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姣：美国是个“生而资本主义”的国家吗？
美国是个“生而资本主义”的国家吗?
——20世纪美国史学中的美国资本主义起源问题
焦 姣
奴隶贸易(图源：《世界简史：人类文明的演进历程》)
近十多年，“资本主义”一词重新回到了美国史学界的核心。随着“新资本主义史”这一前沿领域的崛起，物质要素再次受到史学界重视，经济史、企业史、劳工史等传统研究领域也重新焕发出生机。然而，“资本主义”在美国历史研究中并非一个新词。关于美国资本主义的讨论乃是贯穿20世纪美国史学的核心线索之一。只不过，由于意识形态的限制，美国学界对于美国资本主义历史起源的讨论被长期掩藏在“市场”“商品化”“奴隶经济”等“面纱”的背后。自20世纪70年代起，受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外部挑战，资本主义起源问题才从美国史学的边缘逐步进入中心。20世纪美国史学对于“农业资本主义”“奴隶制与资本主义关系”等问题的探讨，深化了史学界对美国社会性质的理解，重塑了美国历史分期的面貌。
国内学界长期关注资本主义问题，近来国内学界对于“新资本主义史”学派的主要观点也有一些介绍，但主要强调其前沿热点属性，对于当前美国资本主义史研究背后的深层理论渊源和长期发展脉络缺少挖掘。实际上，史学界对于美国社会资本主义性质的探讨绝非最近一二十年才出现的理论“新潮”。本文写作的目的，正是要强调“资本主义起源”这一根本问题在美国历史研究中的延续性。作者以“资本主义起源/转型”为核心，将20世纪美国史学中对于美国早期社会性质的探讨划分为四个阶段：(1)20世纪初，进步主义史学首先基于宪法的经济研究提出了美国是否“生而资本主义”的问题，旋而被二战前后共识史学的自由主义“一致论”所掩盖;(2)20世纪60年代以后，受到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争论的影响和新社会史方法的冲击，美国学界以殖民地农业社区研究为入手点，推翻了美国“生而资本主义”假说;(3)20世纪80至90年代，美国资本主义转型问题走出了经济史研究的小圈子，经过不同研究分支的争论，形成了更为宽泛的“市场革命”概念，并对美国资本主义起源时间进行了重新定位;(4)2008年以来，“新资本主义史”将奴隶制等原本被视为资本主义“例外”的问题重新引入美国资本主义史讨论，并将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还原到全球资本主义史中。
一、“生而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美国化
20世纪60年代以前，美国历史学者如果要讨论资本主义在美国的历史“起源”，势必要面临合法性的质疑。在北美殖民地研究和美国早期史研究中，资本主义制度通常被视为美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恒定不变的背景，是美国史的“常量”。当时通行的历史解释认为，从欧洲人在美洲殖民的开端起，北美社会就已经确定了资本主义的性质。换句话说，美国是“生而资本主义”的。“共识学派”史学家卡尔·戴格勒的表述最为形象：“资本主义是乘着第一批航船来到美洲的。”在共识学派看来，欧洲移民逃离旧世界的封建压迫，在北美建立了全新的社会，使得美国历史的发展“跳过了封建的历史阶段”。既然美国不存在封建主义的过去，美国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了。
“生而资本主义”的理论还包含了另一层重要的假设：现代美国的资本主义基因完全来源于欧洲，尤其是继承自英国。用理查·霍夫施塔特的话来说，美国社会中展现出的新特质都是“舶来品”。正是由于继承了英格兰的经济先驱特性，美国“从一开始就完全是依据新教、民族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来组建和壮大的”。在布尔斯廷等共识派学者书写的美国通史中，新英格兰是美国资本主义的源头，因为这一地区具有与英国相似的文化属性，例如以维护私有制和契约为主要目标的法律体系、强烈的逐利动机、鼓励创新的企业家精神等。
在共识学派看来，美国资本主义既是一种社会和政治制度，也是一种全社会共享的思想和文化共识。共识学派将这一“资本主义共识”的根源追溯到美国革命以前，主要是为了对抗20世纪初进步主义学派的宪法观。从19世纪末起，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开始将宪法视作少数人经济利益的产物。伍德罗·威尔逊就曾经强调，宪法主要代表“富有的工商业阶级”的利益，制宪者通过“物质利益”团结在一起。进步主义史学的代表查尔斯·比尔德在其名著《美国宪法的经济解释》中提出，宪法主要反映了商人、资本家、公债持有者等“动产集团”的利益。宪法的通过是“一个财产利益阶级与另一个阶级发生冲突”的结果，最终，动产利益集团推动了宪法的批准，牺牲了小农和债务人的利益。
