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学者：“我们也是社会主义的受益者”

“我们也是社会主义的受益者”

——非洲学者视角下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原编者按：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中非关系正以愈发坚实的步伐，书写着南南合作的崭新篇章。中国奉行真实亲诚的对非工作理念，推动一系列合作项目落地生根，切实赋能非洲自主发展，赢得非洲各国政府与民众的广泛赞誉和深切认同。随着中国在非洲影响力与日俱增，一些西方政客与媒体既不愿正视中非合作互利共赢的本质，也无法接受自身在非话语权的相对弱化，频频炮制“债务陷阱论”“资源掠夺论”等不实言论，刻意抹黑中非合作、歪曲中非关系本质。本文通过对赞比亚开放大学教授、赞比亚前商业贸易和工业部副部长姆比塔·奇塔拉(Mbita Chitala)以及喀麦隆马鲁阿大学伊莎蒙-玛丽·恩科洛·恩乔多(lsamon-marie Nkolo Ndjodo)博士的访谈，解读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意涵与时代价值，并以非洲学者的观察与思考为视角，勾勒中非合作深耕细作、行稳致远的未来蓝图。

○(宋丽丹，下同)中非合作论坛已成立26年，中非关系于2024年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水平。您认为这对非洲国家意味着什么？

●(姆比塔·奇塔拉，下同)中国的合作共赢政策旨在促进非中互利合作，这是一种符合联合国宪章目标的进步做法。非中的五个合作领域包括：加强外交与国际事务协作；推动以基建、工业化和减贫为重点的经济合作；促进文化、教育、科技及人员交流；加强和平、安全与防务合作；协同参与全球治理、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中非发展基金、产能合作、支持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建设及“健康丝绸之路”等举措推进非中合作。非洲国家由此获得基础设施的改善，如肯尼亚的蒙内铁路、埃塞俄比亚的亚吉铁路、莫桑比克的马普托-卡滕贝大桥等。迄今为止，非洲已有十多个国家从“一带一路”倡议中受益，其中包括埃及、南非、尼日利亚、肯尼亚、埃塞俄比亚、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加纳、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等，这些国家从中国获得技术与专业知识，经济增长加快，生活水平提高，医疗保健和社会服务水平得到加强。中国则得以获取自然资源，拓展市场空间，提升在非洲的影响力。总体而言，中国对非推出的互利共赢政策，旨在推动非中双方实现共同发展与互利合作。

(伊莎蒙-玛丽·恩科洛·恩乔多，下同)对非洲国家而言，非中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水平，这意味着向毛泽东同志及黑人世界伟大人物[如威廉·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克瓦米·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所倡导的亚非文明建设迈出了重要一步。非中关系的提升根植于共同的反殖民历史与文化相似性。中国对非洲反殖民斗争的支持，非中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共同抗争、相互支持的历史，为非中友好关系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和情感基础，是今天非中关系提升至新的水平的重要历史基石。

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决定将双方关系提升至战略关系层面，实现经济、政治、社会等多维度协同发展。当前，在中国以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非洲推进《2063年议程》的背景下，中国重申实现现代化是各国不可剥夺的权利，支持非洲走基于自身文明的现代化道路，并强调没有中非的现代化，世界的现代化就无法实现。习近平主席指出，“中非共逐现代化之梦，必将掀起全球南方现代化热潮，谱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与西方现代化模式不同，非中现代化道路强调公平、包容、互利与可持续发展。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可概括为这样一段话：非中共同推进现代化建设，共同参与全球南方现代化建设。

○西方指责中国试图“拉拢非洲”，指控中国为自身利益掠夺非洲资源。您如何看待这些说法？

●新殖民主义是以前的殖民地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对其前宗主国产生依赖的产物。这种现象往往使不平等关系永久化，阻碍了非洲国家的主权独立与自主发展。非洲对令人窒息的西方援助与投资陷入深度依赖，同时承受着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主导的债务危机。前宗主国对非洲强加了不平等的贸易协定，并持续限制非洲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多样化。非洲对西方的外债规模已超过4000亿美元，经济依附性进一步固化，资本外逃加速，国家经济主权受到严重限制。帝国主义国家将对非援助与所谓的“结构调整计划”捆绑，进一步破坏了非洲各国主权。

