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英国改革党看西欧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兴起

作者：薛雁方轩传树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6-06-20

西欧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兴起的原因与影响探析

——以英国改革党为例

薛雁方

摘要：进入21世纪，西方掀起战后第四波极右翼民粹主义浪潮。英国脱欧变局的深化与英国改革党的兴起，标志着英国已不再是西欧极右翼浪潮中的特例。学界多从需求端与供给端双重维度解析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兴起的深层动因。就英国改革党而言，其之所以能在2024年英国大选及2025年地方选举中实现突破性发展，一方面源于英国经济社会的深层结构性变迁，这种变迁催生了选民普遍的身份焦虑、社会不满情绪，也加剧了民众对传统主流政党治理能力与政治承诺的深度失望；另一方面因为大垄断资本势力的加持、新媒体传播生态的赋能，以及改革党捕捉社会变局、把握政治机遇的策略运作。英国改革党的兴起，是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矛盾长期累积、集中爆发的结果，进一步加剧了英国政党政治的碎片化与意识形态极化态势，对英国传统两党格局乃至西式代议制民主运行逻辑构成严峻冲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极右翼势力并未彻底消亡，反而在战后西方社会接连掀起四波浪潮。英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少数成功抵御法西斯主义的西欧国家，凭借自身独特的历史传统与众议院选举制度，一度被视作西欧极右翼浪潮中的“例外国家”。然而，英国改革党(Reform UK)依托脱欧议题的兴起，彻底打破了这一局面。英国不再是极右翼浪潮的旁观者，反而深度卷入其中。

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英国改革党的前身英国独立党(UK Independence Party)一跃成为英国第一大党并有力地推动了脱欧公投的进程。英国脱欧后虽退出欧洲议会选举，但其国内极右翼民粹主义思潮仍持续发酵，最终汇聚于改革党旗下。在2024年英国大选中，改革党斩获突破性支持率，仅次于工党与保守党；在2025年5月1日英国地方选举中，改革党再度大获全胜，工党与保守党则遭遇重大失利。改革党党魁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宣称，该党已取代保守党成为工党最主要的竞争对手，英国传统两党政治格局已经终结。深入剖析英国改革党的兴起动因、本质属性与现实影响，有助于深入理解当代西方极右翼民粹主义的本质与发展趋势，深化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现状的认知。

一、英国改革党的发展历程及基本主张

(一)英国改革党的发展历程

英国改革党的崛起并非偶然，其政党谱系可追溯至英国独立党，是该政党历经转型、迭代与更名演变而来的产物。1993年，秉持疑欧立场、旨在抵制欧洲一体化深化发展的跨党派组织“反联邦主义者联盟”(Anti-Federalist League)成员，正式组建英国独立党。成立初期，该党是聚焦单一议题的政治力量，核心立场为坚决反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捍卫英国国家主权，以推动英国脱离欧盟为核心政治诉求，凭借强硬的疑欧话语站稳英国政坛。2010年之后，英国独立党的民众支持率与政坛影响力持续攀升，逐步突破边缘政党的发展瓶颈。2013年，该党在英国地方选举中斩获147个席位；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一举成为英国第一大党；2015年英国大选中，其得票率稳居全国第三，仅次于工党、保守党两大主流政党。自此，英国独立党彻底成为英国政坛不可忽视的新兴力量，为英国脱欧公投的落地起到关键作用。但在成功推动脱欧议程后，该党因丧失核心政治主张而分崩离析。2018年，奈杰尔·法拉奇联合多名原英国独立党核心成员组建脱欧党(Brexit Party)。该党一方面延续强硬脱欧立场，施压保守党落实彻底、全面的脱欧事宜；另一方面主动突破单一议题局限，广泛吸纳不同政治、社会背景的支持者，不断拓展政策议题覆盖范围与选民基本盘。2019年大选前夕，法拉奇公开表态，在英国完成彻底脱欧后，脱欧党将更名转型，并全面拓展多元化政策议题、丰富政党政治主张。2021年，脱欧党完成官方注册更名，正式改组为英国改革党。