比尔德的看法代表了美国史学界对于美国“生而资本主义”的另一种理解：宪法是资本主义的胜利，因此，美国资本主义的根源只能追溯到立宪时期而非立宪以前。欧洲移民来到北美殖民地后，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利益集团，但宪法只肯定了其中一部分人的利益，宪法是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确立的先决条件。进步派作家古斯塔夫斯·迈尔斯表达得更为直接：宪法起草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地从人民手中夺取直接权力”，从而保护“土地和贸易集团的利益”，并最终创造了“一个强大的政治商业贵族阶层”。宪法的本质是一部资本主义宪法。
进步主义学派对立宪的经济分析在20世纪早期美国历史学界影响深远，这是共识学派必须反驳“资本主义宪法”说的原因。但是，共识学派质疑的并不是宪法本身的资本主义性质，而是立宪过程中的经济利益分歧。共识学派强调，宪法所蕴含的资本主义文化其实是美国社会中的不同派别共同追求的。霍夫施塔特称美国农民是热衷投机的“小资本家”，其行为方式与土地投机者和铁路大亨没有本质差异。路易斯·哈茨则主张，比尔德对立宪过程中“农业集团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冲突”的分析并不准确，因为农业利益与工商业利益的矛盾既非阶级矛盾，也不是美国政治斗争的核心。农业集团表面上扮演了美国早期政治中“反资本主义”的角色，但这只是一种政治话术。由于美国历史语境的特殊性，农业集团缺少封建主义这一天然“敌人”，为了强调其与主流政治的差异，在野的农业集团便将自身刻画为主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者。而实际上，借用霍夫施塔特的话，这只不过是“农业资产阶级针对其他资产阶级的抵抗”而已。
至此，进步主义学派与共识学派共同完成了“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美国化。进步主义史学家发现了立宪过程中存在不同利益集团的分歧，而共识学派将这一分歧视为资本主义内部的斗争。无论从哪一种观点来看，美国都是“生而资本主义”的，只不过两个学派对于美国资本主义的起源时间定位不同。共识学派将美国看作英国式资本主义的直接继承者，进而将美国资本主义的根源追溯到殖民时期。而在进步主义学者看来，资本主义的真正确立要稍晚一些，美国向资本主义的转折发生在立宪时期。但无论如何，当美国的基本政治制度确立之时，其社会经济性质也已确定，此后的美国历史中不再存在“资本主义起源”问题。
“生而资本主义”的理论并非毫无漏洞，无论共识学派还是进步主义学派都未对“资本主义”作出明晰和统一的定义。当代概念史研究者认为，“资本主义”(capitalism)一词在历史文献中的实际使用不会早于19世纪中期，而主张美国“生而资本主义”的研究者往往是在18世纪北美社会中寻找19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的影子。但是，一旦将这两个社会并行比较，就不难发现大量值得质疑的历史细节。例如，共识学派认为“牟利农业”的从业者是农业资产阶级，但在真实历史中，美国真的存在具有同一经济利益的“农业集团”吗?与近代早期土地快速集中的英国相比，小土地所有制在内战前的美国农村广泛存在，这些小土地所有者到底是资本主义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亚当·斯密曾经主张，由于殖民地近乎无限的土地供给，资本主义在新大陆的发展获得了比英国本土更优越的条件，而在马克思主义学者看来，土地的相对平均分配实际上造就了庞大的自耕农群体，这一群体天然地反对土地集中和农业资本化。
同样在牟利农业问题上，认为美国农业“生而资本主义”的学者必须面对美国历史中一个更为突出的悖论：奴隶制与美国资本主义曾经长期并存。奴隶制研究者是最早开始质疑美国“复制”了英国资本主义这一假设的，埃里克·威廉斯在20世纪40年代就指出英国资本主义的成功乃是建立在北美奴隶制的基础之上，尤金·吉诺维斯主张19世纪的美国南部奴隶制种植园中存在一种抵制资本主义的文化。尽管美国主流学者一直试图从宪政史和文化史角度解释奴隶制在美国的长期延续，奴隶制的存在仍然对美国“生而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假设构成了有力质疑。
