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渡赤水为什么没有被毛组织写进《七律·长征》？

油画《四渡赤水出奇兵》(局部 邵亚川 作)。

在中共党史军史长卷中，四渡赤水无疑是最为绚丽的篇章之一。这场被誉为“堪称毛泽东军事指挥艺术的巅峰之作”(《长征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年版，第127页)“中央红军长征中最惊心动魄、最精彩的军事行动”(《红军长征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7年，第113页)，不仅彻底打破了蒋介石围歼红军的迷梦，更为红军赢得了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毛泽东非常珍视这段经历，将其视作自己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在毛泽东那首唯一全景式展现长征历程的《七律·长征》中，我们却寻觅不到关于四渡赤水的只言片语。

为何毛泽东最为骄傲的军事杰作，在其最重要的长征诗篇中缺位？不明就里者往往将原因归结于“四渡赤水”提法滞后上，但历史的真相并非如此。梳理分析相关史实后，我们认为：即便“四渡赤水”相关提法在创作《七律·长征》时已经存在，毛泽东依然不会在诗中予以表述；四渡赤水未入《七律·长征》的根本原因，是毛泽东作为诗人政治家基于时局权衡研判和立足革命事业需要而作出的智慧抉择。

一、术语滞后：四渡赤水未入《七律·长征》之表象溯源

《七律·长征》创作于1935年10月长征临近结束时，旋即在红军内部流传，1936年毛泽东书赠斯诺，开始产生国际影响。而“四渡赤水”作为完整军事术语，迟至20世纪60年代才逐渐定型。这一客观史实，一度成为“提法滞后说”的根本支撑。要检验“提法滞后说”是否合理，须先追溯四渡赤水从行动到术语的完整演化过程。“四渡赤水”术语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

《七律·长征》

分次叙述阶段。检视四渡赤水系列军事行动期间及此后十余年的核心文献，均未见“四渡赤水”这一表述。毛泽东于1936年12月发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虽深刻总结了包括四渡赤水在内的整个运动战原则，但并未将其作为独立战例命名。陈云1935年秋撰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虽详细描述了转战黔北的经历，但通篇未见相关术语。红军抵达陕北后编纂的《红军长征记》(初名《二万五千里》)，其中对赤水河流域的战斗记述，均采用分次叙述的方式。同时期红军大学编写的《中国工农红军简史》等军史教材，也遵循此叙事模式。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类回忆录与地方史资料汇编在提及这段历史时，依然沿用旧例，表明“四渡赤水”表述在20世纪50年代尚未定型。

过渡提法阶段。在“四渡赤水”定型前，曾出现过试图概括该军事行动特征的过渡性提法，其中以“四进四退”最具代表性。1935年10月15日，陈云在向共产国际汇报时指出：“……这便是我们在黔北地区四进四退的原因……”。无独有偶，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也采用了相似表述：红军在黔北“不得不四进四退”。此提法形象地勾勒出红军为调动敌军而进行的大范围机动，抓住了运动战的重要特征，但未能简洁有力地概括出整个军事行动的核心地理特征与连续作战过程。这一表述在长征结束后的十余年间仍有一定影响，成为从分次叙述走向术语定型的中间环节。它反映了亲历者对四次渡河之间内在联系的初步把握。

《星火燎原》精选本。

术语定型阶段。1956年，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起“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活动，催生了《星火燎原》。其中，刘伯承的《回顾长征》、张爱萍的《从遵义到大渡河》等文，均提及“四渡赤水河”。然而，联系上下文分析，这里的“四渡赤水河”更倾向于指代“第四次渡过赤水河”这一具体行动。关键的转折点在1960年6月遵义会议纪念馆编写的《红军长征在贵州》出版，书中专设“四渡赤水河，再占遵义城”章节。从语义与内容判断，此处的“四渡赤水河”已明确指向四次渡河作战的整体，具备了术语雏形。同年8月，戴镜元著《长征回忆——从中央苏区到陕北革命根据地》出版，其第四章标题直接为“四渡赤水，二占遵义”，内文多次使用“我军四渡赤水期间”的表述。这被认为是目前可考的最早将“四渡赤水”作为完整军事行动名称使用的公开出版文献。此后，随着这些权威军史党史著作的广泛传播及相关研究的深化细化，“四渡赤水”迅速固化，成为标准表述。学界普遍认为，毛泽东亦是在阅读这些后期史料后才接受并使用这一概念的。

