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求恩：揭秘1938延安抗大

导语

在战火纷飞的1938年，国际主义战士诺尔曼·白求恩医生深入中国西北，写了这篇关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文章。作为当时有志青年的精神圣地，这所大学没有华丽的建筑，连睡觉的窑洞也要自己挖;这所大学没有传统的课堂，所有的学习以实践为导向。农民、工人、作家，甚至国民党的将领，他们怀抱着炽烈的爱国热忱，在这里接受最艰苦的学习和训练。师生们改造自我，艰苦朴素，共同劳动，也改造知识，改造社会关系。在革新的社会关系中，人们的精神和主体性都得到极大的解放。抗大将教育政治化、革命化，使教育为当时的革命目标服务，为民族解放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

我们到底为了什么而学习?教育应该以什么为目标?学习到底如何与实践相联系?在“卷”与“躺平”对抗、“长衫”批评与就业困难并行、“山河大学”出现、教育分流的今天，抗大的经验与启示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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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关于世界上最独特的大学的故事。这所大学规模庞大，有注册学生3500人。离铁路线有225英里，在她的“校园”里(一个古庙的院子里)，我们几乎能听到世界上的每一种语言。这里的学生有的来自百万富翁的豪宅，有的来自幽居高墙之内的著名学府，有的来自广东的贫民窟，有的来自北方风沙肆虐的沙漠，还有的来自山东的战壕。这些中华儿女有的是国民党的将军，有的是农民、产业工人、作家和女电影演员，有年仅20多岁的随军战斗10年的“老红军”，还有军官、女学生和童子军——他们来自中国的各个阶层，各个不同的职业和行业。

他们的教室设在一座有500年历史的寺庙里，设在空地上，设在山上凉爽的窑洞里。他们在这里学习、工作、休息、吃饭、唱歌。他们在这里学习6个半月后毕业，然后回到他们原来的城市、村庄和战斗过的战壕，回到他们的店铺里。他们会向周围的工友和战友们宣传所学习的课程，以及在学校中获得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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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到过世界各地的许多大学，有的年轻，有的历史悠久。我了解加拿大的大学，从西海岸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到东部的达尔豪西大学。但我从未见过一个这样的大学。那些学校都是同一种模式，只是成立的时间有所不同。

我去过美国著名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学院、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它们都大同小异——有着同样的仿古哥特式建筑或罗马式建筑，一样薪金不足的教师讲授着同样的课程。远离生活，脱离现实，不关世事。当他们脚下的土地在战火中颤抖的时候，他们的目光仍然盯着过去。

我去过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大学，牛津、剑桥、伦敦大学、爱丁堡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我也曾去过巴黎、马德里和维也纳的大学。无论是在哪个国家，无论是在哪个大洲，那些大学里的学生彼此都没有太大的差别。

他们在大学学习的是一代代积累下来的知识，都是关于过去的知识。他们学习科学、历史、文学和艺术。他们有了这些知识，就走进社会来提高他们的经济地位。其中只有一小部分学生毕业时，致力于提高比自己更不幸的人们的生活水平和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以此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但是他们没有学习过这样的课程，学校也没有提供这样的课程。他们投入了现实的世界，但是却不了解他们所生活的，以及与之相同的数百万人必须生活的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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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他们的教育真正开始了。这种教育是每个成年人都必须接受的教育，他们要学会如何适应这个时代，如何把个人的问题与全世界的问题融为一体。对许多人来说，这种教育是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过程，它因必须忘却，即忘掉许多以前学过的东西而更加困难。

这是因为，在经过自己的实践检验后他们发现，自己所学到的多数知识，在现实世界一些事件面前不是毫无用处，就是误人子弟。

但是在这个大学里，每一门教授的课程，每一种新知识只有经过检验、证明和评价，才能作为真理而接受下来。

“它现在正确吗?在中国是否是正确的呢?对于中国的现实来说是否是正确的呢?”