此后，英国改革党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21年—2023年的起步期。2021年，改革党在部分地方议会选举中获得一定支持，在德比市议会拿下两个席位，但其全国民调支持率仍徘徊在3%左右；至2022年年底小幅升至6%，2023年年底进一步增长至10%。第二阶段为2024年英国大选以来的加速崛起期。与上届大选中的脱欧党不同，改革党在2024年大选中推出以执政为目标、覆盖国家治理全领域的竞选纲领，力图从“压力党”“抗议党”转型为正规执政党。最终，该党斩获410万张选票，以14.3%的得票率赢得5个议会席位，表现甚至优于其前身——曾主导英国脱欧的独立党。大选后，改革党持续壮大。2025年英国地方选举中，改革党成为最大赢家，共夺得677个地方议会席位、掌控10个地方议会并当选2名地区市长。民调显示，其支持率稳步攀升，2025年地方选举后始终领先工党与保守党；党魁法拉奇的个人支持率亦高于首相基尔·斯塔默(Keir Starmer)，保守党领袖则长期位居第四。

(二)英国改革党的基本主张

综合改革党2024年大选竞选纲领《我们与你的契约》(Our Contract with You)、官方公开资料及政党领袖公开表态，该党的政策主张呈现出鲜明的右翼民粹主义色彩。

荷兰学者卡斯·穆德(Cas Mudde)明确提出，本土主义、威权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有机结合，是界定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核心标准。英国改革党以“人民”代言者自居，将工党、保守党、政府官僚、超国家机构与文化多元主义者刻画为“腐败的”“脱离人民的”精英群体。其在2024年竞选纲领中称，工党与保守党背离了英国国家和人民，而改革党则是未被制度腐化的替代者，将“终结脱离民众、以伦敦为中心的精英阶层对英国的侵蚀，让英国变得更加民主”。在此叙事框架下，改革党以保护本土就业、捍卫国家主权、维护社会治安、坚守英国传统价值为政治旗号，推出一系列强硬政策。

在移民议题上，改革党主张冻结非必要移民、强制拘押并驱逐非法移民，明确提出退出《欧洲人权公约》、废除现行《人权法案》，彻底切断国际规则与外国司法机构对英国议会主权的约束，强调立法权、边境管控权与国家利益完全由英国自主掌控。为保护本土劳动者就业，该党批评外来廉价劳动力长期挤占英国本土就业空间，要求设置严格居留与就业门槛，禁止外籍人士申领英国社会福利，以此“守护公共服务资源”。在社会治安与司法领域，改革党秉持强硬威权路线，主张推行零容忍警务政策、恢复街头巡逻制度、扩大拦截搜查权限，对暴力犯罪、毒品犯罪、累犯惯犯设置法定最低刑期与强制终身监禁，并大规模扩建监狱以杜绝提前释放。在经济政策方面，改革党推崇新自由主义经济，主张低税收、低政府支出、减少政府干预，要求通过简化监管与行政管制，打造精简高效的小政府来释放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在文化政策上，改革党坚守文化保守主义立场，明确要求废除“多元化、公平与包容”相关制度与配额，以立法对抗多元文化主义与身份政治，进一步强化其“捍卫英国传统身份与价值”的核心主张。在气候政策上，改革党秉持气候怀疑主义立场，否认人为活动导致气候变化的主流科学结论，明确主张废除净零碳排放及相关补贴政策，强调“净零”目标显著增加了英国企业和家庭的能源账单，主张加快推进北海油气与页岩气许可试点，通过开发本国化石能源维护能源安全。

二、英国改革党兴起的原因

需求侧与供给侧双向分析框架是学界阐释右翼民粹主义兴起动因的经典研究范式，由民粹主义研究领域知名学者罗杰·伊特维尔(Roger Eatwell)首次提出。其中，需求侧侧重考察政治、经济、社会层面的结构性变迁，以及不同社会群体与个体的价值态度、利益诉求；供给侧则聚焦面向选民的政治信息供给机制，既包含政治制度架构、政党竞争格局、媒体传播生态等外部供给要素，也涵盖右翼民粹政党自身的领袖特质、组织架构与运作策略等内部供给要素。在需求侧维度，英国经济与社会结构的深度转型，催生了普通选民深层的文化疏离感与经济不安全感，构成右翼民粹主义滋生蔓延的社会土壤；在供给侧维度，选民对工党、保守党两大主流政党的政治信任崩塌，为改革党崛起营造了外部有利环境；改革党通过精准议题布局、塑造政党公众形象、完善内部组织运行机制等策略布局，从内部持续强化自身选举竞争力，推动其实现快速崛起。

