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润聪 祝宗慧：西方政治极化态势下中国话语国际传播面临的问题与应对策略

摘要：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并迫切希望了解中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际传播工作，对中国话语国际传播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赋予了一系列新使命。国际话语传播与国际话语环境息息相关。当前，西方社会愈演愈烈的政治极化现象导致国际话语环境中斗争与排外情绪高涨，使中国话语国际传播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有理说不清”“说了听不到”“听了没人信”的困境。对此，应从“说理”“发力”“利人”着手，努力构建与实践优势相匹配的对外话语体系，以及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传播体系，营造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国际话语环境，开创新时代中国话语国际传播新局面。

近年来，在“东升西降”“中治西乱”的鲜明对比中，东西方意识形态斗争异常激烈。特别是在当前西方政治极化现象愈演愈烈的形势下，西方社会内部撕裂严重，政党政治弊端日益积聚。为转嫁社会矛盾，谋取政治利益，美西方国家凭借话语霸权竭力编造和传播极端言论，企图“祸水东引”，致使中国主题他议、中国形象他塑问题严重，对中国的误读、误判充斥于国际舆论场。如何应对西方政治极化问题外溢对中国话语国际传播的影响，是百年变局下要研究并解决的重大课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立足中国话语国际传播的新使命，深入研究政治极化态势下中国话语国际传播困境，有针对性地探索有效破解路径，对全面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时代中国话语国际传播的现实必要性

“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在马克思看来，话语因实践需要而生成，并随之而改变。当今世界“局部冲突硝烟又起，冷战思维和集团政治回潮，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信任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人类社会正站在十字路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化解人类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需要依靠物质的手段攻坚克难，也需要依靠精神的力量诚意正心”。在此背景下，中国话语国际传播要始终保持胸怀天下的理念，既要“讲得清”，向世界清晰阐述中国理念、主张、方案;又要“传得开”，让世界各国人民能听见中国声音;更要“使人信”，让受众入脑入心入行，以思想认同激发实践价值。

(一)讲清楚中国理念、主张、方案迫切需要阐释中国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从“日常话语”到“学术话语”“政治话语”“世界话语”，习近平总书记指明新时代中国话语国际传播必须注重发挥话语的理论阐释功能，讲清楚中国理念、主张、方案，及其背后的中国立场、智慧、价值，更要阐释清楚其蕴含的中国理论，即“要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阐释，帮助国外民众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真正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而奋斗，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进而深刻阐述中国人民希望与世界人民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真情实意，为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作出不懈努力的美好意愿，以及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与世界各国积极开展务实合作、走向共同繁荣的殷切期盼，“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为“大变局”之下世界发展的不确定性注入确定性因素。

(二)破解对华“话语陷阱”亟须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

中国话语国际传播，落点在“传播”，难点也在“传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国际社会对我国的关注前所未有，但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仍是‘他塑’而非‘自塑’，我们在国际上有时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存在着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因为长期以来，美西方国家利用文化霸权、话语霸权不断制造文化隔阂、语言障碍、意识形态屏障，设置对华“话语陷阱”。“‘话语陷阱’是日常生活中存在的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一个国家在国际舆论场中经常面临的问题，是一种体系化、意识形态化的政治话语，体现了一国企图以本国话语逻辑引导他国行为，掌控国际事务话语权，以达到丑化、抹黑、分化他国的目的。”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显著增长，世界影响力日益扩大，西方势力企图通过拉帮结派大搞意识形态对立、直接攻击中国的传统模式逐渐失效，开始转变为扶植中国内部代理人，以本土民间话语取代西方精英话语开展意识形态渗透;透过滤镜看中国，给西方民众营造一个充满恶意、违背人类共同价值的“虚假中国”;利用舆论影响力阻断中国话语国际传播渠道，同时编造并鼓吹针对中国的谎言。为了破解对华“话语陷阱”，让全世界都能听得见、听得清中国话语，就要“倡导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突破西方话语的围剿，打破美西方国家在国际话语传播领域“一统天下”的局面，改造现有国际传播格局，“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构建平等的国际话语传播新秩序。