究其原因，所谓美国“生而资本主义”假设背后的问题，实际是以英国为原本的欧洲资本主义起源学说与北美殖民地历史的不匹配。要理解美国资本主义“起源史”的转型，仍然需要回到欧洲历史研究的理路变迁之中。“资本主义起源”问题在美国史学中的复兴，与二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反思密不可分。
二、“布伦纳辩论”与美国农业资本主义问题
如果说在二战后的美国主流史学界，讨论资本主义历史尚有政治禁忌的话，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中，“资本主义起源”问题则始终占据着讨论核心。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内部前后经历了多轮关于欧洲社会向资本主义“转型”或“起源”问题的争论。其中对美国史学界影响最深远的当属从1976年开始的“布伦纳辩论”。
与此前的“多布—斯威齐之争”一样，布伦纳辩论的核心是英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转型问题。与多布同属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的布伦纳强调阶级斗争和社会财产关系在社会转型中的关键作用，认为资本主义绝非商业和人口变化的“自然”结果。而与多布不同的是，布伦纳认为农业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原初形态，在历史时间和发展逻辑上，英国农村的生产关系变革是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根据学者埃伦·伍德的分析，“布伦纳辩论”同时挑战了此前欧洲资本主义起源的解释的两种主要模式。其中，“商业化模式”强调人类的天赋秉性中具有自利倾向，在充分交换的市场环境中会自然孕育出商业资本主义。“人口学模式”则强调资本主义转型取决于供求规律是否充分发挥作用。欧洲由于存在不受外力干扰的周期性人口增减，得到了率先发展资本主义的机会。这两种理论模式均强调商业交换背后的强大自然驱力，并将工商业城市看作欧洲资本主义的摇篮。而布伦纳首先提出，英国资本主义的原动力并非城市工商业，而是近代早期农村社会产权关系的变化。租金的货币化侵蚀了农村社会的封建法律和习俗，农民失去封建束缚(和保护)，被迫卷入市场，成为小生产者或是雇佣劳动力。
对美国史学界而言，布伦纳对农业资本主义的强调开启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转向。正是从70年代中期开始，“农业资本主义”成为美国史学界反思美国早期史的重要入手点。美国历史学家意识到，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依赖诸多特殊的历史条件——受到封建等级影响的农村经济关系、农业人口增长和“圈地运动”造就的雇佣劳动力大军、由强大的财政—军事国家支持的海外扩张和资源积累，而这些因素在早期的北美殖民地并不存在。另一方面，北美殖民地又具备众多异于英国的特性：近乎“无限”的廉价土地供应、游离在市场边缘的大量独立农户、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种植园农业。这些差异似乎昭示，美国资本主义的起源史并非英国路径的简单复制。随着70年代新社会史和社区研究的兴盛，大量社会史和经济史学者通过挖掘农场簿记、商店账目、税单、统计表格等新材料，开始重新强调殖民地农业的“自给自足”特征。他们提出，无论从资本积累还是社会心态上看，殖民地时期的美国农村都很难算得上是资本主义的“摇篮”。与同时期的英国相比，北美殖民地并不具备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原始掠夺的条件。殖民地经济的增长是“孤岛式的”，更依赖于各个殖民地与欧洲之间的单向贸易，北美大陆并未形成统一市场。对于大部分殖民地农民而言，扩大生产、追逐利润并不是首选，他们经济活动的首要目标是履行对家庭、社区和宗教团体的责任。
并非所有学者都同意殖民地农村社区“自给自足”的判断，但这一学说的抬头促使美国早期史学者不得不重新从实证角度反思美国“生而资本主义”的假设：殖民地时期的北美乡村社会是否真的普遍存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乡村社会的哪些生产和交换模式具有资本主义特征?