(一)需求侧因素

第一，经济实力相对衰退与族群结构变化。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往往与社会经济危机深度绑定，经济衰退引发的民众相对剥夺感，是催生右翼民粹主义思潮的核心结构性诱因。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欧盟GDP的全球份额不断缩水，已由2000年的20.12%降低至2020年的15.23%，且仍在下降；英国的经济衰退更为严重，相比于1980年，英国的GDP全球份额减少了一半。近年来英国的劳动生产率趋于停滞。在2008年前的35年里，英国的劳动生产率翻了一番，而在这之后的15年里，这一数据仅上涨了5%。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97年至2007年间，英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在G7国家名列第二，但2009年至2019年间，却成了倒数第二。居民实际收入增长也趋于停滞，除去通货膨胀因素后，2022年英国普通劳动者的收入甚至低于2008年。在英国经济实力、劳动者收入水平相对下降的同时，英国的族群结构也在发生变化，白人人口规模下降，穆斯林群体人数持续增加。这为极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煽动选民仇外、疑欧、反移民情绪提供了重要基础。一方面，欧洲和英国的相对衰落造成民众对国家能力的担忧，催生集体不安全感。“如果当前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不足以充分缓解大众的焦虑，大众就会去寻找少数群体作为替罪羊，宣泄其不可遏制的憎恨”，从而助长以反移民为核心的国家保守主义和单一民族国家认同，成为右翼化、保守化民粹主义思潮产生的温床。另一方面，极右翼民粹主义也会主动利用并强化上述焦虑与仇恨情绪，将外来移民刻画为社会危机的“罪魁祸首”。

第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失利者的经济焦虑。通常来讲，全球化失利者通常更倾向于持疑欧主义与民族主义立场，也更容易受到极右翼势力的蛊惑，把矛头对准移民、精英阶层和国际机构。英国在融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过程中，中产阶级专业技术人员是最大的受益者，蓝领工人则更容易因欧洲一体化而遭受经济利益损失成为全球化的失利者。在地区分布上，极右翼民粹主义及其主张在英国受经济全球化打击较重、传统制造业衰退的地区更受欢迎。这一点从改革党的选民构成可以更为直观地看出：改革党的支持者多为受教育水平较低的中老年群体，多属于社会中下层，与全球化失利者选民的特征基本吻合。根据英国选举研究(British Election Study)的数据，将选票投给改革党的受访者绝大多数为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81.1%)。同时，60.1%的改革党支持者没有完成或从未接受过高等教育。舆观(YouGov)和益普索(Ipsos)针对2024年英国大选投票结果的民调显示出相似结果：改革党在“低受教育水平”或“没有文凭”选民中的支持率最高。从收入状况来看，一半以上(56.9%)改革党支持者的年收入低于英国各行业个人全职收入的中位数。

第三，老年、低技能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选民在文化价值方面的被遗弃感。日益加深的社会文化分裂是西欧极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的重要因素，英国民众在欧洲一体化、英国国家认同和移民议题上明显存在代际与文化差异。比如，在欧盟问题上，老年人以及无学历者更倾向于支持脱欧，年轻人、受过大学教育者和中产阶层则相反。在移民议题上，由于在英国经济和社会变革中处于劣势，蓝领工人、无学历者往往将移民视为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威胁，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层则更多认为移民和少数族裔会给英国带来益处；对于成长于20世纪70年代英国移民潮到来前的老年人而言，他们记忆中的英国是属于“白人”的，因此不愿接受种族多样性和多元文化，而年轻人对移民的态度则更包容开放。在民族认同上，蓝领工人、无学历者以及1946年以前出生的人更倾向于认为英国人身份是由出身、文化习俗和血统决定的，反对赋予移民和少数族裔英国人身份。可以说，随着自由主义成为英国社会的主导性价值观念，持有疑欧、反移民、民族主义国家认同的老年人、低技能工人以及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选民产生愈发强烈的被遗弃感，他们在英国的经济、社会与文化转型过程中逐渐成为社会边缘群体。也正是全球化失利者的焦虑、社会边缘群体的不安，构成了极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的重要因素。金融危机加剧了上述焦虑与不安，改革党等极右翼势力借机利用并强化了这些边缘选民的疑欧、民族主义情绪，将自身塑造为英国传统文化价值的捍卫者。舆观2024年7月发布的民调显示，89%的改革党选民认为“当代年轻人不够尊重传统英国价值”，还有78%的改革党选民认为多元文化主义让英国变得更糟糕。

