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海德之子：我们家与周恩来、邓颖超的五十二年

在周总理的外交生涯中，他接见过成千上万的外国人，但和他共同打过仗、行过军，一起吃住，并为他治伤看过病，又有40年交往的外国人，可能只有我父亲——美国医生马海德。

接待两位美国人

周总理参与过的外事活动不计其数，但与美国人的交往并不多，其中成规模的有一大一小两场迎宾活动。规模大的那场，是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访华之行。当天上午，周总理从西花厅乘车出发，一支庞大的红旗车队半个小时后来到首都机场停机坪。周总理和整齐排列的仪仗队、军乐队、少年儿童以及各级官员近千人，准备迎接尼克松。这是划时代的历史时刻——上午11时30分，尼克松乘坐的“空军一号”缓缓降落，他就此成为踏上新中国土地的首位美国总统。

1972年，尼克松抵达首都机场后，赶快向前同周恩来握手

舱门开启，尼克松快步走下舷梯，赶紧向前来迎接的中国总理周恩来伸出手。这是因为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了周恩来向他伸出的手。18年后，尼克松代表美国政府改正了错误。中美两国领导人震惊世界的这一握手长达一分钟，美国还通过地面卫星站，向全世界播出了尼克松访华的全部画面，全世界都注意到这一主动伸手的细节，这直接传达出“总统主动访华”的态度。可见，这是天大的事，规模之大、意义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尼克松对中国为期7天的访问收获满满。

美国总统是怎么知道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由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欢迎他访问的呢？那是在1970年12月18日，中国的领袖毛主席接见他的朋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亲口说的。那次谈话，虽然在场的只有毛主席、斯诺、王海容和翻译唐闻生，但完整的谈话记录见于唐闻生对每句话的翻译笔录。周总理根据笔录形成文件，经毛主席审阅同意后存档。几个月后，斯诺将毛主席告诉他的欢迎美国总统访华的消息告诉了全世界，才有了后来的事情。

周总理最早迎接了美国总统尼克松，这称得上是他一生中最大规模的迎接美国人的活动。而最小规模的就是迎接我父亲马海德。

1936年夏天，我父亲应中共中央、中央红军邀请，在宋庆龄的悉心安排下，由上海经西安，去给长征结束后的红军治伤看病。与他一同进入陕北苏区的还有要求采访红军的斯诺。7月8日，他俩从延安城出北门前往安塞，没有汽车，只有两头驴，驮着我父亲特地准备的大量药品和医疗用品，以及斯诺的摄影器材、行李等。抵达安塞白家坪时，骑着高头大马的一队人迎面而来，领头的人敏捷地从马背上跳下来，一边热情地握手一边用英语说：“我是周恩来，欢迎你们到来。”父亲后来常跟我念叨，他怎么也没想到，红军最高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会亲自带着叶剑英、李克农和一小队人马，从几十里外专程来迎接他这么一个26岁的医生。

1936年，迎接马海德和斯诺时的周恩来(斯诺 摄)

1936年7月，斯诺设计了与周恩来巧遇后握手的场景，请马海德用16毫米摄影机拍摄下来

在我看来，当时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人之一骑马几十里亲自来迎接他们邀请的外宾——马海德，这可能是周总理一生的第一次外事活动，既是最小规格的，也是最早的，又是最为特殊的一次。

毛泽东和周恩来说：“马海德这个名字改得好！”

和周恩来同吃同住同行三天后，他们到了保安(1936年6月更名为志丹县)，即中共中央驻地。抵达苏区的当晚，父亲就见到了毛主席。

在那里，父亲接诊的第一位重要病人是周恩来。在接受全面细致的检查时，周恩来坦然说起自己在长征路上得了严重的阿米巴肝脓肿，当时条件艰苦，只能简单排脓，现在倒是好多了。父亲仔细听诊后，告诉他说：“恢复得很好，没有大碍，无需担忧。”