“我们来判断某一个理论有多大的用处——不是看它在几千年之前如何有用，而是看它对于我们今天生活是否有用。”

“过去”只是用来说明现在和预见未来。

因此，这所大学是为了研究一种被称做生活的东西，它不断变化、具有活力并且在过程中形成;这所大学还传授让人们掌控和支配自己生活的技术，以推动人类的进步。

这所学校名叫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它的前身是红军大学。红军大学在8年前成立于中国的苏维埃地区。学校成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培养红军战士和政工人员，学校在8年中经历了种种无法想象的困难，最终生存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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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长征期间这所学校也没有解散。这次艰苦的长征行程二万五千里，远远胜过了历史上的汉尼拔、亚历山大和拿破仑所率领的远征。红军战士们都是一面战斗，一面学习的。他们一手拿书，一手持枪。当时学校里的班级数目约有500个，而现在已经有近1000个班级了。

从前，学校里的学生都来自红军队伍，而现在学生来自中国的各个省份、各个阶层。甚至有一些国民党的将领也到这里学习，他们想知道为什么红军总是能奋斗到底并取得最后的胜利。

国民党的将领同他们以前的敌人并排坐在教室里学习，睡在同一个炕上，在同一个球队里打篮球。他们知道了红军制胜的法宝就是游击战争，组织农民。国民党用了这么长时间才懂得，没有人民的支持，只靠军队是无法取得胜利的!

经过不断的知识积累和共产党10年成功的军事经验总结，学生们都形成了一致的观点：我们一定能打败侵略者。

另外，学生们还知道仅仅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的。如果战争结束后，人民的社会生活水平、经济水平还跟几个世纪以来一样没有什么变化，那么就不是真正的胜利。这些知识都不单是从书本上学来的，也不是空洞的理论，而都是生活中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因为他们的老师们经历过，目睹过，而且了解它们。

在这个大学里，院系分为两种，即政治系和军事系，二者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区分。军事策略通常都是与政治思想相联系的。政治思想包含的内容更复杂一些，涉及经济学、社会学和哲学，各个学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都成了民主政府思想的基础——“民有、民享、民治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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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位于陕西北部，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小县城，山从古老的城墙边上突起，光秃秃的没有树木。它是一个人口不到一万的贫困县城，周边的乡村几乎不能养活散居的农民。农民就在陡峭的黄土山坡上、狭窄的山谷里辛劳地耕作。山顶上还有一些破庙。

当我在窑洞里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的目光越过城中房屋的屋顶，就能看到对面的山。山上有一座佛教寺庙，由于落后于时代而破落，处于一种与世隔绝的状态(还因隔绝变得破落)。

虽然这里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但在几百万人民心中，它是整个中国最重要的地区。对成千上万的学生来说，延安就是他们理想中的圣地麦加。对几百万受压迫的农民和工人来说，延安代表着新生活的希望。

延安是未来中国的缩影，年轻而热切，勇敢而活泼。在到延安之前，我去过中国许许多多的城镇。我发现延安是最有活力、最整洁、最繁忙、也是我见到过最贫穷的地方。我相信这是中国唯一一座没有乞丐的城市。

在陕北，延安也是唯一一个如此接近前线，却没有伤兵在街道上蹒跚前行的地方，没有伤兵悲哀地坐在石头上照料他们缠着绷带的手和胳膊。

在这里的街上有街灯(白天被取下来)和交通警察。即使在比它大10倍的城市里，每个街区的公共厕所相对比这里少很多。这里的街道在每天早晨都要进行清扫。

街上的标语和海报让城市显得有活力。新闻布告栏都是随时更新的，不仅像其他城镇那样公布中国的战争新闻，还告之美国和欧洲发生的事情。

在大学的教室外面还有墙报，内容有绘画、诗歌、杂文和评论。这里到处都是学生，有些十几岁的女生神情或严肃或活泼，手拉着手在大街上走。她们都穿着褪色的蓝棉布衣服，头戴着军帽，腰里扎着武装带。

在学生中间，还有从前线下来的退伍兵，他们穿着厚厚的棉军装。政府机构的人员穿的是深蓝色的制服。有面色黝黑的马车夫，有面色白净的店主，还有“红小鬼”(对那些不够参军年龄但负责传信的男孩的昵称)。

从操场上传来篮球队队员的叫喊声。在阅兵场上，有士兵们练习大刀或刺刀时的喊杀声。这里人人笑声不断。

在晚上10点之前的任何时候都能听到从教室里、会场上传来的歌声。歌声嘹亮、激昂、自由，比晴空下的阳光还要热烈。

在这里，天天午餐和晚餐两顿吃小米饭和萝卜又怎样?大家一个月拿一元钱的津贴、10个人一起挤在硬炕上又怎样呢?他们每天6点钟起床，学习一整天，只有周六才能去探亲访朋友们，这又能怎样呢?