与西方不同，中国对非洲的投资或援助既不干涉内部事务，也不附加任何条件。中国与非洲的合作，是发展中国家间平等互利的伙伴关系，中非合作论坛是非中平等对话与合作的平台。中国支持非洲振兴本地产业与文化，增强政治自主性，通过技术赋能与区域团结，帮助非洲打破依附、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一方面，非洲国家积极同中国交往，以维护自身国家利益。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为非洲创造了就业机会，刺激了经济增长，改善了基础设施；“一带一路”倡议帮助非洲融入中国的全球贸易和基础设施网络；中非发展基金支持非洲企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国为非洲专业人才提供了无私的培训和奖学金；中国与非洲的贸易减少了非洲对西方新殖民主义列强的依赖。

另一方面，中国支持非洲的多元化发展，促进当地产业和贸易发展，增强非洲国家的政府治理能力，振兴非洲传统价值观和语言文化，通过帮助培养非洲人才等方式支持非洲技术进步，支持非洲区域一体化、合作和团结。这一切为非洲摆脱对新殖民主义的依赖开辟了独立发展道路。

所谓“中国掠夺非洲”等说法纯属不实之词，是西方为阻挠和破坏非中关系而散布的反华宣传。这类污名化言论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不断猖獗。2020年，北约报告将中国定位为“系统性对手”；2024年，美国更通过相关法案，拨款16亿美元专门资助媒体和“公民社会”机构以对抗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西方还推出“重建更美好世界”“全球门户”等计划，意图削弱非洲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与中国的合作。

事实上，过去20多年来，中国已成为非洲最重要的经济和工业合作伙伴。2024年，非中贸易额达到2956亿美元，同比增长4.8%；非中发展基金已累计对39个非洲国家决策投资超66亿美元，涵盖基础设施、农业、卫生、数字技术等多个领域。2000年至2024年间，中国为非洲建设了1万多公里铁路、10万公里道路、100个港口、130所医院、200所学校以及大量民生项目，目前有4000多家中资企业在非洲运营，为非洲经济增长作出前所未有的贡献。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以来，中国推进的约600个“小而美”项目基本覆盖非洲国家，涵盖互联互通、减贫惠农、医疗卫生、绿色发展、数字经济、人文交流等领域，助力非洲工业化进程，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非盟《2063年议程》的深度对接。

因此，对中国“掠夺非洲”的指控实为西方强权发动的认知战，意图掩盖其数百年间对非洲的残酷剥削——盗取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发动侵略战争、传播疾病、造成饥荒与人口损失，给整个非洲大陆带来深重苦难。学界公认，15世纪时非洲的发展水平不亚于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欧洲，而中国当时的发展更是领先世界。这一格局直至16世纪欧洲商业革命时才被打破。贩运并奴役数千万非洲人至美洲，在19世纪和20世纪入侵并殖民非洲、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不是中国；如今轰炸非洲国家、刺杀反新殖民主义领袖、支持萨赫勒地区极端武装组织的也不是中国。

至今，许多非洲国家——尤其是法语国家——仍受《里昂协定》等秘密条约的束缚，在经贸、金融、货币乃至国防、外交、文化等领域严重受制于法国。2024年，14个非洲国家的外汇储备仍存于法国银行而非本国央行，且仅能调用其中的50%；非洲法郎也在法国印制——这意味着非洲法郎区的金融与货币主权实际掌握在法国手中。此外，非洲与欧盟签订的经济协定，摧毁了当地脆弱的工业体系，却未得到欧洲在工业、纺织、农业、能源等领域的实质性投资。这些不平等、非互利的协定，无异于制度化的掠夺。

相比之下，中国与非洲之间不存在此类不平等现象，非中正携手构建平等、相互尊重的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中国对非贷款多为低利率甚至零利率，近期更宣布对十多个非洲国家实施新一轮大规模债务减免。对于部分存在风险或互利性不足的合作项目，非中双方通过透明协商予以调整。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双方引入“小而美”项目，避免过度融资带来的债务压力。与西方不同，中国允许合作国就合同条款进行平等协商——例如喀麦隆同中国协商修订某些合同中的模糊条款；刚果(金)也通过“世纪合同”等机制，对与中国原有合作计划进行了更符合本国利益的再谈判。这类平等协商机制，在西方与非洲国家的合作关系中往往不被允许。非洲国家若试图推动类似的利益再平衡，通常会面临制裁、战争或“颜色革命”的威胁，如津巴布韦、苏丹、中非共和国和厄立特里亚等长期遭受非法单边制裁的国家所证明的那样。