邓颖超正被肺病缠磨着。在那个年代，肺病几乎就是不治之症，红军连最基础的抗生素都没有。父亲结合苏区的实际条件，提出了实用的疗养建议：“天气晴好的时候，多晒晒太阳，呼吸新鲜空气，对您的病会有好处。”谁也没料到，这个看似简单的法子真的创造了奇迹。几个月后，邓妈妈的肺病竟慢慢痊愈了。这份救命之恩邓妈妈记了一辈子，即便时隔多年，她仍会对着我们晚辈念叨起当年父亲的细心与真诚。

8月16日，父亲和斯诺来到宁夏豫旺堡红一方面军总指挥部，受到彭德怀司令员及红军指战员们的热烈欢迎。斯诺结束采访要离开时，父亲说他要留下参加红军。周恩来和毛泽东非常高兴，父亲很快成了红军医生。和红军将士熟悉后，他们认为我父亲的名字太啰嗦，要改一下。红军里的一个“高人”告诉他：“宁夏有一句俗语，‘十个回回九个马，一个不姓马就姓哈’，你就姓马吧！”我父亲想，马这种动物好啊，善良又能吃苦耐劳，便决定姓马，把自己的原名乔治·海德姆改为马海德。毛泽东和周恩来知道后，都说这个名字改得好，并任命他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卫生顾问。

10月，红军的三个方面军胜利会师，在豫旺堡的河滩上，全体指战员听时任红军总政委张国焘讲话。周恩来也来了，但没参会，他悄悄地把我父亲和廖承志带在了身边。有一位四方面军的伤员说：“就在那时大胡子中央领导来慰问他们，身边带着一个外国医生，后来才知道是周恩来副主席和中革军委卫生顾问马海德大夫。”

11月20日至22日，红军三个方面军精锐打了一场山城堡战役，用三天两夜消灭了胡宗南部一个旅和两个团。周恩来命令我父亲上战场救护。父亲回忆说，战斗一开始真把他吓坏了，子弹在头上飞，迫击炮弹在身边炸，直到伤员被救下来叫医生时，他才清醒过来，赶快组织救护。这是我父亲参加的周恩来亲自参与指挥的战役。

父亲为周总理骨折的胳膊做治疗

1939年夏天，周恩来骑马去党校作报告，在党校附近延河岸边的小道上，为避让前方同行人员的马匹紧急拐弯，所骑的马因路面土坑失蹄，他不慎坠马，导致右肘关节粉碎性骨折，伤势严重。可当时延安的医疗条件太差，不能手术，连像样的专用固定夹板都找不到。总理的胳膊太重要了，不仅要治好，还得让他今后能正常地生活和工作。父亲和印度援华医疗队的医生研究，固定了一个角度，确保不耽误总理今后的吃饭、写字、握手和批阅文件等。后来，蒋介石安排用自己的专机送总理到迪化，再由苏联人安排交通到莫斯科治疗。但这个由我父亲为其胳膊固定好的特殊姿态，从此伴随了周总理一生。为什么蒋介石能派专机送周恩来？因为周恩来曾请共产国际把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送回国，蒋介石要还这个情。

周恩来从重庆返回后与马海德在延安机场握手

在延安时，我父亲有一个参加过长征的伙夫，叫王德牛，他在“文革”时当上了江西德兴县的革委会主任。有一次他来北京看我父亲，说北京出了“北京吉普”，他需要一辆。我父亲找了周总理说，当年摔断胳膊后几个月里抬担架的人中就有王德牛，他希望有一辆北京吉普，总理果真批给了他。王德牛那时还跑到张家口，在我劳动锻炼的部队参加了我的婚礼。

新中国成立后，在政务院任总理的周恩来太忙了，但他还是在百忙之中批准了我父亲这个美国人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我父亲成了第一个加入中国籍的美国人，他也从那时起选择了一条更艰辛的道路——投身于性病与麻风病的防治事业。