(二)外部供给因素

第一，主流政党的危机。西欧各国普遍蔓延的政治不信任与民众失望情绪，构成了极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的重要先决条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社会的政治疏离感与政治冷漠情绪持续加剧，主流政党号召力持续弱化，党员规模不断萎缩。至21世纪初，政党党员占全体选民的比重已降至仅1.2%。同时，政党忠诚度也在不断下降，选民在连续两次选举中投票给不同政党的情况越来越普遍。选民的政治参与热情更是不断下降，大选的投票率有时甚至不足60%。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通过迎合民众的政治无力感、疏离感以及对代议制民主日益增长的不满，将自身标榜为主流政党的最佳替代者。此外，主流政党在政治立场上的趋同，也为极右翼民粹主义这类“反建制”势力吸纳边缘选民、放大社会不满创造了可乘之机。近半个世纪以来，英国中间阶层选民群体持续壮大，工党与保守党均将争取中间选民作为核心策略，致使两党在经济与文化议题上的政策主张日渐同质化。在经济层面，工党逐步接纳新自由主义发展路径，与保守党的经济理念不断靠拢；在文化层面，保守党则褪去传统保守主义底色，在移民治理与民族国家认同等议题上转向更为温和的自由主义立场。这意味着蓝领工人、无学历者等边缘化选民的利益诉求难以在代议制选举政治中得到充分表达和满足，他们当中近40%的人认为“像他们这样的人在政府中没有发言权”。英国改革党等极右翼势力则把选民对主流政党的不满转化、放大为对英国政府和两党政治的尖锐攻击。舆观民调显示，不满主流政党、求新求变是选民支持改革党的主要原因。

第二，大资本的支持。英国改革党短期内迅速兴起、势力坐大，离不开资本力量的强力加持。雄厚的资金支持是其开展选举动员、铺设地方组织网络、推动政党运作专业化的关键支撑。2024年12月，曾为保守党豪掷30多万英镑的房地产大亨尼克·坎迪(Nick Candy)转向支持改革党，并担任改革党经费筹集者的角色，誓言要为改革党募集成百上千万资金。根据英国选举委员会的统计，2024年改革党募集的资金是前一年的30倍，总额超过475万英镑，其中2/3以上的捐款来自百万富翁或千万富翁。一旦改革党得以执掌政权或在政策层面获得更大话语权，背后资本巨头便可从中攫取丰厚回报。2024年，改革党近四成政治献金，均来自公开质疑气候变化议题，或是深耕化石燃料等高污染行业的资本投资者。与之相对应，改革党在2024年竞选纲领中明确提出放弃净零排放目标，搁置英国原定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收支平衡的减排规划，其间暗藏的利益交换逻辑昭然若揭。

第三，新媒体的助力。互联网与社交媒体为极右翼民粹主义思潮的蔓延扩散提供了绝佳载体与传播渠道。首先，网络平台已然成为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天然的宣传阵地与舆论舞台。对以流量和盈利为导向的商业媒体而言，极右翼极具煽动性的言论与出格行事风格自带话题效应，是博取关注的流量密码。在极右翼政党发展初期，仅凭自身有限的组织能力与资金实力，本难以形成大范围舆论声势，但主流媒体的集中报道却为其带来了远超自身条件的曝光度与宣传效应。法拉奇在其民意支持度尚处于低位之时，便频繁获得媒体采访邀约，个人知名度借此迅速攀升，也让大量普通民众被动接触并接受了极右翼的话语主张。其次，互联网与生俱来的草根特质，与民粹主义的社会动员逻辑高度契合。相较于传统媒体，社交媒体更适配民粹主义话语的传播扩散。一方面，社交平台内容审核相对宽松，为民粹主义者散布偏激论调、极端观点乃至虚假信息、煽动社会情绪提供了可乘之机；另一方面，社交媒体常被塑造为超脱主流媒体叙事的“人民之声”，深受对政府与传统主流媒体心存不满选民的认同与信赖。最后，舆论热度与全媒体的密集报道，进一步将极右翼所炒作的议题推至政治舞台的中心。一方面，传统媒体的反复聚焦与社交媒体的广泛讨论，显著提升了移民、犯罪、恐怖主义等极右翼政党刻意渲染的议题的政治重要性；而民众对此类议题关注度的增高，与极右翼政党得票率的上升呈现正相关关系。另一方面，诸多右翼媒体日益转向公开站队、扶持极右翼势力，持续助推其影响力扩张。比如，英国《每日快报》俨然成为英国独立党的非正式舆论“喉舌”，为其提供了长期稳定、持续不断的宣传阵地。