迈克尔·梅里尔的“家户生产模式”理论正是为了解决这一理论困境而出现的。梅里尔认为，1750年至1850年间的北美农村既非以商品经济为导向的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属于封建制下自给自足的封闭社区。殖民地农民大多拥有一定的生产资料(土地)，他们除生产自己所需的产品外，也在乡村社区内部频繁地进行商品交换。但是，此种商品交换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交换不同，商品并非为抽象的市场买家生产，而是为某个特定个人而设想的“独立商品”，乡村社区商品交换的本质是基于个人特殊需求的劳动交换。因此，商品交换是深深嵌入在社区关系之中的，商品交换需求的变化不是由市场价格来控制，而是由社区内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决定的。在梅里尔看来，此种家户生产模式源于欧洲，但在1750—1850年间的北美乡村达到了顶峰。在强调私有财产权等方面，它是近代早期英国土地所有制的延续，而在维护社会平等方面，它又是农民对逐渐资本化的英国乡村经济体系的反抗。不难看出，这一理论明显受到了布伦纳农业资本主义起源说的影响。
梅里尔的“家户生产模式”理论在美国史学界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将更多学者带入关于美国早期乡村经济形态和社会性质的讨论中，进而促生了80—90年代早期经济史研究中“市场派”与“社会派”的分化。随着讨论的深入，历史学家认为，不仅要界定早期美国乡村社会的性质，而且要在此基础上重新思考18—19世纪美国资本主义的时间进程和空间分布。换句话说，历史学者对美国资本主义史的关注从单纯的“起源”问题转向了不同地区、不同群体如何向资本主义“转型”的问题。
传统的边疆理论认为，自给自足的自耕农主要存在于新开拓的边疆地带，随着城市化和文明程度的不断推进，边疆地区的生存农业逐步被商品化农业取代，部分小农则继续向西迁徙寻找新的边疆，从而在地理上形成了由独立小农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逐步演进的连续谱。而依照“家户生产模式”理论，边疆小农并不会轻易地接受商品化农业、自然而然地转变成为市场生产的农业商人。假如美国乡村社会既非“生而资本主义”，也非自然演变为资本主义，乡村社区为何会爆发出资本主义转型的动力?“市场派”认为，18世纪中期“大觉醒”后，随着洛克式的占有性个人主义的盛行，新英格兰地区已经具备了从家户经济向商品化农业转变的意识形态基础。农民开始接受经济效用最大化的价值观，因而自愿地从原本为社区生产逐渐转向为市场生产。“社会派”明确反对这一观点。他们主张，抵制商品化的思想在美国乡村社会中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农民不具有向商品经济转型的内生动机，是投机、掠夺、战争、工业化等外在因素破坏了家户经济的独立性，导致了乡村社会的被迫转型。
各派学者争论的另一核心问题在于：美国向资本主义的转型到底是何时完成的?在“生而资本主义”的叙事中，这个问题并不存在，但在80—90年代的“资本主义转型”辩论中，对转型的年代定位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不同学者对资本主义核心特征的认知。大体上说，部分学者坚持将美国资本主义的成型定位在美国革命和立宪时期。艾伦·库利科夫认为，市场派和社会派都应该将美国革命视为美国资本主义奠基的“核心事件”。革命扫清了英国重商主义对殖民地贸易和工商业的限制，通过了保护私有财产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宪法，传播了个人权利和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从而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另一部分学者则主张，美国社会的资本主义转型至19世纪上半叶方完成。同为社会派学者的詹姆斯·亨瑞塔就提出，虽然美国革命为市场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但革命并没有加快资本主义在美国的建立。相反，大量小农和小手工业者在革命中巩固了自身地位，进而阻碍了工商业资本主义对小所有者共同体的侵蚀。因此，在大部分北方乡村，市场经济和商品消费的观念直到1800年后才有机会确立。
