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送瘟神”看新中国爱国卫生运动为什么是人民福祉？

作者：加民来源：红色文化网 2026-10-06

一、一位领袖的彻夜难眠

1958年7月1日清晨，毛泽东写下一篇短序：

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随后，《七律二首·送瘟神》一气呵成。其一是写旧社会：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其二是写新社会：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两首诗，一个是“鬼唱歌”的人间地狱，一个是“纸船明烛”的狂欢节，中间隔着什么？隔着一个把人民死活真正放在心上的政权。

二、瘟神肆虐的旧中国

血吸虫病在中国流行了两千多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女尸的肠壁上就检出了血吸虫卵(何斌，《中国血吸虫病防治史话》，人民卫生出版社)。患者腹胀如鼓、便血下痢，民间叫“肚包病”。新中国成立初期普查，全国约有一千余万人患病，上亿人口受威胁，疫区处处“寡妇村”“无人田”(《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历年数据)。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这十四个字没有一个虚字。“遗矢”用《史记》中廉颇“一饭三遗矢”的典故，正是病人下痢便血之症；“鬼唱歌”化用李贺“秋坟鬼唱鲍家诗”，写十室九空后的死寂。一个华佗，奈何不了这种需要改造山河的瘟疫——旧社会缺的不是医，而是把人民组织起来、为之拼命的制度。

三、“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新中国的回答

1955年，毛泽东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中央随即成立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新中国卫生防疫事业的摇篮》，人民卫生出版社)。打法是全新的：这是一场人民战争——查螺灭螺、粪管水管分离、开新沟填旧沟、免费治病人，干群同战，历时数年。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余江县在全国率先送走瘟神(《人民日报》1958年6月30日)。领袖夜不能寐、欣然命笔，人民通宵达旦、欢欣鼓舞——这就是“六亿神州尽舜尧”的来历。

从“送瘟神”看新中国爱国卫生运动为什么是人民福祉？

四、举一反三：一条战线背后的整体胜利

送走一个血吸虫瘟神，靠的是整个爱国卫生运动的大格局。回看新中国成立前几十年，几条战线同时开战，且战战告捷：

天花——1950年起免费普种牛痘，1960年中国即宣告消灭天花，比全球根除早约二十年。中国人接种牛痘不收分文，国家掏的钱(《中国卫生防疫史》)。

鼠疫、霍乱——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急务就是扑灭烈性传染病。封锁疫区、免费接种、改造环境，几年之内，这些曾造成千万人死亡的瘟疫在中国大地基本绝迹(《中国卫生防疫史》)。

麻疹、白喉、脊髓灰质炎等急性传染病——1965年麻疹减毒活疫苗研制成功，1978年计划免疫在全国铺开，农村儿童夭折率直线下降。多少母亲还记得孩子手臂上那一颗颗免费的疫苗疤——那是国家打在儿童身上、暖在母亲心头的印记(《中国生物制品发展史》)。

肺结核——旧社会“十痨九死”，新中国查治病人、普种卡介苗，把这个“白色瘟疫”一步步压了下去(《全国结核病防治规划》历年文件)。

甲肝——靠的是改水、粪管、食卫这些笨功夫，前几十年里基本扑灭；1988年上海的教训，恰恰反证了前几十年基础之牢(《上海市卫生志》)。

乙肝——病毒到20世纪70年代才被确认，疫苗1985年国产，1992年纳入计划免疫，2005年儿童完全免费接种，最终摘掉“肝炎大国”的帽子。一条几十年的接力，正是这个制度绵绵不绝的证明(《中国病毒性肝炎防治规划》)。

这些战绩的打法是同一个：全国一盘棋，技术中央出，费用国家担，干部带头干。疫苗药品国家免费供给，动员依靠党组织直达村社，修河改水灭螺的浩大工程由国家和集体承担，没有向疫区农民收过一分“防疫费”。

五、领袖的发怒：“城市老爷卫生部”

如果说血防和防疫战争回答的是“怎么办”，那么1965年的“六二六指示”回答的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为了谁。

先看一组数字。1965年，全国有一百四十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九成在城市，七成在大城市，只有百分之十在农村；医疗经费城市用去百分之七十五，广大农村只摊到百分之二十五(钱信忠向中央的汇报，转引自《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

这组数字让毛泽东动了怒。1965年6月26日，他厉声说道：

“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务，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他随之发出了那句改变历史的号召：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他还开出了解决的药方：“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以上均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所载“六二六指示”)

指示一下，风向陡转。卫生部党委随即提出《关于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的报告》，城市医院和医学院大批人员组成巡回医疗队下乡，农村不脱产的卫生员遍地培训——上海的王桂珍们放下针头线脑，背起药箱，成了家喻户晓的“赤脚医生”；山西高平米山乡首创的合作医疗，由此在全国公社大队全面推开(《红旗》杂志1968年第3期)。

请注意这段历史中最动人的细节：动怒的，是一国之主；挨骂的，是他亲手任命的部长。他发火，不是因为农民的抱怨传到了耳边，而是因为他亲自发现——这个国家五分之四的人在生病时无人过问。一个领袖肯为一个他永远不必再回乡居住的群体拍案而起，这个国家的人民就有理由确信：自己的命，装在他的心上。

从“送瘟神”看新中国爱国卫生运动为什么是人民福祉？

六、感恩的账本：人民为什么热爱共产党？

算一笔账就明白了。旧社会农民染上天花、血吸虫病，只能举债求医或在家等死，人财两空；新社会农民得同样的病，国家进村免费查治，连粪缸水缸都帮着改造。谁家没有吃过国家免费发的糖丸、种过免费的牛痘、见过背着药箱下乡的医生？这些医生，是和送救济粮的干部、修水库的干部同一条路上走来的。人民亲眼看见：这个政权为自家的病、自家的水、自家的村庄，操心得比自己还细。

三十多年，干群关系亲如鱼水、情同手足。后来无论遇到千难万险，老百姓始终与党和政府站在一起——因为他们亲身经历过，这个政权把他们的命看得比什么都重。感恩不是被教育出来的，是被一碗免费的药、一剂免费的疫苗焐热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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