(三)内部供给因素

第一，议题竞争与议题多元化。所谓议题竞争，就是政党通过炒作自己所偏好的议题来主导政治议程的过程。根据议题所有权理论，选民会将特定议题与特定政党相联系，并投票支持他们认为最有能力解决该议题的政党，政党则会在选举过程中强调自己最具有竞争力的议题。在英国脱欧之前，脱欧是英国独立党、脱欧党的“专属议题”；在后脱欧时代，改革党极力强调移民议题，将自身标榜为英国政坛反移民的唯一可靠政党。在英国2024年大选中，法拉奇宣称这场选举“应是一场移民选举”。在改革党首次全国性党代会上，其移民与司法发言人安妮·威德科比(Ann Widdecombe)激烈抨击工党政府和保守党的移民政策，声称只有改革党才能解决英国的移民问题。改革党将英国社会长期累积的矛盾简单粗暴地归咎于外来移民，以非黑即白、制造对立的叙事方式，精准煽动老年人、低学历群体、蓝领工人等对现状不满的选民情绪。舆观2025年1月民调数据证实，改革党的强硬反移民立场，是其吸引核心支持者的关键因素。同时，改革党还通过议题多元化来扩展选民基础。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发展初期往往通过单一议题，特别是主流政党忽视的个别议题来制造话题以吸引其核心选民，在取得一定支持基础后，极右翼政党就会模仿主流政党，进入主流政党的议题领域。2024年英国大选期间，改革党抛出涵盖财政税收、就业发展、民生保障等领域的“一揽子”政策主张，试图从单一议题政党向复合型政党转型。但与多数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相似，其政策承诺充斥大量难以落地的政治空头支票。例如，改革党一方面承诺每年减税900亿英镑，另一方面又宣称要在两年内彻底清零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的候诊积压名单。暂且不论其大规模减税方案本身是否具备现实可行性，仅从国民医疗服务体系的运行现实来看，该体系自建立以来便从未实现候诊名单完全清零，两年内彻底清库的承诺显然不切实际。

第二，政党形象塑造。改革党一方面持续迎合并放大选民对保守党与工党的不满情绪，对主流两大政党及其政策展开猛烈抨击。在改革党与法拉奇的宣传和演讲中，“英国政府彻底失效”“英国已然崩溃”等极端化表述频繁出现。与此同时，改革党还通过歪曲事实、误导舆论的方式，进一步激化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另一方面，改革党着力塑造自身作为建制替代者、政治改革者的救世主式形象。改革党网站首页赫然写着“英国由一个脱离群众、背弃国家的政治阶层所统治，改革党是可选的替代”，必须对英国现有体制进行“彻底改革”。与此同时，改革党刻意采取策略性去激进化路线，力图剥离自身的极右翼标签。该党坚决否认极右翼属性，不仅要求英国广播公司等主流媒体公开致歉，更将此类身份界定视作恶意抹黑与舆论诽谤。改革党和法拉奇还极力撇清与汤米·罗宾逊(Tommy Robinson)等极端主义分子的关系。

第三，政党机制建设。改革党着力推进自身组织架构的规范化与专业化建设，刻意将自身塑造为民主秩序的捍卫者，而非体制的颠覆者。2024年9月，在改革党首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法拉奇向选民作出承诺，将推动政党运作走向专业化与民主化。一是重构组织架构。改革党计划将由法拉奇个人控股的私人化政党架构转型为非营利性政治组织，设立经由党员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表董事会负责日常治理，逐步向现代专业政党的组织形态靠拢。二是修订完善党章机制，提升党员在政策制定与党内领导层任免中的话语权，以此强化党内民主建设。本次党代会以举手表决方式正式通过新党章，其中明确规定：若有超过半数党员对党首发起不信任动议，即可启动党内投票程序，通过不信任表决实现领导层更迭。事实上，法拉奇倡导的政党专业化转型，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消解2024年大选期间改革党接连曝出的种族主义丑闻带来的负面舆论冲击。从实际表现来看，尽管该党宣称已强化候选人资格审查机制，但在2025年英国地方选举中，改革党参选阵营里仍不乏曾公开发表仇恨言论、宣扬极右翼阴谋论、追捧极端主义人物的候选人。面对媒体的质疑与舆论压力，改革党并未取消相关人员的参选资格，仅采取删除、隐藏极端言论网络帖子的方式敷衍了事。由此不难看出，改革党所标榜的政党专业化与党内民主化，本质上只是一种舆论包装策略，意在掩盖其根植于极端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内核。