(三)发挥中国话语的实践价值必须提升中国话语国际认同

中国理论不同于一般话语，其重点不在“听”而在“信”，只有产生话语认同，才能发挥其内蕴的实践价值。认同强调个体在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存在于个体的“头脑”中，是认同主体对认同客体的承认、接受和信仰。话语认同本质上是思想认同，首要考虑的就是意识形态问题。意识形态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其重要功能就是阻止外来思想入侵，维护现有社会秩序。因此，中国话语国际传播要有穿透力和影响力，要足以突破意识形态之壁，才能让中国理论得到正确的认识和评价。“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可见，提升中国话语的国际认同，绝不是走西方意识形态对抗与渗透的老路，而是要打破西方势力营造的意识形态壁垒，“依托我国发展的生动实践，立足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全面阐述我国的发展观、文明观、安全观、人权观、生态观、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以中国方案的优势超越西方模式的弊端，以实践的有效性验证话语的适用性，在实际问题的解决中赢得中国话语的国际认同。

二、西方政治极化态势下中国话语国际传播面临的问题分析

“极化”最初是物理学概念，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发生两极分化。随着西方政党主张极端化、党争白热化、政治内耗与社会撕裂趋势的愈发显著，这一词汇被用于政治学之中。所谓政治极化，是指在经济不平等造成的贫富失衡阶层分化、选举过程的制度性缺陷、民粹主义崛起、边缘性宗教(教派)的政治参与、种族主义回潮、多元文化主义扩张、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兴起、智能推送技术加持等现象影响下，不同党派在意识形态及政策立场上朝着不同的方向往极端化发展，出现党派之间分歧加深、斗争加剧，政党内部观点趋同且激进化以及温和派减少的政治现象。

在唯物史观视域中，经济社会领域积聚的问题会影响“政治的上层建筑”，进而向“观念的上层建筑”传导，而话语作为“现实的意识”，会以最直接的形式推动这一变化。极端政党为了掩盖经济社会矛盾、牟取政治利益、打造竞选“票仓”而滥用话语权力、媒体资源，推动意识形态向极端化发展，在民众中引发群体性的思想极化,导致群体内部思想僵化，群体之间相互排斥，这使得中国话语国际传播在“理论阐释-有效传播-话语认同”的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陷入“有理说不清”“说了听不到”“听了没人信”的困局。

(一)政党话语工具化消解中国话语的内容阐释力

政治极化对西方话语的影响首先表现为话语工具化。工具化是指事物被当作工具利用而失去原本的意义。政党话语工具化是指政党不再用客观、理性、完整、严谨的论述来宣传政治主张，而转变为通过主观、感性、片面、虚假的话语来迷惑选民牟取政治利益，使政党话语成为脱离真相、脱离实际、脱离实践的工具话语。

造成政党话语工具化的原因，主要是政党治理失效的无奈选择。西方社会问题积重难返，远非某一政党可解决。西方资本主义选举制度之下，赢得选票是政党竞选的第一要义。既然问题无法解决，转嫁或掩盖矛盾便成为政党竞选的必然选择。为了赢得选举，西方政党利用极端话语大力造势，利用极端政治主张笼络人心，政治选举已然成为一场场政党或政客“夺人眼球”的“表演秀”。另外，网络技术发展使选民获取政治信息的方式碎片化、娱乐化，选民理性思考的缺失又进一步加剧政党话语工具化的发展态势。在旧媒介时代，选民主要通过报纸刊物、广播、电视节目获得竞选信息，需要通过理性的思考来决定手中选票归属。随着新媒介时代的到来，具有社交属性的微媒体平台飞速发展，号称“大脑毒品”的碎片化信息成为选民了解政党和政客的主要方式，改写了选举样态，展示出互联网话语的政治影响力。时至今日，大数据分析、用户画像、智能推送等各种技术手段被广泛应用于竞选，面向不同选民而刻意创造的工具化话语被精准投送，谎言、迷信、另类真相甚嚣尘上，政党话语彻底沦为竞选工具。