至此，美国的资本主义转型问题已经完全超越了布伦纳和梅里尔关注的农业资本主义范围，更多的美国历史学家意识到，“资本主义”概念可以成为美国历史分期的重要工具，而要确定美国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核心在于美国社会的资本主义转型在何时完成。随着“转型”问题在80—90年代成为学界讨论热点，资本主义问题也从美国学界的边缘逐渐走向中心，并促成了历史学界对美国历史的重新分期。
三、“市场革命”与资本主义转型的时间定位
在80—90年代市场派与社会派的大辩论中，关于资本主义转型的讨论溢出了社会史和经济史领域，涉及更为传统的政治史、思想史等研究范畴。在新一代历史学家看来，资本主义并不仅是经济体制和社会关系，更为反思“民主”“共和”等传统美国政治史核心概念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视角。在1987年《威廉玛丽季刊》讨论政治史学者戈登·伍德《美利坚共和国的创生》的特辑中，批评者康特里曼提出，《创生》中的“共和修正论”其实暗含着相应的经济史假设：当新生的美国确立其共和主义政治体制之时，同时也在社会层面完成了自由主义的转型，在经济层面完成了向资本主义的转型。戈登·伍德的回应文章半开玩笑地表示，过去数十年的资本主义转型研究极大丰富了资本主义的定义，使得资本主义成为学者眼中美国一切问题的“罪魁祸首”。思想史学者乔伊斯·阿普尔比也曾评论，在这一时期研究者的理解中，资本主义已经“不再是生产和分配产品的体系，而更多是一种激励人们试图改变世界的思想”。
“市场革命”概念的提出将这一讨论推向高潮。1991年，查尔斯·塞勒斯出版《市场革命：杰克逊时代的美国，1815—1846》一书，试图将近二十年关于商品经济、乡村社会转型和政党政治的研究综合在同一框架内。塞勒斯将东北沿海城市看作19世纪上半叶美国商业资本主义的策源地，航运业积累的大量资本为制造业发展提供了启动资金，发展出早期现代工厂组织。随后，东北部商人通过外包和雇佣体制，将周边乡村地区的独立农户转变为市场生产体系的一部分。随着19世纪早期跨州交通的改善，工商业城市的供应圈和产品市场不断扩大，由此推动了商品化农业不断向西部边疆蔓延。这样一场在全国范围内不断扩张的市场化进程即“市场革命”，它不仅改变了生产、消费和分配的格局，也为大众政治的兴起提供了基础，冲击了美国传统的精英政党体系;它同样深刻影响了美国的大众文化和宗教，引发了19世纪30年代的第二次“大觉醒”运动。
不难看出，“市场革命”说不仅是一种资本主义转型学说，更是一套新的美国历史分期方案，塞勒斯试图用“市场革命”替代传统美国史分期中的“杰克逊时代”。与进步主义史学相比，“市场革命”说反对在1787年美国宪法与资本主义之间建立直接联系，而是将美国社会全面资本主义化的时间推迟到19世纪上半叶。在塞勒斯看来，资本主义在美国的建立不是一小部分商业和政治精英推动的，而是不同阶层出于经济、文化、宗教等不同动机共同促成的，资本主义转型也体现了大众意志。与此前的“市场派”和“社会派”的长期论战相比，“市场革命”在90年代历史学界扮演着类似于50年代“共识”学说的角色。正如思想史学者斯克兰斯基批评的，“市场革命”说的流行实际上将美国资本主义转型的研究重心从“无产阶级化”悄然转移到“商品化”，从而改变了由马克思主义史学发起的资本主义史讨论的理论预设和概念框架。
尽管有批评者指出“市场革命”的概念过于泛化，但塞勒斯将美国资本主义转型定位在19世纪早期的主张在学界得到了广泛响应。@1996年，《早期共和国研究》杂志发表了“早期共和国的资本主义”特辑，邀请八位经济史、政治史、劳工史、思想史等领域的历史学者共同讨论“转型”问题。他们无一例外地将美国向资本主义的转型描述为“渐进”过程。虽然其中的两名早期史学者仍然认为，精英主导的1787年宪法在投资环境、货币体系、公共建设、价值观念等方面深刻影响了美国经济，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他们主张，美国资本主义的真正成型是在19世纪20—30年代的大众政治时期。戈登·伍德的评论最能体现这一主张的内核：“那些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需要自私自利、反复试探底线的个体的人，并不了解早期共和国资本主义的根源。……美国真正的资本家……正是我们自己。”
除了确定“转型”的年代定位外，这一组文章同样将“市场革命”的视角推广到了此前资本主义转型讨论中被忽略的领域。首先是“家户生产”模式中忽略的性别问题。早有学者指出，“家户生产”实际是以男性户主为中心来组织生产和交换的父权制结构。独立小农的独立性主要体现在户主可以选择不以市场价格为唯一标准，做出“独立”的经济判断，但家庭中的女性、未成年子女和其他成员并不分享此种独立性。而在经济转型期，由于女性的劳动形式更为灵活，女性更可能从原本的生产和分配体系中脱离出去，成为“市场革命”的对象。因此，与男性户主是否接受“个人主义”“经济效用”观念相比，女性的市场活动和意识形态也许更能反映资本主义对乡村经济的渗透程度。
