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边嘉措：毛主席为什么能把西藏的事情办得那么好？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的全权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在北京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宣告西藏实现和平解放。西藏和平解放，是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工作中一件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大事。《十七条协议》成为正确处理西藏问题的基本方针，是一个多民族、社会发展阶段各不相同、生产力水平极不平衡的国家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的光辉典范。

《十七条协议》的签订

无论在西藏发展的历史上，还是在我国各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上，5月23日这天都极具意义。

1951年5月23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李济深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陈云主持下，在北京举行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字仪式。参加签字仪式的还有董必武、郭沫若、黄炎培3位副总理，陈叔通、聂荣臻、彭真、马叙伦、章伯钧、谭平山、张奚若、许德珩、蓝公武、张志让、龙云、沈雁冰、乌兰夫、傅作义等各有关方面负责人及各民主党派领导人，此外，还有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的代表拉敏·益喜楚臣、计晋美、纳旺金巴等。

周恩来前往北京火车站迎接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团

签字仪式开始后，首先由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签字;然后由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签字。签字毕，李维汉首席代表和阿沛·阿旺晋美首席代表先后致辞，然后朱德副主席发表重要讲话。签字仪式在庄严、团结的气氛中宣告结束。

协议共17条，简称《十七条协议》。协议的签订，在西藏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正如朱德副主席强调：“这个协议符合于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的利益，因此也符合于全中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我们应该为全国人民、为西藏人民热烈庆贺”“这是中国民族大团结的胜利，对于妄图阻扰和破坏西藏和平解放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则是一个严重的失败”。

《十七条协议》签字仪式现场

“一定要把西藏的事情办好”

协议签订后的当天下午，毛主席即在丰泽园召见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和进藏部队司令员张国华，听取汇报。一见面，毛主席就高兴地说：“好哇，你们办了一件大事，这是一个胜利。但这只是第一步，下一步要实现协议，要靠我们的努力。”毛主席特别叮嘱张国华，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

汇报完毕，毛主席送李维汉、张国华到大厅门口，张国华举手向毛主席敬礼，准备告辞。毛主席微笑着说：“不用啦!不用啦!”左手轻轻拍了拍张国华的肩头，又用右手紧紧握着张国华的手，亲切地说：“我的江西老表，你们此去，山高水险，路途遥远，要多珍重!”毛主席再次用力握了一下张国华的手，像是嘱托，又像是期望：“你们要把西藏的事情办好!”又转过脸，对着李维汉，重复了一遍：“一定要把西藏的事情办好!”

举行盛大宴会，庆祝协议签订

5月24日下午，毛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阿沛等和谈代表及十世班禅一行。班禅向毛主席敬献了哈达，赠送了锦旗。锦旗用藏、汉两种文字绣着“中国各族人民的大救星”。

当晚，举行了盛大宴会，庆祝协议的签订。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几乎全部应邀出席，充分说明了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工作的高度重视。

宴会开始后，毛主席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几百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特别是汉民族与西藏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西藏民族内部也不团结。这是反动的清朝政府和蒋介石统治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结果。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这是中国人民打倒了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统治之后才达到的。这种团结是兄弟般的团结，不是一方面压迫另一方面。这种团结是各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今后，在这一团结基础之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

毛泽东与阿沛· 阿旺晋美亲切交谈

10月24日，达赖喇嘛致电毛主席，表示拥护《十七条协议》，欢迎解放军进军西藏，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

10月26日，毛主席复电达赖喇嘛：

达赖喇嘛先生：

你于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四日的来电，已经收到了，我感谢你对实行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努力，并致衷心的祝贺。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光辉的典范

《十七条协议》是《共同纲领》规定的民族政策在西藏问题上的具体体现，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和原则，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正确处理国内民族问题的一个光辉典范。

1951年5月28日，《人民日报》和首都各大报纸在头版头条，用藏、汉两种文字全文刊载了协议，还发表了社论《拥护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毛主席亲自审订了社论稿，并作了重要修改。社论对协议的签订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协议的签定，是西藏民族永远脱离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羁绊，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友爱合作大家庭来，充分享受民族平等和区域自治权利，发展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改善人民生活的基石，亦即是西藏人民从黑暗和痛苦走向光明和幸福的第一步。这是藏族人民的伟大胜利，亦即是全中国人民的胜利。

