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开明的政治风气是怎样形成的？

导读

从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落户陕北，到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在陕北吴堡县东渡黄河，离开陕北，这近13年时间称之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13年，创造了“延安奇迹”。

中共创造“延安奇迹”

毛泽东曾称赞：“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众所周知，陕北是中国最贫穷和落后的地区之一。共产党来这里之前，政治黑暗，恶霸横行，民不聊生。而中共来到这里才几年时间，到底用了什么灵丹妙药，让这个穷乡僻壤的风气大变呢？

中共在长期的斗争中，一直注意保持清廉和开明的党风和政风，重视深入基层，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对于这一点，就连在大革命时期与中共共事的国民党将领张发奎都不得不佩服：“当共产党人下基层工作时，国民党人忙于往上爬。”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又在苏区广泛推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制度，使各级政府和党组织更贴近革命群众，有利于保持清正廉洁的作风和党政机构的高效率。

基于长期党和政权建设的丰富经验，中共在延安推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推进革命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这是“延安奇迹”的根本原因。

纪律严明的政党建设

毛泽东一再强调：“党的建设是一项伟大工程。”作为革命根据地的“执政党”，党的建设是政权建设的根基。而清正廉洁，厉行廉洁政治，是党在延安时期民主政治建设的显著特征。

早在1937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一份材料的批语中就明确指出：“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体现了“从严治党”的理念。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和《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的顺利实施，进一步明确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和政府还相继制定和公布了《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条例》《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等法规，把廉政建设逐步纳入了民主和法治的轨道。

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在延安时期，无论是领导人还是普通的士兵和民众，在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没有特权。延安时期，为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毛泽东领导边区军民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央局的领导同志还分别组成几个小组，安排一些劳动，这些劳动毛泽东都带头参加，他还在菜园开了一片地，种上西红柿、辣子、倭瓜等菜，一有时间就到菜园劳动。

到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由于敌顽的封锁和自然环境的恶劣，根据地的干部群众生活更加困难，党员干部中懈怠之风、享乐情绪、铺张浪费、因循守旧等习气有所抬头。党针对这一情况，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开展了深入的整风运动，及时将不良风气扼杀在萌芽状态。

普遍、自由、直接、平等的选举

为了给抗日战争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边区政府必须选举自己的代表组成政权机关，建立亲民政权。因此，陕甘宁边区政府实行了普遍、自由、直接、平等的选举制度，规定凡居住在边区年满16岁的民众，“无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的区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在实际投票中，群众有许多创造，采取了投豆、画圈、画杠、燃香在纸上烧眼等办法，开创了“草根民主”的先河。这一制度规范了当时的民主普选运动，唤醒了人民的政治热情，启发了人民参政、议政、主政的思想意识，许多足不出村的小脚老太太，都骑着毛驴，翻山越岭，赶到选举地点。

到1937年10月底，乡、区、县三级选举完成，有70%的选民参加了投票。12月选出500多名边区议会(注：1938年11月改称参议会)议员，进而组成了边区政府。

延安时期进行的四次选举，堪称国史、党史上民主选举的典范。选民们也用民谣、小曲来表达自己的心声：“民主政治要实行，选举为了老百姓。咱们选举什么人？办事又好又公平。”

“三三制”和精兵简政的政权建设

为了全面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抗日民主政权，改善和加强对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导，陕甘宁边区实行了“三三制”原则，即在政权机关人员的配备上，共产党员占1/3，他们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左派分子占1/3,他们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占1/3，他们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

“三三制”原则理顺了执政党与政府的关系，避免了走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老路。同时，也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党政关系，协调了各阶级阶层的关系，调动了非党派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增强了决策的正确性。

1941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抗日根据地出现了严重困难，面临兵多粮乏、政繁赋重的现象，爱国民主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提案。“精兵”之目的在于提高军队人员素质，提高战斗力，更好地战胜敌人，巩固、发展和扩大根据地，保卫和发展抗日民主政权；“简政”之目的在于紧缩行政机构，健全工作制度，提高工作效能，厉行节约，发展经济，更好地动员群众抗战，保证抗日战争的胜利。该提案以高票通过。

此后，精兵简政作为陕甘宁边区的中心工作之一实施起来。同时，为密切军政、军民关系，还开展了“拥政爱民”和“拥军优属”运动，都取得了良好效果。

优良的作风建设和开明的文化氛围

在反对官僚主义、走群众路线上，延安时期建立了较好的制度，即把自上而下的检查和自下而上的检查结合起来，而以自下而上的检查为主。陕甘宁边区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指出，防止官僚主义有效的药剂，是发动人民自下而上的批评、监督、控告，以至要求罢免(对上级人员)，或直接实行罢免(对乡村人员)。党建立起这套机制，是延安时期克服官僚主义的依靠。

延安时期，毛泽东最反对摆官架子，他最喜欢到群众中听他们反映疾苦，向他们了解情况。毛泽东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和村干部、老农一起交谈，询问生产、生活等情况。平时只要有群众来，主席不管工作再忙，也要马上热情接待，从不敷衍应付。

毛泽东曾告诫全党全军，群众是我们的手和足，离开了群众我们就寸步难行，什么工作也做不好。要多接近群众，多向群众学习，多做群众工作。他还说，许多事情，群众往往比我们知道得早，知道得多。没有群众，我们是做不好工作的。

毛泽东心里时刻装着群众。有一次，毛泽东到359旅，途中遇一背麦子的老太太，老人走路十分吃力。主席立即吩咐警卫帮老人家把麦子背回家。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没有明显的等级制，群众有什么话都可以说，没人干涉，也没人抑制。边区政府规定，只要是抗日的，对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有好处的出版物或者言论，无论是源自任何团体、机构、党派和个人，都享有出版和发表的自由，政府还给大家提供会场和印刷设备的便利条件，也没有思想的统治。

开明的政治言论和学术氛围，为抗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政治文化理论奠定了坚实基础，促进了边区政府民主政治的形成。民主政治建设的有效推进，使延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政治清明，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支持，被誉为“民主的政治，廉洁的政府”，成为进步人士向往的圣地。

(据凤凰历史 杨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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