“四渡赤水”定型比《七律·长征》创作晚了四分之一世纪。但仅凭时间差便断定诗中未写该军事行动是因为当时尚无此说法，显然不够。

二、谋篇取舍：四渡赤水未入《七律·长征》之主观抉择

将四渡赤水未入《七律·长征》简单归因为提法滞后，既掩盖了历史叙事的深层逻辑，更低估了毛泽东兼具诗人才情与政治家远见的叙事智慧。

根据毛泽东创作风格研判，如果革命事业确有需要，他必然会在《七律·长征》中创造反映四渡赤水宏大场景的词句。毛泽东是语言运用大师，为了深刻反映重大历史场景，他常常不拘一格创造新词汇，赋予其新内涵。早在1931年春创作《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时，反“围剿”这一军事概念尚未正式定型，他便在该词中直接使用，成为这一术语的早期提出者。在1935年红军长征途中创作《念奴娇·昆仑》时，为描绘昆仑山的雄伟气势和隐喻革命力量磅礴气势，他将古词“横空”与“出世”首次组合，形成新词“横空出世”。在中共七大会议闭幕式的讲话中，他借寓言故事《愚公移山》，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形象地比喻为压在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据此推断，如果毛泽东在创作《七律·长征》时，决意将四渡赤水这一宏大叙事写入其中，他自然会创造出诸如“赤水四渡”“赤水往复”“赤水行动”等凝练性词语予以反映。

毛泽东

《七律·长征》对遵义会议后的军事行动予以差异式地呈现，这种不合常理叙事背后必然另有深层原因。《七律·长征》并不排斥具体历史叙事，而且对四渡赤水之后的三次军事行动均予以浓墨重彩反映，“金沙水拍云崖暖”指向巧渡金沙江，“大渡桥横铁索寒”直指飞夺泸定桥，“更喜岷山千里雪”则是翻越最后一座大雪山的写照。诗人以此三个点位完成了从艰难走向胜利的叙事。但值得注意的是，巧渡金沙江与飞夺泸定桥均发生于四渡赤水之后不久，无论从作战规模、行动区域、时间跨度、战术复杂程度还是战斗频次等多方面来看，四渡赤水都远超这两次行动。若毛泽东有意以微观意象反映这一时期，他完全可以在诗中嵌入“赤水”“黔北”“川南”“桐梓”“遵义”等代表性地名。然而，他偏偏避开了规模更大、进程更曲折的有关四渡赤水的地点，转而聚焦其后两个相对局部的渡江夺桥事件。至此可知，即使是从微观层面而言，《七律·长征》在应该“有所为”之处仍然采取了“有所不为”的态度。这些“反常”之举，显然另有其因。

《忆秦娥·娄山关》

《忆秦娥·娄山关》的创作与1960年“得意之笔”之说，更加从反面印证了毛泽东当时未提“四渡赤水”是刻意而为。1935年2月，中央红军二渡赤水攻克娄山关后，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忆秦娥·娄山关》。这首词展现了红军在千难万险中坚定前行的革命意志，同时也深刻折射出他在指挥赤水河军事行动中的战略思考与情感体验的历程。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毛泽东唯一一首直接反映四渡赤水的作品，也是他全部八首长征诗词中唯一描写具体战斗场景的篇章。如果说该词表达了他当时对这一军事行动的真实内在情感，那么1960年的那场谈话则公开表明了他多年之后仍对四渡赤水“念念不忘”。当年，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华，盛赞毛泽东对三大战役的指挥艺术，毛泽东却出人意料地纠正道：“我的得意之笔是四渡赤水。”这两件事前后呼应，充分说明毛泽东对四渡赤水可谓“情真意切”。他之所以在《七律·长征》中只字不提，并非遗忘或轻视，而是基于更高层面的政治考量而作出的“割爱”。

作为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的经典之战，四渡赤水未入《七律·长征》绝非偶然疏漏，而是其站位远高于诗歌主题、情感表达与战略叙事层面深思熟虑后的刻意而为。

三、时局研判：四渡赤水未入《七律·长征》之政治考量

作为非凡的政治家，毛泽东的诗词饱含鲜明政治诉求。在1935年10月那个特定历史时刻，他迫切需要通过《七律·长征》进行一次重要的政治宣示。在艰难思考权衡后，他毅然舍弃“四渡赤水”相关叙事。这背后至少蕴含着三个层层递进、相互关联的政治考量。