中国始终坚持不干涉非洲国家内政，不附加政治条件，不搞政权更迭，不设海外军事基地，更不以胁迫手段谋取商业利益。非中合作建立在相互平等的基础上，以发展为导向，真正致力于非洲的自主与振兴。

○许多西方国家资源相对贫乏，它们在经历去工业化之后，依然能够维持相对较高的国民收入，由此判断，在全球体系中必定存在某种机制以维持这种状况。请问西方国家究竟通过何种机制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汲取资源以支撑自身发展？您能否结合贵国和中国的情况来谈谈这一问题？

●西方国家剥削非洲是一种始于殖民时期的历史现象。非洲人民曾遭受欧洲殖民者的奴役，被大规模运往美洲，在当地种植园里充当奴隶。到了19世纪80年代，欧洲列强将非洲强行分割为多个殖民地，以便继续掠夺其资源。20世纪50年代后，在社会主义阵营及新中国的支持下，非洲人民争取政治独立的运动走向高潮，迫使英国、法国、葡萄牙、西班牙等前殖民国家陆续承认非洲各国的独立。然而，非洲并未实现真正的民族解放。前殖民势力通过新殖民主义手段继续控制这些新兴国家的经济命脉，干预其政治，即便在20世纪60年代非洲多国相继取得政治独立后，这些国家仍频繁策动这些国家的政权更迭，扶植符合其利益的代理人执政。一些前殖民国家还在非洲设立军事基地，以维持其对非洲的长期控制。这种局面至今仍在多国持续。在经济层面，西方企业持续控制非洲的自然资源，包括石油、矿产和木材。它们主导采掘业，却仅向非洲国家返还有限利益，并经常强占大片土地，导致当地居民流离失所。例如，壳牌在尼日利亚的石油开采屡屡引发环境退化；戴比尔斯在南非的钻石开采伴随着对劳工的压榨；嘉吉等农业巨头在非洲大肆掠夺农地、压榨农业工人。

前殖民国家还通过不平等贸易协定制约非洲的工业化和经济多元化进程。帝国主义国家常将援助与“结构调整计划”捆绑，进一步削弱非洲的自主决策能力。2022年，49个有数据可查的非洲国家外债共计6960亿美元，其中多数是西方私人债权人持有的债券。这些债务不仅加剧了资本外流，也削弱了非洲国家的经济主权。

一些在非洲的西方企业还普遍参与逃税与避税，通过在避税天堂注册空壳公司等手段钻法律漏洞，导致非洲政府损失大量财政收入。此外，西方国家持续通过窃取知识产权、侵占文化遗产、将非洲传统知识抢先申请专利等方式实施剥削。西方媒体与娱乐产业则无偿挪用非洲的音乐、舞蹈等文化元素进行商业化开发，从中牟利却不给予任何补偿。

在教育领域，西方语言与课程体系主导非洲多国教育系统，严重侵蚀了非洲民众的本土语言与文化认同。在医疗卫生领域，辉瑞等西方制药企业不仅利用专利壁垒限制低价药品的普及，阻碍非洲获取可负担的医疗资源，还常在未获得本人知情同意的情况下进行剥削性临床试验。这些公司主导下的非洲国家卫生体系重治疗轻预防，进一步加深了非洲对西方的依赖。

以赞比亚为例，这个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因矿业被外国跨国公司控制，未能将丰厚的资源禀赋转化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质动力。截至2022年，矿业对赞比亚全国就业的贡献仅为2%，对GDP的贡献为11.1%，对政府财政收入的贡献为4%。然而，铜矿出口却占该国出口总收入的70%，也就是说矿产创造的财富大部分被西方资本拿走了。2014年，受外资企业利润大规模汇出等因素影响，赞比亚因外汇流失而承受的财富损失相当于其GDP的20%。此外，外资矿业企业在当地未建立任何产业链，其生产运营所需95%的商品和服务依赖进口，对所在国的经济贡献极为有限。

