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一人投降，全体壮烈牺牲！”

晋察冀民兵，1944年，〔美〕福尔曼 摄

1942年，对于华北敌后抗战史来说，是极为特殊的一年。

很多老八路，包括经历过长征的老同志，多年之后，作为革命幸存者，往往都要在回忆录里，称这一年为“最困难”或“最残酷”的一年。

当时华北敌后，不管是晋察冀、冀鲁豫还是山东，我党的每一块根据地，都被日伪顽反复“考核”过，这就是各种类型的“扫荡”，长短不一、打法不同，总之花样翻新。

我们能打人家措手不及，人家也是看《孙子兵法》的，当然也知道“不虞之道”，敌人也不傻，你死我活的斗争，八路军和共产党就是钻到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猴子，是心腹之患，当然要除之后快，无所不用其极了。

在冀中，最惨烈的当数“五一大扫荡”。

针对鬼子的新式“剔抉”战法，我军吃了几次亏后，当即精兵简政，大大缩减机关人员，把体弱病残及非战斗人员都做了分散安置。六分区锄奸科，17岁的干事徐光耀也被精简下来，分到束冀县七分区区小队，当锄奸干事。

熟悉我党锄奸肃反工作的朋友都知道，在革命战争年代，锄奸干事是很重要的工作，等同于红军时期的特派员，在部队指挥架构中是“三驾马车”之一。

不过这个区小队，让小徐很不满意，因为太不正规，游击习气十足，松松垮垮。大约30人，分成三个班，每人一支步枪，两三枚手榴弹，无论是枪械，还是弹药，五花八门。弹药缺乏不说了，步枪啥成色都有，有的连膛线都没了，比小徐的年龄还大。

大部分战士都穿便衣，没有武装带，就是用绳子扎腰，戴着各种农民样式的包头布和帽子，绑腿你都别想了，压根没那玩意儿。军人礼节和队列训练等同于零，见了首长，连个敬礼、立正都不会，站个队还抽着烟，纯是一群“拿着枪的农民”。

见此情景，小徐着急上火，这怎么能行啊？这怎么打鬼子啊？

反“扫荡”这么紧张，还自由散漫、吊儿郎当，将来会吃大亏的！

于是小徐找区小队的指导员王丐，直截了当提出一二三条，可这位三十多岁的指导员压根没理他，只是斜楞着眼睛，听他引经据典，呜哩哇啦……

小徐气坏了，就找区委书记反映情况，结果区委书记“包庇”指导员，说我们在区里就这样，你刚来，要先做好团结工作，摸清楚情况，跟大家熟悉之后，再说再话。

就这样闹得很不愉快，没多久小徐碰到老部队——冀中警备旅，打个招呼就走了，至于区小队的指导员和区委书记，他再没见到过，只是觉得他们都挺那啥的。

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小徐回冀县出差，在一个村子的村口休息，无意中看到一块小小的石碑，上面写道：

“在‘五一扫荡’中，七区区小队被数百强敌在此包围，激战竟日，无一人投降，全体壮烈牺牲！”

后记

徐光耀，这个名字，也许不少朋友没听说过，但他的代表作《小兵张嘎》至今犹在小学语文课本里，更别说那部电影的影响了。

冀县，现在叫“冀州区”了，今属河北省衡水市。当年在冀中，我们有个“束冀县”，既有束鹿(今辛集)，也有冀县。

我在写束冀七区区小队的李盖烈士时，发现唯一记录下他事迹的战友徐光耀，连他姓名都记错了，两个字没有一个是写对的。

李盖烈士是哪儿的人，多大岁数，我都没搞清楚，也不知道他的英名，是收录在辛集还是冀县的烈士名录中？

但我看到了，就特别想查到，因为他是为了我们今天的好日子，而带领区小队所有20多名战士，一同牺牲在“五一大扫荡”中。

无一生还，也没有一个投降。

而他们的装备，只有步枪和手榴弹，还有大刀片和红缨枪。

好在，我查到了七区区委书记，叫高堤。

不知道高堤同志后来如何了？

也不知道李盖烈士有后人吗？

更不知道，区小队这二三十位烈士，都姓甚名谁？

华北敌后的反“扫荡”太惨烈，区级干部卡在县和村之间，牺牲比例最高，很少有活过一年的。

很荣幸，我祖父当年就在李盖烈士牺牲地200公里外，同属河北的清丰(今属河南)做区委书记兼区长，而且活了下来，有了一大家子，我也才能写下这么多基层干部战斗和牺牲的历史。

有朋友总建议我别提这些，容易给别有用心的人找靶子，但我觉得这就是我的初心——

无数个“李盖”牺牲了，他们本来也该有后人享受今天的幸福，但往往没有。所以我敬他们、爱他们，视若自己的长辈，才愿意钻到故纸堆里查找，然后写出来，告诉愿意看的朋友和同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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