这里的学生们根本不在乎这些，他们上这个大学不是来玩乐的。他们有工作要做，他们要同敌人战斗，他们要救国。在这里，他们的生活有了目标，是前所未有的伟大目标。

有了这些目标后，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更自由了，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了。年轻人不应该是愁眉苦脸的，这里的学生们脸上都是幸福和快乐。他们就是中国的希望。

在大学的军事系，所教授的课程都是众所周知的八路军的战略，即游击战、夜战、游击队军事组织和近距离搏击战。

其他的军事课程有战略战术、军事地形学、反坦克和反空袭、战壕修建等等。这个系里不同年级的学生都是不同等级的军官，从连长到师长都有。

仅从外表上很难分辨出他们的军衔高低，他们都穿着同样洗过多次已经褪色的蓝军服，没有一个人衣服上带着军衔标志。这里也没有人被称做“上校”“上尉”“将军”，大家都彼此称作“同志”。

在这里，士兵不仅仅看到军官时敬礼，普通士兵相遇时也互相敬礼，这是一种同志式的致意。他们都非常年轻。那边的一个小伙子，看上去只有20岁，他已经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团长了。他有8年的战斗经验，所带领的团曾经打败过国民党最好的部队。身穿卡其布军服，坐在他身旁的那个人是黄埔军校的一名毕业生。他很清楚来这里的目的，就是要全面了解帝国主义，学习政治、经济、社会科学知识。当他从这里毕业后回到(国民党)中央集团军时候，他将清楚地认识到统一战线的意义，知道什么是这些严肃认真、意志坚定和被称作“中国的希望与救星”的人们的最终目标。

在大学中招收的学生中，1/6是来自八路军，他们都是军官，在战斗中受过伤，有的多次负伤。有一个团长曾经负伤10次，而他今年才22岁。这些军官大部分出身于农民家庭，有的受过很少的正规教育，有的没有受过教育。在这里，他们要学习那些以前没有时间学习的课程。

这里不仅有八路军的军官，还有国民党中央集团军的军官。有些是被他们的上级派来的，其他都是因得不到批准而辞职来这里的。其中的很多人都是中国最好军事学院的毕业生，还有一个毕业于法国的圣奇尔(St. Cyr)。他们主要是想知道八路军是怎样教育他们的战士保持良好的军纪，如何得到广大群众的信任和支持的。他们学习如何做到这些事情，还要学习如何组织民兵，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秘诀”。

“抗大”二期教职员合影

图片来源：陕西图书馆-延安精神库

对于军事战略理论，很多军官懂得比他们的老师还要多。但是仅有书本知识是不够的，必须根据八路军的实践经验对书本知识进行重新认识。

在历史上，没有另外的一支军队能面对不同的敌人，连续10年不断地取得胜利。这样的军队不仅能得到朋友的尊重，也赢得了对手的尊重。而现在八路军也在向他们以前的对手介绍他们是如何一次次取得胜利的。

学校里5/6的学生是从其他学校和大学里来的。他们来自中国的每一个省份，甚至包括西藏边界的西康地区。1/7的学生是女生。大部分女生来自富裕的家庭。

1942年的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一群女大学生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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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师长的儿子、女儿、儿媳都是这里的学生。他们要和同学们一样吃苦，还要挖自己住的窑洞。

他的女儿现在已经毕业了，在父亲率领的部队中从事政治工作。他的儿子是上一期毕业的，父亲在西北军中为他安排了一个高级军官的职位，但他选择了留在八路军。他们几个人的经历让家里的亲戚们感到非常好奇，因此他们大批来这里看个究竟。其中4个人留下来，也成了抗大的学生。

这里的女生大多漂亮、聪颖，她们也要和战士一样接受军事训练。为什么呢?因为她们毕业之后，要从事不同的工作。一些人回到前线去进行农民的组织工作，一些人会到敌占区开展游击战争。她们不但要有组织能力，还要有军事能力。如果在美国、加拿大，她们这般年纪的女孩还在满脑子想着约会、跳舞、看电影。

这里有一个学生是上海来的女电影演员，她和她的母亲都在大学里学习。在几个月前，她还是万众瞩目的焦点，享受着奢华的生活。如果愿意的话，她可以继续从前的生活。而现在，她和其他学生一样，吃小米和萝卜，住窑洞，跟8个女生一起睡一个硬炕上。这里没有了口红、胭脂和香水。她同大家一样每月领一元钱的津贴买肥皂和牙膏。她现在快乐吗?当然!她像只欢蹦乱跳的松鼠一样快乐。

她从抗大毕业后，会继续到这里的艺术学院学习。在那里她将和大家一起去前线为战士们表演剧目，并且去其他省份的小城镇和村庄巡回演出。那些地方很多人都没有见过剧院。他们表演的剧目都是自己编写的，也要自己制作舞台布景，而且将步行去各处巡回演出。