部分劳工史学者也呼唤从“市场革命”出发，重新审视资本主义转型时期劳工群体抗争的复杂性。自70年代以来，工人文化与抗争政治一直是新劳工史关注的焦点。受到新社会史影响，新劳工史学者对传统经济史中的“创业心态”(entrepreneurship)假设抱有怀疑：“创业心态”假设实际上是“生而资本主义”的变体，即假设人人天生皆有追逐利润的倾向，而美国文化与“创业心态”格外亲和，因而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沃土。新劳工史学者反对此种人人皆是“小资本家”的假设，转而研究工业化早期的工资劳动者如何对抗资本主义体系，并将这种抗争文化长期传承下去。这一强调劳工抗争的传统在80年代逐渐发展为经典的“工匠共和主义”理论，认为美国早期工业化过程中的工匠阶层对自身阶级从属有着独特的理解：他们既不认为自己是被动遭受压迫的无产者，也不认为自己是未来的资本家。工匠掌握技术和部分生产资料，并认为自己因此获得了相对的经济和政治独立性。他们主张由众多独立小生产者共同组成理想的政治共同体，从而抵御不事生产的资本家对共和国的腐蚀。
在90年代“市场革命”说兴起后，新一代劳工史研究者从方法论上对“工匠共和主义”提出了诸多批评。他们认为，工匠研究在关注早期劳工的“反资本主义”倾向时，过于偏重城市劳工群体和熟练工的经验，据此将前工业化时代的工匠社会描述为和谐的共同体，而对雇主、熟练工和其他劳动参与者间的紧张关系选择视而不见。理查德·斯托特指出，在美国内战以前，城市工匠在人口中所占比例不足5%，工匠共和主义的主张未必能代表美国劳工的主流。19世纪20—30年代，城市工匠感到自身社会地位受到威胁，从而爆发出激烈的抗争运动，但与此同时，大量乡村工匠的经济境遇却因为市场扩展得到了改善。另一方面，工厂组织的兴起常常被视为对工匠经济地位的威胁。但在这一时期，工厂的组织形式是高度多样的，工厂与工匠的冲突与其说是直接经济竞争，不如说是社会文化观念的挑战。
尽管“市场革命”理论在90年代美国历史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但其对于内战前美国资本主义转型的解释仍然存在明显的理论漏洞：“市场革命”难以将南方奴隶制种植园的历史经验涵括在内，从而导致南方与北方经济史研究的割裂。“市场革命”说虽然部分解决了北方乡村社会的农业资本主义转型问题，但仍然忽略了大宗出口贸易(烟草、大米、棉花等)在北美农业中的作用、奴隶制和移民工人对劳动力体系的影响，这些正是近十余年“新资本主义史”研究的重点。
四、新资本主义史与资本主义奴隶制问题
经过80至90年代“市场派”与“社会派”的大讨论，美国历史学界对于资本主义历史的研究似乎再次归于沉寂。在新文化史的冲击下，经济史、劳工史、企业史等领域逐渐边缘化。但近十余年来，资本主义历史研究又有转热的势头，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兴起的“新资本主义史”(new history of capitalism，NHC)学派。关于这一学派的兴起过程、史学主张等，国内已有相关的介绍，本文不拟在此赘述。作为一个尚不成熟的学派，新资本主义的研究组织相对松散，但业已形成了一些核心的问题域如资本主义奴隶制、金融资本主义思想史和资本主义全球史等。新一代学者的观点在对资本主义的理论定义、年代分期、地理分布等层面更新了对美国资本主义历史的认知，其中又以资本主义奴隶制研究成果最为丰富。
从“资本主义”概念提出之初，殖民帝国的奴隶制种植园与现代资本主义的关系就是各派资本主义理论中的难题。奴隶制到底是“非资本主义”甚至“反资本主义”的前现代遗存，还是早期资本主义发育的基石，甚至本身就是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一部分，学者们意见不一。这一分歧同样源于英国学界的经验，甚至可以上溯到18世纪亚当·斯密与英国重商主义者的争论。但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界重新发现埃里克·威廉斯的《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后，“英国资本主义建立在加勒比奴隶制基础上”这一观点才得到充分重视。经过二十余年的辩论，至90年代末，学界在这一问题上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大部分学者认可英属加勒比种植园为英国工业革命提供了原料、初始资金和有利的国际贸易环境，加勒比奴隶制保障英国以极低成本完成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