周总理促成我叔叔来华探亲

“文革”的阴霾笼罩了整个中国，许多革命前辈和国际友人都受到了冲击，我们家也未能幸免。家里被抄得一片狼藉，母亲遭到批斗，被送往干校劳动改造，每天天不亮就要下地干活；父亲的不少战友、同事也被游街批斗，关进了牛棚，失去了自由。尽管如此，我也从未见父亲抱怨过什么。

1970年，斯诺来华访问。在陪同斯诺参加的一次外事活动中，父亲向周总理报告说，他在美国的亲弟弟想来华见哥哥，他们已经37年没见了。当时，中美尚未建交，跨国探亲难如登天。没想到总理听后马上说：“欢迎欢迎，我来安排。”因为美国护照上写明不许前往中国，叔叔在总理的安排下，拿到由香港中国旅行社发的进入中国大陆的旅行证，才顺利来到北京。我当时在张家口劳动，因斯诺想见我，才回到北京。1971年的一天，我和父母一同前往机场，接未曾谋过面的叔叔。机舱门一打开，出现了一个穿着红西装的大个子“美国佬”。后来叔叔说是看报纸上讲“中国山河一片红”，所以特意穿着红西装来了。整个夏天，父亲、母亲还有我和妻子在周总理的安排下，陪同叔叔走遍了祖国大江南北。从北戴河的沙滩到北京的长城，从陕西的延安到上海、杭州、广州、深圳，叔叔看到了一片祥和景象，他逢人便说：“中国真伟大，中国人民真友好。”是周总理的细致安排，让他看到了中国最美好的一面。

在深圳罗湖口岸送别时，父亲和叔叔紧紧拥抱在一起。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我叔叔。因此从我的角度讲，我也特别感谢周总理。

我叔叔来华时，宋庆龄听说马海德的弟弟从美国来探亲，就送来一条熊猫烟，还亲笔用英文在上面签了名。叔叔带回美国后，他的孩子们说，他到死都没舍得抽这条烟，他说很喜欢，想留念。后来我要回了这条烟，至今还藏在我的衣柜里。

周总理对国际友人的守护，远不止我们家。1973年3月8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开了一个为在“文革”初期参加运动的外国人爱泼斯坦夫妇、夏皮诺、魏璐诗、柯鲁克等平反的大会，他们都被关押几年了。总理在会上说：“这些国际友人过去没有历史问题，是好朋友、好同志，他们的问题解决了，各单位不要再追究了。”然后和所有的外国人及他们所在单位的领导、军代表、工宣队的人一起吃饭，一桌一桌地同每个人碰杯。毛主席的夫人当时也参加了，应该是毛主席的代表吧。

周总理和父亲最后一次会面

给在“文革”期间被关押的外国人平反的起因，也是1970年斯诺来华。由于要等毛主席有空时见他，斯诺有很多空余时间来我家做客。我父亲告诉他，很多国外来的老朋友失去了自由，他们在国外的亲友给父亲写信过问，但父亲没办法，所以想看看斯诺是否能帮助他们。斯诺说，他可以告诉总理，因为他在中国的一切安排都是总理定的。我父亲说恐怕不行，得直接跟主席说，就说爱泼斯坦夫人埃尔西的家人找不到他们，请斯诺帮助。1970年12月18日，毛主席接见斯诺。在二人的谈话中，毛主席多次批评了“个人崇拜”，并说到了“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这次谈话对后来中美两国的接近产生了重要影响。谈话的最后，斯诺提出埃尔西在国外的家人想和她取得联系，主席说他知道了，会找总理过问一下。第二年，这些人就都被放了出来，之后也有了总理在大会堂给他们下达平反的指示。