他们排演的剧目将会表现中国的危急时局，如何才能战胜日本侵略者，农民怎样才能争取到自己的民主政治权利和经济保障，从而摆脱贫穷，过上更好的生活。这当然也是一种宣传手段。

从古到今，90%的优秀艺术都是为了宣传这样或那样的思想。用艺术进行宣传是为了向人们表达一种思想，唤起人们的想象力，并激励人们的行动。越优秀的艺术就越具有宣传激励性。在这些宣传中，真理都是以简单明了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艺术本身就是一种快速有效的传播真理的途径，这就是艺术的功能，只有这样艺术才具有价值。用这种方法就能判断一个艺术家是不是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

我问一个女生她为什么来这所大学。她告诉我她今年18岁，父亲是河南省的一个行政官员，她在那里读女子中学(大学的预备阶段)。她读了关于共产党人和其大学的消息后，决定到这来。这里是唯一的一所教大家如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学，在她看来这正是中国目前最重要的问题。

后来，她与3个朋友一起来到延安。她们和大多数学生一样，从西安步行225英里来到这里，整整走了两个星期。她不在乎这里的艰苦条件，她很喜欢这里，也很快乐。她喜欢这所大学，觉得这里比原来的学校要好。为什么?“在这里，我从实践中学习，而不仅仅是从书本上学。在我以前的那个学校里学的都是关于过去的知识，而现在我们学习眼前的实际知识。”

迈克尔是我的翻译，他也是这所大学的毕业生，并准备以后继续深造。我也问他来这里的原因，他说他原是麦赫思特学院的学生，他本来是想成为一名电子工程师。他住在上海时还是一名童子军，亲眼见过日军的胡作非为。当时，他和朋友在一座桥上看见了日军用机枪扫射离开工厂的工人，因为这些工人不愿意为日本兵工作。

目睹这一切，使他坚定了决心，他要为祖国而战斗。因此他来到延安学习，想知道如何才能更好地报效祖国。他先到了陕北的公立学校，后来又到抗大学习。现在他的理想是成为一名飞行员。八路军没有飞行员的训练学校，但可以把他送到其他的训练中心学习。迈克尔必须要等待一段时间，但是对于一个18岁的小伙子来说，等待是很难熬的。

在大学的政治系里，学生们主要学习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科学、辩证唯物主义，以及如何组织行业工会，如何组织农民，如何组织学生。而且他们还要花大量的时间学习如何才能使统一战线最牢固，如何才能使之扩大。

这里教授的都是实际的知识。例如，对于要回到农村的学生，就要告诉他们应当研究那些地域的人们的需求，知道如何能最大限度地来帮助满足这些需求，以此才能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

不同地域的人们需求是不同的，要对特定的区域进行仔细的调查分析。而且理论不能与实际脱节，理论要与事实相适应，而不是相反。只有这样，工人才可能相信和理解这些政治理论。

每一个村庄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北方的农村与南方的不同，地主与农民的关系也因地域的不同而存在着差别。在某些地方，农民受地主剥削的现象非常明显，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农民对地主的依附性较小，斗争主要是围绕在税收的高低上。而靠近后方的村庄的情况就要从另一种角度来看待了。

组织群众，在不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方法。在离前线近的村子里，向人们宣传日军的暴行，把他们组织到抗日农会中。让他们帮助军队，运送补给，将伤员带回后方，自愿积极地从事工作。这些地方的工人也可以组织成自卫队。

在后方，工作内容就不一样了。要为部队宣传以招募新兵，推销战争债券，组织工人进行抗日演习训练。用一切办法唤起民众的危机意识，使他们认识到自身的处境，知道如何才能解除中国的危机。

在我们的头脑中一定要铭记：“要时刻关心工人群众的切身利益，帮助他们改善生活状况，提高生活水平。哪里房租高了，就要想办法让它降下来，哪里税捐太多，工厂工作环境太差，就要号召和领导工人们起来斗争。”

这些都必须严肃对待，而且工作都很紧迫。是的，他们工作的时候非常努力。当他们休息的时候，就去剧场看戏，他们会对着台上的战友起哄：或是围成一个大圆圈，用自己编的新词唱着中国古老的歌谣。此时，人可以看到一张张远古时代的年轻人的脸：快乐、严肃、乐观、平静，闪烁着一双双明亮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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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知道未来充满了艰难与险阻，但心中闪耀着对未来新中国的信念之光，驱散了个人前途中的阴影。为了拯救中国，他们甘愿献出宝贵的生命。这些年轻人就是中国的救世主，无论走到哪里，他们的精神将鼓舞几百万人去跟随他们。

他们将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劲敌，日本最终将败在他们的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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