我认为，剥削非洲最显著的机制是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等非洲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深入剖析的“不平等发展机制”。该机制不仅存在于非洲，也贯穿整个第三世界，其根源在于西方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

自资本主义诞生以来，正如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所揭示的，分工体现为国家层面生产任务的专业化。从亚当·斯密(Adam Smith)到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这种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专业化是市场社会财富增长的来源。随着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国际分工逐渐演变为“都市-殖民地”的世界性对立：工业化国家专精于高附加值制成品与技术密集型产业，而殖民地及后来的第三世界国家则被固化在提供原材料与廉价劳动力的角色中。列宁曾对这种帝国主义逻辑进行过系统分析。

如今，在数智技术推动下，我们正目睹国际分工的进一步深化：高度数字化的先进工业国与全球其他地区之间形成新的断层。虽然国际分工提升了全球资本主义的生产效率，却也导致北方国家与全球南方之间的不平等急剧扩大。在这一体系中，全球积累表现为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资源的系统性掠夺，并呈现出新殖民主义的动态逻辑，正如马克思主义者、泛非主义思想家和加纳前总统恩克鲁玛在20世纪60年代所批判的那样。这一不平等的贸易结构不仅没有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下得到逆转，新殖民主义的掠夺逻辑在某些方面甚至更加强化。在非洲，西方企业基本控制着主要原材料，包括各类矿产、石油、天然气、木材以及可可、橡胶、棉花等农产品。这些资源的价格并不由非洲国家自主决定，而是由开采和营销它们的西方公司所主导，从而持续为其提供廉价原料。

在马里、尼日尔、刚果(金)、中非共和国、利比里亚、尼日利亚等国，西方跨国公司对自然资源的控制往往伴随着武装叛乱、政变和内战，严重破坏着所在国的稳定。例如，法国核工业公司欧安诺长期垄断尼日尔的铀矿开采，使法国成为欧洲民用核能的领先国家，而尼日尔全国仍有90%的地区无电可用。在利比亚，美、法、英、意等国的石油公司在北约推翻卡扎菲政权后瓜分了该国石油资源。在刚果(金)，面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及美西方的压力，政府被迫修改原本与中国签订的“基础设施换矿产”合作协议，合同金额从90亿美元降至60亿美元，并被迫引入美国公司重新控制关键矿区。

西方国家即使在本国推进去工业化，仍能通过债务机制维系以剥削非洲为代价的经济生存，其手段是迫使非洲国家从国际金融机构或西方银行以高息借款，进而通过金融投机手段操控这些国家的偿债过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强加于非洲的“结构调整计划”为此类经济勒索提供了制度框架。货币控制也是经济掠夺的关键环节，多数非洲国家至今未能掌握本国金融与货币政策主权。

此外，基础设施领域的公共合同同样是剥削的重要方面。虽然中国和其他全球南方投资者(如土耳其、巴西、卡塔尔、印度)已显著改变市场格局，非洲的公共采购市场仍被西方企业占据，尽管其性价比往往不高。喀麦隆国家铁路被法国博洛雷集团(Bolloré Group)私有化后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便是典型案例。

最后，非洲移民——无论合法或非法——也成为这一剥削体系的组成部分。欧洲国家通过引入非洲移民，缓解了因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短缺，同时也借此加剧本国工人阶级与来自非洲底层劳动力之间的竞争。对欧洲企业而言，这是又一种压低整体工资成本、进一步提高利润的机会。

○在您看来，中国对您的国家和人民有什么样的影响？

●中国既推动国有企业提升效率和竞争力——如今全球前五大企业中有三家是中国国企，又确保其运营服务于国家整体战略。例如，在全国范围推进铁路、公路、住房与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私营企业往往因利润导向而难以全面承担，而国有企业则能将其作为公共产品予以落实。这使中国得以推进大规模民生项目，包括住宅区开发、棚户区改造、可再生能源设施建设以及高速铁路网络铺设等。在土地制度方面，中国坚持农地集体所有，确保农户平等地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一制度有效防止了土地兼并和地主阶级的产生。过去40多年间，中国成功使8亿多人摆脱绝对贫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研究显示，93%的中国民众对政府改善民生、增加工人收入及完善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举措感到满意。