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北平、湖南、西康、新疆等地都是和平解放的，但是，都没有签订这样的协议，为什么要在西藏签订这样一个协议?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有人提出这个问题。

本来，1950年昌都战役后，要解放拉萨，解放全西藏，是件很容易的事。藏军主力已被全歼，剩下几个代本(藏军编制，相当于一个小团)已成惊弓之鸟，根本没有战斗力。有人估计，只要用两个团、最多一个师的兵力，两个月、最多3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全部解决问题。

但是，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没有那么做。昌都战役刚结束，即命令进藏部队主力撤到甘孜休整，同时再次向西藏地方政府发出和平谈判的召唤，争取签订一个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这样做，表面上看慢了一些，麻烦事多了一些，但从长远来看，对彻底解决西藏问题不是慢了，而是快了。因为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那样，西藏有不同于国内其他民族和地区的许多特殊性，需要用特殊的办法加以解决。

《十七条协议》的基本精神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进步，协议中的一些具体内容已经过时，或者在实践中已经解决，但协议的基本原则、基本精神没有过时。协议的基本精神，包括这样一些主要内容：

第一，坚持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原则。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包括西藏在内的每一个地方、每一寸土地，都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关于西藏问题的谈判，首先必须坚持西藏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这一基本原则。毛主席对阿沛和张国华说，我们是一家人，可以争论，可以吵架，但不要分手。

第二，坚持协商办事的原则。毛主席反复强调，共产党一贯主张协商办事，商量办事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的一个重要区别。毛主席对阿沛、张国华说，要好好谈，有什么问题都摆在桌子上，家里的事情要商量着办，要谈出团结、谈出进步来。

争论和吵架，是手段，是过程，不是目的，目的是“要谈出团结，谈出进步来”。后来，毛主席把这种精神概括为“团结—批评—团结”这样一个公式。

正因为坚持了协商办事的原则，从对抗变为对话，从相互猜疑到相互信任，消除隔阂，化解矛盾，增进了解，增强友谊，终于使谈判取得了圆满成功。

第三，坚持妥协的原则。毛泽东在其一生的革命生涯中，敢于同帝国主义斗，同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和黑暗腐朽势力斗，表现出了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所向披靡的胆略和气魄。有的评论家据此认为，毛泽东只讲斗争，不讲妥协，不讲宽容和退让。其实，在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中，既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一面，又有敢于妥协、善于妥协的一面。

在大革命时代，毛泽东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并在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会任职，为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了积极贡献。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杨虎城抓了蒋介石，很多人主张杀掉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通观全局，高瞻远瞩，主张放掉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七七事变后，在毛泽东领导下，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

历史证明，这些妥协和退让，不是削弱了人民革命的力量，没有损害人民的利益，而是维护了中华民族最长远、最根本的利益，开创了全民抗战的新局面，加速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

同样，在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中，双方都表达了谋求团结的愿望，采取了谅解和宽容的态度，双方都作出了重大妥协和让步，最终维护了团结和统一，达成共识，签订了协议。

当时，中央决定以西南局提出的“十大政策”为谈判基础，西藏代表团到京后，提出了5点方针，十世班禅和堪布会议厅也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和建议。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全权代表，认真听取、充分考虑了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最后，在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达成共识，签订协议。

此外，关于达赖喇嘛未来的地位，事先中央并没有作为一个专门问题来考虑，“十大政策”里也没有提及，是西藏代表团到京后提出来的。中央认为有道理，应该考虑。写进协议的条文中，不太合适;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也不行，噶厦方面不放心，有顾虑。经过充分协商，最后达成共识，形成一个备忘录。

西藏和平解放纪念碑

中国共产党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其奋斗目标是领导中国各族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最终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但考虑到西藏的历史社会条件，《十七条协议》规定，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在处理西藏内部问题和旧制度问题上采取宽大让步和耐心等待的灵活政策，体现了中央处理西藏问题的高度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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