三、英国改革党的现实影响与未来走向

英国改革党的兴起，是英国社会结构变迁、政党政治竞争催生机遇空间，以及自身主动调适策略顺势借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作为英国极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的典型代表，改革党的兴起更深层次根植于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与政治格局的深度变动，是资本主义固有结构性矛盾不断累积、外化衍生的必然产物。当前改革党在民调支持率与地方选举中取得的阶段性优势能否长久维系仍有待时间检验。但不可否认的是，改革党已然对英国传统政治版图造成了实实在在的冲击与撼动。

(一)英国改革党兴起的根源

第一，以英国改革党为代表的欧美极右翼民粹主义，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与代议制民主制度性缺陷共同催生的产物。在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逐渐分化出全球化的受益者与失意者；白人工人阶级生活境况持续恶化，中产阶层走向萎缩，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其根源在于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在政治层面，被资本力量深度裹挟的代议制民主，不断割裂普通民众与选举政治的实际关联，稳固了商业精英阶层的支配地位。经济危机爆发后，主流政党普遍优先维护金融资本利益，漠视社会中下层诉求，加之各政党政策立场日趋同质化，进一步加剧了代议制民主的合法性危机与治理失灵。最终，全球化失意群体累积的经济失落感与对主流建制政党的普遍不满，被身份政治与极端思潮顺势吸纳利用，为极右翼民粹主义的滋生蔓延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土壤。

第二，极右翼民粹主义借助身份政治遮蔽阶级对立、掩盖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面对英国经济复苏疲软、福利体系承压、公共服务持续退化的社会现实，极右翼民粹势力刻意将民众面临的失业困境、薪资增长停滞、福利权益缩减等一系列经济民生问题，全盘归咎于外来移民。这一叙事刻意将阶级矛盾置换为族群对立的身份文化矛盾，成功转移了公众对资本剥削、权力与财富分配失衡等核心问题的关注，在激化社会文化冲突的同时，彻底掩盖了资本主义深层的阶级矛盾。在这套身份政治的动员话术裹挟下，英国工人阶级内部的族裔分歧不断加剧，跨族群的阶级团结被彻底瓦解。与此同时，极右翼民粹主义大肆煽动种族对立情绪，将底层民众对劳动权益、薪资待遇、生存发展的合理诉求，引导至捍卫国家主权、坚守本土传统价值与生活方式的文化议题之上，进一步弱化、消解了社会底层的阶级矛盾叙事。

第三，极右翼民粹主义的深层诉求，本质上是维护资本统治秩序、维系新自由主义全球霸权。极右翼民粹主义表面标榜保护本国工人阶层，实际却推行削弱劳工合法权益的政策主张。以改革党为例，其支持立法限制罢工权利，近年来还推出“大废除法案”，进一步弱化对劳动者权益的制度保障。极右翼民粹主义一边以普通民众的代言人自居，一边却推崇长期加剧阶级不平等、服务资本积累逻辑的新自由主义施政路线。其话语虽高调批判“精英”，却刻意回避将金融资本寡头纳入批判体系；相反，大型资本集团反倒成为极右翼民粹势力的重要支持。究其原因，正在于极右翼民粹主义的目标始终是巩固资本支配格局，维系以资本利益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秩序。