规避内部争议以巩固初步确立的政治权威。1935年1月遵义会议，毛泽东重新进入中央领导核心，但此时他的权威并非绝对和巩固，会议只是“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其分工仅被确定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是源于周恩来等人的不断支持信任，以及在后续历次战争实践中逐步确立和持续强化而来的。四渡赤水正是这一过程的“试金石”。在此期间，部队在黔北川南频繁机动，行军艰苦，部分指战员对毛泽东“忽东忽西”的战术不理解，产生了疲惫和埋怨情绪。林彪曾在会理会议前提出“走弓背路”的质疑，他在给中央的信中写道：“我们走的尽是弓背路，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应该走弓弦，走捷径。”(《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年，第455页)彭德怀在自述中也提到：“当时部队确实很疲劳，大家对来回渡赤水有些议论。”(《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 1981年，第198页)林彪的抱怨和彭德怀的反映，正是这种内部分歧的集中体现。站在事后诸葛亮的角度，四渡赤水堪称“军事奇迹”，但身处当时的层层迷雾之中，它更像是充满一定争议和不确定性的军事“冒险”行动。将这样一个在过程中存在一定异议的战事写进旨在弘扬胜利主旋律的诗篇，会在传播中反复提醒人们那段存在分歧的岁月，从而削弱毛泽东刚刚建立起来的军事权威和政治威信。

因此，毛泽东选择“战略性遗忘”，不去凸显过程伴随内部一定杂音的四渡赤水战事，而是选取了更具共识、苦难属性更纯粹、象征意义更明确的“五岭”“乌蒙”“金沙”“大渡”“岷山”这些意象。通过这种选择，毛泽东将长征塑造为一个团结向前、克服万难、走向胜利的凯歌，有力地巩固了他在遵义会议后初立的、仍需强化的领导权威。

淡化个人功绩以塑造集体领导的良好形象。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强调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尤其在经历了博古、李德等人的“左”倾冒险主义，其个人专断给革命带来巨大损失后，党内对突出个人、个人英雄主义抱有高度警惕。毛泽东本人也是依靠“集体领导”这一组织原则重返领导岗位的。如果在诗篇中浓墨重彩描绘最能体现其个人军事谋略的四渡赤水，固然能彰显其卓越才能，但却与当时需要大力弘扬的“集体领导”原则产生微妙冲击破坏。《七律·长征》的通篇主语是“红军”。“红军不怕远征难”“三军过后尽开颜”，所有的壮举、所有的艰辛、所有的成功，都归属于“红军”这个集体。它传递的信息是：长征的胜利，是党的集体领导的胜利，是红军指战员共同奋斗的胜利，是人民军队性质的胜利，而非仅仅是某个军事天才的胜利。

电影《四渡赤水》海报。

毛泽东自青年时代起，就始终秉持“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哲学观点和政治理念。他将四渡赤水的功绩“隐藏”在“万水千山只等闲”的宏大叙事中，正是这一历史观在诗歌创作中的自觉实践。他主动削弱个人色彩，强化集体形象，使得《七律·长征》成为宣传“人民史观”和“集体英雄主义”的典范文本。这种选择，极大地增强了其政治领导的合法性，为他后来成为全党全军公认的领袖，奠定了更为坚实和无可指责的政治与道德基础。

聚焦总体目标以服务开创未来的战略任务。毛泽东的视野绝不止于总结过去，他更着眼于规划未来。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虽抵达吴起镇，但长征在严格意义上并未完全结束，红二、四方面军仍在途中，国民党的追堵依然存在，整个队伍的生存危机远未解除，尤其是党和红军还面临着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汇集整合各路红军、开创抗日新局面等一系列更为艰巨的战略任务。此时，毛泽东迫切需要一个在思想意识层面“承前启后”的鲜明昭示，为过去“定性”，为未来“定向”。毛泽东在创作《七律·长征》中，要塑造和表达的是一个战略性的、前后贯通的宏大场景：一条势不可挡的、自东南向西北绵延不断的、驰而不息奔涌抗日救亡前线的钢铁洪流。“五岭”“乌蒙”“金沙”“大渡”“岷山”在时空上恰好十分连贯地勾勒出了这条主动脉。

油画《渡过赤水河》(王铁牛作)。

《七律·长征》作为对全国人民乃至国际社会的宣言，它需要传递一个清晰有力、充满希望的政治信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一支历经千辛万苦、百炼成钢的正义之师，是一支目标明确、意志坚定的抗日力量。“腾细浪”“走泥丸”“云崖暖”“铁索寒”“更喜”“开颜”这些充满革命乐观主义和英雄气概的意象，则能最有效地塑造红军的正面形象和长征的伟大胜利。

《七律·长征》未写四渡赤水，体现出毛泽东高超的政治智慧。诗作以文学服务大局、笔墨服从战略，终成千古名篇。

综上，四渡赤水没有写进《七律·长征》，绝非历史的偶然或术语滞后局限，而是毛泽东作为伟大政治家深谋远虑后的主动抉择。毛泽东通过舍弃“四渡赤水”这一“不写之写”，让长征精神实现了更高维度的彰显。这种文字“缺场”与精神“在场”的叙事智慧，也是毛泽东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精神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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