中国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实际相结合。毛泽东在1938年首次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1939年毛泽东进一步强调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习近平主席倡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解决现实问题，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推动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同步。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注重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选贤任能”“天人合一”“自强不息”“亲仁善邻”等理念已成为滋养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和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源泉。这些思想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得到生动体现。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那样，理论创新永无止境，要“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

中国发展的特点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采取务实态度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二是通过权力下放调动地方积极性；三是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四是引入市场机制释放生产力，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企改革并建立证券市场；五是鼓励私营经济发展；六是积极吸引外资，设立经济特区并规范环保标准；七是持续加大教育与研发投入。以上政策通过每五年的国家发展规划系统实施，为中国实现快速稳定发展提供了保障。

过去十余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翻番，2025年超过19万亿美元；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中国粮食产量2025年达7.1亿吨，位居世界榜首；中国已经建成全球最大的高铁和高速公路网络；2025年中国的研发投入占GDP的2.69%，科研人员数量领先世界；2025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达79岁，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巩固在95%，城乡融合持续推进，居民住房条件显著改善。尽管面临人口老龄化、双碳目标及西方技术封锁等挑战，中国经济仍具备持续中高速增长的潜力。预计在2031年—2035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越美国。

当前，中国已打赢消除绝对贫困的脱贫攻坚战，并推动企业、社会组织、个人等主体参与第三次分配，助力社会公平与中等收入群体的壮大。“双循环发展”战略增强了经济韧性，使中国在外部压力下保持稳定发展。习近平主席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其实质是走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而非复制西方模式。

中国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中国持续深化国企改革，强化高端制造、航天、交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新能源等关键领域发展，提升农业生产力，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区域协调与科技创新，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在赞中关系方面，两国友谊源远流长。中国曾支持赞比亚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援建了连接坦桑尼亚与赞比亚的坦赞铁路，并资助升级了肯尼思·卡翁达国际机场等基础设施。中国企业投资于铜、钴等矿产资源开发，中国水电集团援建卡富埃峡下游水电站等能源项目。在农业和医疗领域，中赞农业示范中心、中赞友谊医院、利维·姆瓦纳瓦萨大学医院等合作项目落地生根，中国医疗队也为当地提供持续支援。在教育方面，中国为赞比亚学生提供大量奖学金，并在当地大学设立孔子学院或孔子课堂。此外，中国还承诺加强与赞比亚在可再生能源、旅游酒店业及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合作，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化。

关于中国对非洲人民生活的积极影响，其例证数不胜数，远非个案所能概括。以喀麦隆为例，过去20年间，中国参与建设了一系列关键项目，切实改善当地基础设施与民生。这些项目涵盖能源、交通、医疗、工业与农业等多个领域。在能源保障方面，中国帮助修建了洛姆帕加尔、曼维莱等水电站；在公共设施方面，中国协建了雅温得多功能体育馆(2009年)、国民议会新总部(2024年)以及雅温得(2002年)和杜阿拉(2015年)的妇产儿童医院；在交通互联方面，中国帮助建设了雅温得-杜阿拉高速路、克里比深水港以及多条重要公路；在农业发展方面，中国引进了楠加农场水稻种植项目；在工业建设方面，多家中国企业在当地投资建设水泥厂，并计划投资建设氨尿素生产厂，参与铺设全国光纤网络。

除硬件支持外，中国也深度参与喀麦隆的国家发展进程。丝路投资基金助力喀麦隆《2020—2030国家发展战略》，通过项目投资为其未来发展注入动能。人文交流同样活跃，数千名喀麦隆学生赴华留学，中国医疗队常年坚守当地，不仅在城市医院提供诊疗，更深入偏远地区开展眼科、心脏、关节等多类手术项目。2024年10月，中国“和平方舟”医疗船停靠杜阿拉港，为民众提供免费诊疗，再次彰显两国在健康领域的紧密合作。在民间层面，许多喀麦隆商人通过与中国伙伴合作助力事业成长，不少人在两国成功创办企业。这些实实在在的行动，显著减轻了民众日常生活的艰辛，尤其惠及最弱势群体，让他们的生活更加充满希望。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您对未来中非关系的发展有何建议？