当今世界“东升西降”态势与“西强东弱”格局并存，在政治极化态势之下，美国对中国的敌意已经超越党派之间的斗争，成为为数不多的共识，并且向社会各个领域扩散，西方媒体也随之参与到丑化、抹黑中国行列之中。国际知名通讯社西班牙埃菲社驻华记者站负责人哈维尔·加西亚(Javier García)讲到，“长期以来，不少西方媒体无视新闻职业道德，涉华报道几乎‘逢中必反’，混淆视听，沦为反华政客的舆论工具，严重误导西方民众”。一些不明真相的学者受到政党和媒体的误导，也产生对中国形象的错误认识，甚至造成了社交媒体上的极端言论以及现实生活中扩大范围的种族冲突。美国“停止仇恨亚太裔”组织与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联合进行的一项民调报告显示，约49%接受调查的美国亚太裔成年人因其种族、族裔或者国籍遭遇仇恨行为。在这样的社会话语氛围中，中国议题中谎言比真相更受欢迎，中伤中国所能收获的价值大于赞美中国，致使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负面评价甚嚣尘上。2024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刊文指出，“连续五年，约八成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如今，81%的美国成年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其中43%的人持非常负面的看法”。西方极端政党运用工具话语和话语权力，使污蔑、抹黑中国成为一种“政治正确”，形成了“炒作中国议题-调动民众情绪-牟取政治利益-炒作中国议题”的恶性循环。因此，在充斥谎言、敌意和偏见的社会话语氛围影响下，中国成就得不到公正评价、中国理念得不到正确解读，严重的误读误判削弱了中国话语的阐释力，使中国话语在一定范围内陷入“有理说不清”的困局。

(二)媒体话语政治化阻断中国话语的有效传播

媒体话语政治化是指西方媒体和互联网平台抛弃原本的“中立”态度，被迫根据自身所属利益集团“选边站”，与政党政治高度绑定，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倾向，不存在真正的“言论自由”。

在2016年至2020年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Twitter(现更名为X)平台的使用者们隶属于新闻组织的数量较其他时期下降10%，取而代之的是隶属于“左”倾或右倾政治组织，并为其发表各种虚假、极端言论，为大选服务。媒体话语政治化的原因，主要在于激烈的党争使舆论战达到了高峰。极端政党普遍加剧对媒体资源的控制，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互联网媒体，都进行极端化转向，撕下“言论自由”的伪装，大摇大摆地加入政治斗争之中。另外，为全球霸权续命，阻碍世界多极化进程，也是西方极端政党打出“媒体话语政治化”这张“底牌”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开始后，美国民主党背后的犹太资本所控制的互联网平台，强行阻止有关以色列暴行的言论、图片、视频等传播。在Instagram上，一个拥有超过600万追随者的账户因经常发表及展示以色列轰炸加沙地带期间巴勒斯坦人的经历，而遭到平台停权数天。一些在Instagram上分享亲巴勒斯坦内容的人也宣称他们的账号被限制评论且无法在社交网络上被搜索到，而管理方并未就此作出明确说明。短期看，媒体话语政治化可能会起到巩固美西方舆论霸权的效果，但从长远来看，对民意的压迫反而直接击碎了其自身长期以来营造的自由民主美好幻境，加速了其话语霸权的灭亡。

同时，媒体话语政治化使西方极端政党不断加强对传媒资源的控制力。一方面，肆意阻断中国话语在西方世界的传播。不仅西方媒体拒绝任何正面评价中国的新闻报道，西方互联网平台也限制与中国相关信息的传播流量，同时还加大对中国媒体的审查力度。另一方面，滥用权力打压中国传播体系的构建。首当其冲的就是TikTok等隶属于中国的互联网平台。近来，TikTok在美国遭到严重的偏见，被指责收集美国个人数据，危害美国国家安全。2024年4月17日，众议院推动通过立法，要求必须在六个月内将TikTok出售给令美国政府满意的买家，从而保证字节跳动不再控制TikTok或其向用户推荐内容的算法，否则在美国禁止该应用程序。这种近乎“明抢”的极端行径，反映出西方极端政党在舆论战中的歇斯底里。在极端政党的疯狂打压下，“逢中必反”已然成为一种思维惯性，美西方对自己的互联网霸权视而不见，却不断虚构“中国黑客论”“网络威胁论”，将中国媒体和互联网平台“出海”挡在西方世界之外，受限的渠道、平台以及信息传播“高墙”的竖立，使中国话语在不同程度上陷入“说了听不到”的困局。

(三)社会话语氛围意识形态化阻碍中国话语的国际认同

西方极端政党不断推进政党话语工具化的目标是导致社会问题泛意识形态化。政党竞争归根结底要面对社会实际问题，如果民众缺乏对执政理念合理性的认同，终不足以支撑政治竞选。这时，意识形态就成为政党掩盖或转嫁社会矛盾、为其政治主张提供“合理性”辩护的最佳工具。具体而言，政党利用选民对社会问题的不满情绪和认知偏差，用虚假的工具话语迷惑选民，引导个人情绪凝聚为一定范围的集体意识，再升华为意识形态达成理念上的共识，形成稳固“票仓”。