但正如晚近学者指出，当英美学者泛泛讨论“奴隶制与资本主义关系”时，往往存在年代上的混淆，这一问题背后实际上涵盖了不同时期的两种奴隶制经验——一是17—18世纪的加勒比奴隶制种植园是否为英国资本主义革命提供了物质基础，二是19世纪上半叶美国南部奴隶制种植园与同时期美国北部的资本主义工业是何关系。社会学家约翰·克莱格将这两种理解奴隶制与资本主义关系的不同进路分别称为“威廉斯问题”和“吉诺维斯问题”。不过，克莱格认为，过往学者疏忽两类奴隶制的区别，主要来自对“资本主义”理论定义的不精确，这是不全面的。从本文第一、二部分的分析中读者不难发现，90年代前美国历史学界之所以要混淆18世纪英国奴隶制与19世纪美国奴隶制，实际是为了强调早期北美社会“生而资本主义”背后的英国根源，因而刻意忽略英美奴隶制的历史差异。
然而，一旦研究者将英美这两种奴隶制在工业化中的作用直接比较，就会发现二者的巨大差异：加勒比地区的奴隶制种植园在为英国工业革命提供初始资金后，很快陷入资源耗竭的境地。而美国南部的棉花种植园在19世纪前期并未出现停滞或衰退的迹象。这恰恰是首批质疑美国南部奴隶制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学者提出的疑问：如果奴隶制与资本主义精神抵触，为什么在19世纪美国北部早期工业化的过程中，南部奴隶制没有衰落，甚至在经济上越来越繁荣?70年代的计量史学者曾经试图引入计量方法来证明美国南部奴隶制的经济效率不亚于同时期的工业组织，但并未从中直接推断奴隶制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直至90年代，美国历史学家戴尔·托米奇提出“二次奴隶制”或“再版奴隶制”的理论，才为这一难题提供了新的解释方案。托米奇认为，19世纪上半叶全球资本主义扩张时期，在法国、英国等老牌殖民帝国废除海外奴隶制的同时，美洲部分地区(尤其是古巴、巴西和美国南部)出现了一种新型奴隶制。此种奴隶制是为适应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全球贸易而诞生的，从一开始就可以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一部分。
“二次奴隶制”的问题回应了计量史学者对“奴隶制为英国工业革命奠基”这一观点的重要质疑：如果说奴隶制在工业革命中确实发挥了重大作用，其对工业革命的影响是否可以用定量方法证明?实际上，即使在英国奴隶制的全盛时代，奴隶经济提供的原材料都只占工业品产值的一小部分。虽然80—90年代的经济史学界试图从消费、投资等多个层面来论证英帝国海外奴隶制的经济重要性，但与纺织、钢铁、煤炭这样的产业相比，研究者很难从数字上证明奴隶制经济对工业化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在进入21世纪后，学者逐渐意识到，奴隶制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关键联系，不在于奴隶制种植园及其相关行业的直接经济贡献，而在于奴隶制对劳动管理方式的影响和对跨洋贸易的推动。这一转向将奴隶制与资本主义在更深层次上关联起来。奴隶制不仅是资本主义起源的垫脚石，还可能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形态。
尽管并非所有学者都认同“二次奴隶制”的概念，但托米奇的研究对新资本主义史学者的美洲奴隶制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晚近学者越来越倾向于从劳动组织和技术创新而非经济产出的角度来理解美洲奴隶制。爱德华·巴普蒂斯特认为，19世纪美国南部种植园奴隶制本身就是资本主义深入南部社会的结果。与切萨皮克地区的早期种植园相比，19世纪美国下南部的种植园主使用更为高效率和精细化的劳动管理方式，时刻配合工业化生产需求来调整种植园生产节奏，南部社会还提供各种金融工具来帮助奴隶主管理奴隶劳动中的成本和风险。®凯特琳·罗森塔尔的《为种植园记账》通过研究加勒比和美国南部种植园主的簿记系统，发现种植园甚至比北部工厂更早使用劳动量化、绩效记录、层级管理等现代企业的管理手段。丹尼尔·鲁德反驳传统奴隶制研究中认为奴隶劳动缺乏创新性的说法，认为19世纪的新型奴隶制种植园不仅是水利和机械技术创新的摇篮，还形成了以美国南部、加勒比、拉美地区种植园为核心的跨国技术交流网络。可以看到，新一代学者普遍不再将资本主义与奴隶制看作对立的经济制度，相反，他们倾向于认为19世纪的美国南部奴隶制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一部分，甚至比早期工业化地区更能体现这一时期全球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