1972年年初的一天夜里，斯诺夫人打来电话告诉我父亲，斯诺因胰腺癌晚期，已经卧床不起，医院不收，又请不起家庭医生，急需帮助。父亲很快把这个消息报告给廖承志，廖公报周总理，总理立刻转呈毛主席。父亲说，中南海的决策几乎是以分钟计算的，很快就由他带队，带着由日坛医院的医生、护士组成的医疗小组飞往瑞士。周总理又请我父亲和斯诺在红军时的好友黄华大使从南美赶到瑞士斯诺家，三个人36年后又聚首了。斯诺高兴地说：“我们三个‘赤匪’又见面了。”2月15日，斯诺在老朋友们的守护中停止了呼吸。他的夫人说：“多少金钱都买不来医生、护士的眼泪。”她不知道，毛主席、周总理绝不会忘记曾经帮助过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

从周总理1936年7月8日在陕北迎接我父亲和斯诺，到1973年10月19日将斯诺的部分骨灰葬在北京大学，中间跨越了37年。这37年是一个轮回。我和我父亲也参加了那天的下葬活动。仪式结束后，总理低头走在未名湖边的小路上，我走在旁边，一个外国记者上前来问总理，未名湖没名字，为什么不改名叫“斯诺湖”？总理说：“那是北大革命师生的事，不是我能管得了的。”那天分别时，总理叫来了当时的卫生部部长，拉着我父亲的手对她说：“马海德同志是我们的好同志、好朋友，你要多关心他、帮助他。”这是周总理最后一次和我父亲会面。

1976年，周总理去世，我在大会堂参加了追悼会，我是和耿飚的小女儿一起去的。

邓颖超将与马海德的握手合照赠予马海德，并签名题字

周总理办公桌上的万年历

1983年11月22日，恰逢我40岁生日那天，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为父亲来华50周年举行了盛大的宴会。邓小平说：“50年，半个世纪，不容易呀！”

按照惯例，邓颖超是政协主席，作为常委，不能和邓小平同时出席。邓妈妈说：“不见报纸、不放广播，不说名字，我也一定要来，马大夫救过我的命，总理也很敬重他。”会上，我们一家人围在邓妈妈身边，她小心地拿出一件礼物说：“这是总理生前办公桌上天天看的万年历，现在留给你们，留个纪念。”父亲代表全家表示感谢，说全家人怀念周总理。“文革”后，父亲回到卫生部做顾问，邓妈妈批示：“马海德顾问你们不得只顾，还要问。”

邓颖超在马海德来华50周年宴会上赠送周总理的万年历

父亲当了政协常委后，他又给胡耀邦推荐了十几个入了籍的国际友人、外国专家进入全国政协，做了委员来参政议政。

1981年，宋庆龄去世前，邓妈妈常常来她在后海46号的驻地。我是宋庆龄唯一的摄影师，邓妈妈总把我叫到她身边聊天。宋庆龄去世后，邓妈妈送她的骨灰回上海，在专机上，父亲坐在邓妈妈身边，我为他们拍了照片。我想，邓妈妈1949年拿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笔信，到上海迎接宋庆龄到北京参政，1981年，邓妈妈又从北京把她的骨灰送回上海，这32年又是一个轮回。

1988年，父亲离开了我们，邓妈妈出席了遗体告别仪式。她拉着我的手说：“一定要争取像你父亲一样做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第二天，我拿着登载父亲逝世消息的报纸找到我单位的党支部，说邓妈妈希望我入党。我努力向党组织靠拢，不久我就入党了，我感谢邓妈妈。

在周总理去世前后，我父亲是每天骑车半个多小时去阜外医院皮肤科出门诊的医生。总理的吊唁活动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为中国人民辛苦奋斗了一辈子的周总理已经留下遗嘱，要把骨灰撒在北方大地，什么也不留。周总理从来没到过美国，但在美国土地上的联合国总部前，为周总理降半旗7天，以表达对他的悼念。

每当收音机里播放郭兰英唱的《绣金匾》，“三绣周总理，人民的好总理……”父亲、母亲和我都会默默流泪。

2026年1月，马海德的曾孙马铭德手捧周总理送给他们家的万年历

(樊燕采访整理，本文原载《炎黄春秋》2026年第3期，有删节)

微信扫一扫｜长按识别，进入读者交流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