西方极端政党为了掩盖资本主义制度是导致社会贫富失衡、阶层分化之根源的真相，将底层群众与统治阶级之间的利益分配矛盾，转嫁为本土居民与移民难民之间的矛盾，挑起种族主义;转嫁为不同国家之间的矛盾，挑起保护主义;转嫁为不同宗教之间的矛盾，挑起宗教极端主义等多元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生成模式与马克思所批判的“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颠倒性和虚假性如出一辙，缺乏“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的现实性和稳定性，带有“乌合之众”不稳定的一面，极易分裂、分化，表现出多元呈现的特征。2021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选民的划分远比左翼对右翼要复杂，不仅政党之间存在分歧，政党内部也存在裂痕。长期以来，美国共和党内部对低税收的支持以及在反对堕胎等方面存在严重分歧。民主党内部在对社会中宗教的重要性、是否需要进行系统性变革来消除美国种族不平等的目标等方面也存在严重分歧。这些巨大的分歧，使得选民群体多元化，如共和党内存在信仰和旗帜保守派、坚定保守派、民粹主义右派、矛盾右派等，民主党内存在进步左派、建制自由派、主流民主党人和局外人左派等，同时，还存在着唯一没有明确党派取向的类型学群体——焦虑的观望者。群体的多元化必然引起群体意识的多元化，并且这些多元意识形态通常带有民粹主义色彩，这种民粹主义的极端倾向与分裂、分化的意识形态相叠加，形成多元极端意识形态共存、斗争、内耗的混乱局面。

意识形态天然具有排他性，意识形态上的极化与对立，使人们的思想呈现出日趋保守、相互敌视、盲目排斥异己的特征。“大量研究表明，随着政治极化的发展，许多选民沿着党派路线逐渐分化，对党派之外的群体怀有偏见和敌意，情感上的两极分化逐渐加强。党派性已经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身份认同，由此可能引起对对方成员的不信任甚至强烈敌意。”例如美国两党大多以负面的眼光看待对方，认为另一党的人比其他美国人更加思想封闭、不诚实、不道德和愚蠢，并且随着社会团体及其成员与政党之间的联系愈发密切，个人对所属群体的认同感显著增强，对其他群体更加排斥。此外，社交媒体政治的运用，使得政治极化范围更加扩大，算法作用下的“病毒式传播”使得党派外群体仇视度增加，政治冲突更加剧烈及负面。社会意识的极化与排外倾向阻断思想的交流融合，会使社会整体话语氛围陷入自我封闭、盲目排外的恶性循环。在这种氛围之下，中国话语作为西方社会中的“舶来品”遭到了严重排斥，出现了中国理念被无视、中国主张被轻视、中国方案被蔑视的现象，使中国话语在不同范域内陷入“听了没人信”的困局。

三、西方政治极化态势下中国话语国际传播的应对策略

一些西方政党的极端政治话语虽然为其赚取了短期的政治利益，但也将其民意基础和政治威信消磨殆尽，这对中国话语国际传播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为了让世界读懂中国、理解中国、认同中国，拨开笼罩在中国话语之上的层层迷雾，应从“说理”“发力”“利人”三个层面入手，开创中国话语国际传播新局面。

(一)努力构建与实践优势相匹配的对外话语体系

政治极化导致西方“后真相”政治的出现，相较于事实，情感与立场显得更为重要。西方极端政党利用片面化、理想化、情绪化、煽动性强的极端话语，营造出脱离实践、脱离事实的虚假幻象，这严重背离了话语为了实践而存在的本质。中国话语要在乱象中破局，就要站稳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立场，突出系统性、可操作性，围绕中国成就、中国经验的事实优势，全面、细致地阐述中国故事，在事实与话语的联动中构建对外话语体系。

其一，在话语议题设置上，面对美西方花样百出的谎言和污蔑，要保持清醒与坚定，跳出西方刻意营造的“话语陷阱”。重点设置世界未来发展之理的议题，在分析、解答世界之问中诠释好中国方案，指明中国、世界乃至全人类的未来前景与发展方向，尤其要向西方民众阐述好“西方”与“东方”能够和平共处，如深入阐释东西方合作发展理念，消除西方民众对中国发展的疑虑;设置中国立场与态度的议题，讲清楚中国不论是在对待自身发展，还是对全人类前途命运，所秉持的“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立场始终如一;设置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议题，着重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相较于西方现代化以资本为主导、片面追求物质利益、西方中心主义等发展理念上的根本差异，讲清楚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中国人民追求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现代化，而且是追求全人类共同发展的现代化。其二，在话语内容创造上，面对片面、虚假的工具化话语，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中国话语体系的理论之魂，为中国话语注入实践价值。中国话语绝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要有针对性地回答并解决人类社会发展难题，以理论的严密性和实践的可行性戳破西方极端话语营造的幻想，以理论的系统性阐释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力量与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精神之间的内在联系，突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时代化的理论优势，依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成功经验，帮助世界各国解决现实问题，以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实践优势，跳出“话语陷阱”，赢得话语认同。其三，在话语形式选择上，面对互联网话语样态的快速发展，要研究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前景与应用场景，以及世界传媒新理念、新模式的转型升级与影响程度，推动理论话语向日常话语、通俗话语、世界话语的转化。推动中国理论传播模式和表达方式创新，“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系统、全面、整体地将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转化为中国话语体系。