其次，新的资本主义奴隶制理论消解了资本主义起源史中的“美国例外论”，将美国奴隶制的历史经验还原到资本主义全球史中，并为资本主义全球史提供了新的分期方案。斯文·贝克特的《棉花帝国》将资本主义史划分为战争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全球资本主义三个阶段。其中，从奴隶劳动向雇佣劳动的转变不再是前资本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关键区别。相反，强迫劳动和经济不平等存在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一阶段中。在贝克特看来，16世纪战争资本主义起源的关键驱动力在于国家军事力量支持下的资源掠夺和劳动控制，而非传统资本主义起源学说中强调的地租市场化和劳动力与土地的分离。这意味着贝克特已经彻底抛弃了以英国历史经验为底本的“农业资本主义”起源说，转而将财政—军事国家模型引入资本主义起源史。这一解释同样反驳了传统资本主义起源学说中将欧洲视为现代资本主义原型和动力的假设，强调非洲和美洲在资本主义起源中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
其三，新的资本主义起源学说更为强调美国资本主义与国家间的关系。从“生而资本主义”的时代开始，美国史学界的主流是避免将资本主义与美国国家建立的历史合法性关联。“共识学派”讳言美国宪法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市场革命”论有意将美国资本主义确立的时间推迟至美国建立之后，共同目的是将美国的资本主义历史描绘为民众出于自利目的、自发推动的历史过程。但在近十年的新资本主义史研究中，研究者更为强调美国政府在营造投资环境、建设基础设施、利用货币工具、构筑金融市场中的主动性。如果说曾经的美国史学主流是关于“资本主义在美国”的讨论，未来美国资本主义史研究将更为直接地处理美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
当然，目前美国新资本主义史对美国历史的解读仍然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在年代分期上，新资本主义史的研究大多偏重19世纪早期至中期，对于资本主义在20和21世纪的变化缺少深入追踪研究;与劳工史、经济学等传统领域之间缺乏充分对话，导致其分析方法和工具较为单一;虽然新资本主义史学者提出了大量关于资本主义特征的新界定，但至今未对其所主张的新资本主义定义进行全面整理;尽管该学派始终强调资本主义的全球性特征，但在具体研究中，对于亚洲的关注明显不足。
不过，从本文的分析亦可发现，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美国学界对于“美国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解读已经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资本主义起源”从美国历史中不可讨论、不必讨论的问题，逐步演变成今日的学界热点和理论生长点。在吸纳马克思主义史学概念的基础上，三代美国历史学者从美国经验出发，重新刻画了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路径，并据此修正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定义。新教、雇佣劳动、自由市场等曾经被视为资本主义核心特征的要素被逐渐从“资本主义”定义中剥离，农业、奴隶制、国家暴力与资本主义的内在联系则越来越受到重视。当今美国史学界对资本主义史的关注不仅体现了经济视角在史学研究中的复兴，也与过去几十年学界对于美国早期国家构建的反思密不可分。新资本主义史研究不仅破除了美国“生而资本主义”的神话，也挑战了以西方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史叙事，为各国学者重构多元化、跨边界、去中心的全球历史书写提供了重要依据。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历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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