(二)英国改革党对英国政坛的冲击

第一，加剧主流政党的代表性危机。就改革党带来的政治冲击而言，保守党首当其冲、受创最深。在2024年大选中，改革党在多个选区大量分流保守党的选票，间接助力工党以历史新低的支持率拿下议会绝对多数席位。相关研究数据显示，改革党近八成支持者源自2019年大选的保守党选民群体。从选民结构来看，改革党与保守党高度重合，目标受众年龄群体基本一致。相较于工党与自由民主党，改革党对保守党的票仓构成最直接、最激烈的竞争挤压。民调数据进一步印证这一态势：有33%的保守党支持者考虑在下届大选转投改革党，而工党与自民党有意转向该党的支持者占比仅分别为9%和8%。改革党在本届大选中斩获的五个议会席位，全部从保守党手中夺得。及至2025年英国地方选举，保守党颓势依旧未止，共计流失676个地方议会议席、失去16个地方议会控制权，其中大量席位被改革党顺势接手吞并。对工党而言，改革党的崛起同样形成不可忽视的竞争压力。2024年大选中，改革党在89个选区得票位列第二，这一格局表明其不仅威胁着保守党，也开始直接冲击工党的传统票仓，尤其在工人阶级选民集中的核心选区。以素有“世界钢铁之都”之称的梅瑟蒂德菲尔、达德利等地为例，这些区域历来是工党的稳固阵地，如今选民不满情绪持续攀升，已有分析预判改革党有望在下届大选拿下上述选区议席。与此同时，工党在移民、气候等议题上的政策立场与改革党存在显著分歧。一旦工党政府难以兑现振兴经济、改善民生的竞选承诺，其政策公信力将大幅受损，反而会进一步抬升改革党的政治吸引力。英国近期民调走势以及斯塔默个人支持度的低迷现状，已然清晰印证了这一趋势。自2025年地方选举过后，改革党的民调支持率持续稳居工党、保守党之上，两大主流政党的支持率甚至一度双双跌破20%。尽管无论是选举结果还是民意调查均表明，改革党仅能代表英国少数民众，其支持率峰值也仅约35%，远未达到半数门槛，但对英国两大传统政党，尤其是执政的工党而言，主流政党仅能维持三成左右选举得票率、两成上下民调支持率的格局，已然凸显出斯塔默政府在民意代表性乃至执政合法性层面存在的深层问题。

第二，加剧政党格局的碎片化。随着改革党的兴起，当前英国民调支持率突破10%的政党已多达四个，即便是最大政党，支持率也仅维持在1/3左右，呈现出大党优势弱化、小党势力抬升的新格局。若把获得7%支持率的绿党纳入考量，英国政党格局正逐步趋近欧洲民粹主义浪潮冲击下普遍形成的五党并立格局。从近期民调看，这一趋势有增无减：改革党和绿党的支持率持续走高，工党和保守党则相反。这意味着，英国选民未来将在工党、保守党、自由民主党、改革党、绿党五者之间进行选择，选票分散将进一步导致悬浮议会、组阁僵局以及执政联盟的不稳定。相比较而言，英国众议院特殊的单一选区简单多数选举制尚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改革党等边缘小党崛起，但在实行比例代表制的多数西欧国家中，政党碎片化程度还要更高。

第三，加剧政党极化与选民分裂。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在推动西欧政党格局碎片化的同时，也进一步加深了政党意识形态极化与选民的分裂。政党极化程度通常以各政党间的意识形态距离作为核心评判标准。以改革党为代表的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意识形态光谱中居于保守党等中右翼政党的更右侧，其崛起客观上拉大了英国政党阵营之间的意识形态间距。尽管部分极右翼政党采取策略性去激进化与去极化路线，主动向主流政治圈层靠拢。但其核心政策立场，尤其是反自由主义、反环保主义等主张，仍与多数左翼政党存在难以弥合的价值分歧。近年来，以英国为代表的诸多西方国家深陷政党极化困境，政党政治逐步呈现极化多党制特征。整体来看，当前西欧各国的政党极化程度已达到历史高位，几乎是20世纪60年代的3倍之高。高度极化的政党格局，不仅激化了意识形态冲突，还进一步消解了现行政治体制的执政合法性，对整体政治秩序的稳定构成深层冲击。此外，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所奉行的“制造矛盾—激化矛盾”的竞争策略，进一步放大了选民之间的意识形态对立与政治极化，使公众舆论进一步偏离正态分布曲线。而舆论分歧较小且呈正态分布是两党制运转的重要条件。英国社会态度调查(British Social Attitude)相关研究显示，当前英国选民已分化为六大价值立场截然不同的群体，保守党与工党再也无法仅依靠争夺中间选民就赢得选举。选民结构的深度分化，反过来加剧了政党之间的离心性竞争，对英国传统两党制构成了根本性、持续性的严峻挑战。