(二)积极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传播体系

随着西方国家自身发展深陷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的泥潭，西方话语的影响力日趋式微，在“东升西降”的历史大势中，反对西方文化霸权、话语霸权，维护人类共同利益，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相匹配的国际传播体系迫在眉睫。中国应积极承担大国责任，构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传播体系，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为世界提供新的话语交流渠道和空间。

其一，从话语主体角度看，要加大国际传播资源建设的力度，建设一批政治立场坚定、理论素养高超、专业能力过硬的通讯社、国际电视台等组织机构，打造一批传播真相、讲述事实的骨干传媒力量。其二，从话语媒介角度看，“深化主流媒体国际传播机制改革创新，加快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借助中国文化产业大发展的优势，发挥游戏、网文、影视剧等文艺产品的中国话语传播载体功能，打破西方国家文化霸权;同时利用中国互联网企业出海的契机，构建独立自主的话语传播平台，为遭受压迫和不公待遇的国家和地区提供公平、公正、开放、包容的发声渠道，打破西方国家话语霸权;还要借助群众话语在互联网话语中的体量优势，支持、鼓励、引导群众通过各种方式自发向世界发声，在党的领导下汇聚磅礴的人民传播力量。其三，从话语受众角度看，要尊重世界人民意愿，开创民间交流新格局。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应保持开放包容的姿态，支持人类文明多样性，支持发展模式多样化，“推动走出去、请进来管理便利化，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促进不同文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打破交流壁垒，赓续人类文明的薪火”。面对误解和质疑要有耐心、有信心、有决心，坚定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人民的共同追求，与世界各国人民开展广泛而深入的交流。

(三)主动营造符合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话语环境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凭借技术优势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企图策划和制造“颜色革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国话语国际传播绝不走西方话语霸权主义的老路，而是要在互利共赢的发展中凝聚共识，在与错误思想的斗争中赢得认同，积极创造并维护符合世界人民根本利益的国际话语环境。

其一，中国话语国际传播应依托国家战略，与世界各国一道创造互利共赢的国际交往新模式。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经验表明，现代化的模式不是只有一种，西方现代化模式不是人类文明的唯一选择，西方话语也同样不是唯一样态。中国话语既不能陷入西方话语的泥潭与陷阱，更不能被极端排外主义阻碍合作交流的脚步，而是要坚持“不搞意识形态对立，不搞地缘政治博弈，也不搞集团政治对抗，反对单边制裁，反对经济胁迫，也反对‘脱钩断链’”的理念，紧密配合“一带一路”倡议等的外宣工作，以共同发展创造共同价值，增强中国话语的传播力与说服力。其二，面对西方多元极端意识形态共存、斗争、内耗的混乱局面，中国话语国际传播要提高斗争意识。对于这场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意识形态较量，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把握斗争的主动权，坚持以解释问题、解决矛盾、给出答案为旨向，态度鲜明地提出中国理念、主张、方案，并且要清醒地认识到斗争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要澄明笼罩着东西方民众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弊，要控制斗争的范围、形式、程度，区分不同性质的斗争，对于美西方的颠覆性图谋要坚决斗争，而对于西方民众则要重说理、重陈情、重交融，将其作为争取和团结的对象。其三，中国话语国际传播还要本着胸怀天下的态度、开放包容的胸襟，积极承担世界责任，塑造良好国际话语环境。在国际舆论场上，“倡导以对话弥合分歧、以合作化解争端，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尤其要维护好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力，提供资源、技术等方面的支持，搭建发声平台和渠道，为世界话语体系注入新的力量，营造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话语氛围，鼓励世界人民一道携手解决全球性重大问题，为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贡献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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