●当今世界既存在和平发展的主流，也存在霸权主义、压迫与剥削现象。当前，中国正致力于推动世界多极化，维护和平稳定，开展互利共赢的合作，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并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共同挑战。然而，美国及其盟友发动的“新冷战”不仅针对中国，也意图压制整个全球南方，其根本目的是阻挠世界多极化进程。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具有多个权力中心、更加平衡的国际秩序。这种秩序有助于提高战争与冲突的成本，促进和平合作与区域一体化，并为终结现代帝国主义开辟道路。

美西方对中国的遏制已演变为一场“混合战争”，融合常规与非常规手段，利用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全面施压。它们认为，中国作为一个由共产党领导、拒绝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致力于构建世界多极秩序并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国家，在思想和制度层面构成了对西方霸权的根本性挑战。因此，一切进步力量、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人士，都应坚定支持中国，共同抵制这场强加的“新冷战”。

在此背景下，我对非中关系的未来发展提出以下建议。中国应继续支持非洲推进工业化和贸易多样化，增强其经济自主发展能力。同时，中国共产党可在平等互鉴的基础上，支持非洲进步力量对科学社会主义理念的探索实践，助力其结合本国历史文化与现实需求筑牢理论与实践根基。从思想史来看，社会主义与民族解放历来紧密相连。马克思恩格斯曾坚定支持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认为英国工人阶级的解放离不开爱尔兰的独立。马克思的反帝思想也影响了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与后来的民族解放运动。马克思还曾预言中国将摆脱欧洲殖民统治——这一预言最终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得以实现。

我们建议，非中应在政治、经济、文化与安全等各层面深化“联合现代化”进程的协同，致力于构建高水平命运共同体。在此基础上，双方可本着尊重现实的原则，探索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乃至建立“共同文明体”。非中文明融合已具备深厚的文化基础。双方人民在尊重自然、重视集体主义和仪式传统等方面高度共鸣；汉语与非洲多种语言同属声调语言体系，沟通潜力深厚；共同经历的殖民屈辱与解放斗争史，更强化了彼此的情感与认同。

在实践层面，非中可推动生产体系的深度融合，同时尊重不同区域的经济特性。非洲未来发展潜力巨大，未来200年内可长期为中国企业提供广阔市场；非洲丰富的矿产资源也将为中国工业提供长期稳定保障。若逐步实现非中双方区域内跨境交通网络、能源管道和信息通道的贯通，以及中国与非洲各国间产业链与产能的整合，将极大释放增长动能，长远改变全球格局。双方应在投资贸易、资本流动、债务管理、人口政策、环境标准、高科技产业、金融治理、基础设施、税收协调等领域深化合作，逐步取消关税壁垒，推动就业、健康、住房等社会标准对接，并探索建立具有实质功能的中非联合治理机制。我们建议中非在全球南方框架下深化协作，将双方发展置于全球南方整体崛起的背景中。资本主义的冲击具有全球性，全球南方的回应也必须是系统且协调的。在这一层面统筹发展规划虽具挑战，但势在必行。

在思想领域，中国应加强在非洲传播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建议设立专门的书店、图书馆、学习小组与研究项目，系统培训并资助认同非中友好的非洲学者，支持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双方共同愿景。目前，非洲本土相关学者普遍缺乏资源，与大西洋主义网络中受西方基金会资助的研究力量形成鲜明对比，许多人才被迫流向北方国家相关机构。

最后，中国需培育本土的非政府援助力量，并加强与非洲当地民间组织的对接协作。目前该领域主要由西方主导，其依托非政府组织网络广泛介入卫生、教育、环境、民生等领域，塑造叙事并传播西方价值观。中国需建立自身的人道主义组织并部署至非洲。通晓中文、熟悉中国社会并具备国际组织经验的非洲人才，可成为推动这一进程的重要力量。

作者：姆比塔·奇塔拉，赞比亚开放大学教授；伊莎蒙-玛丽·恩科洛·恩乔多，喀麦隆马鲁阿大学教授；宋丽丹，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当代理论思潮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6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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