(三)英国改革党的发展趋势

从发展前景来看，改革党未来走向存在多种可能，既可能持续壮大、影响力进一步攀升，也存在与保守党合流重组，或是逐步边缘化、走向衰落的可能性。对此，应当秉持理性客观的视角审视改革党的发展走向。要正视英国极右翼民粹势力已然崛起的现实，充分认识其持续蔓延所带来的深层社会与政治危害；同时也应看到，改革党这类极右翼政党想要成长为长期稳固的在野党乃至执政党，仍面临多重结构性制约。尽管英国社会原本防范极右翼的价值防线已出现松动，但整体上抵御极端思潮的社会共识与制度屏障依旧存在。一方面，当前英国极右翼民粹主义思潮持续升温，不能排除改革党未来撼动英国政坛格局、引发重大政治变局的可能性。尽管英国各大民调与选举研判机构均承认自身预测模型存在局限性，且距离下届大选尚有三年缓冲期，工党与保守党仍有时间调整策略、挽回颓势；但从现有民调数据与选举预测来看，倘若即刻举行大选，改革党已然具备跃居议会第一大党地位的实力。另一方面，西方社会主流仍将极右翼民粹主义视为政治“病毒”，改革党的未来面临制度钳制、社会抵制与内部缺陷等三重限制。

第一，选举制度的刚性钳制。英国众议院采取的单一选区简单多数选举制度，对改革党等意识形态极端的政党有一定的钳制作用。“赢者通吃”的游戏规则更有利于形成和维持两党主导的政治体系。受限于该制度，改革党在民调中的高支持率未必能完全转化为选票，高得票率也未必能完全转化为议会席位。20世纪80年代从工党分裂出的社会民主党也曾长期获得超过30%支持率，但最终还是分崩离析。目前来看，改革党的选票过于分散，能转化为议会席位的选票仍十分有限。此外，尽管改革党在地方选举中取得重大胜利，但仍不足以撼动工党与保守党作为英国最大两党的地位。

第二，主流社会的抵制。英国多数民众能够理性认知改革党蕴含的极端主义、种族主义与反民主内核，对其保持审慎与排斥态度。相关民调数据显示，仅27%的英国民众对改革党持正面评价，而持负面态度的民众占比高达56%；近四成民众明确将改革党定义为极端主义政党，认为其不具备执掌政权的资格。最近几个月来，英国主流媒体上也发表了多篇呼吁加快抵制改革党等极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的文章。此外，法拉奇和改革党的主张并不能代表多数英国民众的想法，即便在改革党标榜的核心专属议题——移民问题上，其极端主张也并未获得英国民众的普遍认同。数据显示，仅31%、32%的英国民众分别认为移民会损害英国本土文化、拖累英国经济发展。这充分说明，改革党的政治主张仅能迎合部分边缘失意群体的诉求，根本无法代表英国主流民意。

第三，自身的内在结构性缺陷。改革党的内部纷争及其背后的自由民主与民粹主义、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张力，是其作为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难以克服的内在缺陷。在基层层面，改革党的所谓的“专业化”改革与其大量“草根”党员之间的矛盾在备战地方选举的高压环境下日益突出，不少党员对改革党的内部改革十分不满，而这正是民粹主义政党“适应性困境”的典型表现，即他们要在寻求大众民主合法性的同时避免因此而导致的组织内部重大分裂。在高层层面，党内权力纷争频发。改革党议员鲁伯特·洛夫(Rupert Lowe)因被指控威胁党主席遭到停职处置，但其本人全盘否认相关指控，引发党内激烈纷争。有评论认为，该纷争源于法拉奇与洛夫的个人矛盾以及后者对前者领导权的挑战。如果说改革党的基层矛盾反映了民粹主义与自由民主制度之间的张力，那么党内高层的纷争则是民粹主义以民主为表、以精英主义为里的内在矛盾的结果。民粹主义崇尚不经代表、直接而简单的民主，但矛盾的是，民粹主义政党建立的却往往是一种由魅力领袖领导的、排他的精英统治。这一无法调和的核心矛盾充分暴露其反民主的本质，也从根本上决定了改革党难以实现组织稳定与长期可持续发展。

作者：薛雁方，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2024级博士研究生；轩传树，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党委书记、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中国知识体系构建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