自列宁故乡的苏联代表团竟堕落到如此地步!难道你们要把原子弹悬在谈判桌上，让我们在威胁之下谈判吗?”

经过艰苦谈判，双方首先签订一个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临时协议，为后来的谈判开了一个好头。

197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中国派代表团出席第二十六届联大。酝酿代表团团长的人选时，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派一个代表团去联大，让乔老爷做团长。”

当时，龚澎刚去世不久(注：1971年10月20日，龚澎因病去世，时年56岁)，乔冠华不顾丧妻之痛，废寝忘食地准备着联合国之行的各种文件、资料。11月8日晚，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代表团全体成员时，幽默地说：“送代表团规模要扩大，要提高规格。到联合国，要采取阿庆嫂的方针，不卑不亢。”11月9日下午，由乔冠华率中国代表团乘专机离开北京时，周恩来、叶剑英等党政领导人和首都4000多群众在首都机场欢送。

1971年11月15日，中国代表团以联合国正式成员身份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乔冠华健步走上联合国讲坛，发表了充满激情的讲话，发言结束时，联合国大厅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由于乔冠华的才学和他在本届联大的出色活动，自1971年至1976年的历届联大，中国政府都派出以乔冠华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大会议。

(本文原载《党史纵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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