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顺洪：评杨奎松历史作品的所谓“公信力”

不识大道，未必知史

——读杨奎松历史作品有感

张顺洪

前些时日，笔者在多个微信群中，看到一篇谈论历史学的文章。文章称，重建史学公信力，需要沈志华、杨奎松这样的史学家。文章还称，当前最受欢迎的史学家如沈志华、杨奎松等人，究其所以，是因为他们坚持历史的真实性，以确凿的史实纠正了人云亦云的讹错。因此史书要在民众中重建公信力，必须说真话，这就是史学界要面对的现实。文章强调，杨奎松和沈志华研究历史，立足全球视野，从国际大背景的角度书写中国近现代史。因此，他们总能见别人所不能见，回答一般学者所回答不了的问题，也获得了一般学者所不能获得的荣誉——他们是在国内国外都受到高度赞誉的历史学家。他们的写作都基于一个共同的基础：真实。杨奎松的著作聚焦中国革命历程，呈现在读者眼前的却是二十世纪国际格局的风云变幻。它确实是拓宽历史视野，理解中国与世界关系演变的绝佳之作(1)。

笔者是从事历史研究工作的，感到历史工作者受到如此夸赞，应是一种莫大的荣幸。不过笔者也有疑问。两位受夸赞的学者之一的沈志华，笔者有所知悉，曾阅读过他的一些作品和网上流传的学术报告，并于几年前写过一篇文章，题为《要从历史发展大势看历史事件和人物——兼与沈志华先生商榷(之一)》。文章发表后，有网站和公众号转发，网上仍可查到，《历史理论研究再出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成立五周年学术论文集》也收录了。这篇文章指出了沈志华历史作品和相关演讲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第一，对无产阶级政党领袖特别是毛泽东和斯大林时有嘲笑之态度，缺乏应有的尊重;第二，宣称毛泽东有“帝王思想”;第三，对中国抗美援朝决策的评价有失妥当;第四，全盘否定“苏联模式”,为戈尔巴乔夫开脱苏共亡党亡国的历史责任;第五，渲染朝鲜是中国的敌人、韩国是中国的朋友，主张中美配合，实现韩国主导下的朝鲜半岛统一。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理应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大势和当今世界格局有所把握，而沈志华竟能说出如此昏话：中国应配合美国实现韩国主导下的朝鲜半岛统一，可见，他的历史认识局限性有多大!本文暂且不谈沈志华的学术观点，只集中探讨杨奎松的历史作品。

对杨奎松，多年来，笔者早闻其名，见其人，但未读其文。这次看到网络流传的文章，就想了解一下情况。于是，购买了他的大作《革命》四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两卷本及《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并从文献数据库下载了他个人近20年来发表的百余篇文章。这段时间，笔者翻阅了杨奎松的历史作品，有的看得细一点，有的只是大致概览，虽未及尽阅，但对其历史作品也算是有所了解了。杨奎松历史作品内容丰富，关于中国革命史，收集的资料不少，也是个高产学者。但他在历史认识和历史观上仍存在明显偏差和不足。下面简要谈谈笔者初读杨奎松历史作品的体会，不妥之处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一、杨奎松有关世界史的不少判断缺乏说服力

杨奎松的历史作品有涉及世界史的内容，表明他对世界史有一定了解，但在史实阐述上多有不准确处，一些判断显得似是而非、缺乏说服力，且有简单照搬国外学者观点的嫌疑。这里以杨奎松著作集《革命》的“总序”(以下简称“总序”)为例，稍加评析。

例一，杨奎松在总序中讲到：“革命能不能不流血或少些暴力?历史地看问题，至少在最初要想摆脱那个黑暗时代的英、法等国是难以做到的。即使是被后人称赞相对温和的英国的所谓‘光荣革命’,从大宪章到权利宣言，前前后后也花了几百年，死了很多人，流了不少血，才成就了君主立宪。与英国自上而下的革命比起来，自下而上的法国革命就更要惨烈得多。”(2)

这段文字主要讲到英国革命。那么这个“英国革命”是指哪个革命呢?一般而言，学术界所称“英国革命”是指发生于十七世纪中叶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这场革命一般认为是从1640年开始的，这一年英王查理一世为筹措经费，重新召开议会，导致议会与国王矛盾激化;第二年议会提出了《大抗议书》,抗议国王的专制行径，双方矛盾更加尖锐。此后，王党势力与议会主导的革命势力接连发生了两次内战。第一次内战从1642年至1646年，代表新贵族和中产阶级利益的独立派领袖克伦威尔率军大败王党军队;1648年，王党挑起第二次内战，结果再次被克伦威尔击败。在士兵和人民群众的强大压力下，1649年1月，英王查理一世被处死，英国成立了共和国。1660年，逃亡国外的查理一世的儿子策动王党叛乱，复辟斯图亚特王朝，为查理二世。而“光荣革命”则特指1688年英国议会推翻复辟的斯图亚特王朝。这场革命的确没有发生大的流血斗争，这大概是后来被称为“光荣革命”的原因。1689年，英国议会通过了限制王权的《权利法案》,英国开始逐渐确立起君主立宪制和议会高于王权的政治原则(3)。

杨奎松的表述存在诸多方面的问题。首先，杨奎松省略了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明确说明，这可能会使一般读者误以为“光荣革命”即为“英国革命”。其次，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也不是“自上而下”的革命，而是新生的资产阶级革封建专制王权的命;国王被送上了断头台，成为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先导。同时，1215年的《大宪章》是英国国王与大贵族之间矛盾即封建统治者之间矛盾的产物，很难说其属于“革命”的范畴。尽管历史的发展前后是有联系的，但从《大宪章》到《权利法案》这几百年，不宜笼统地说“成就了君主立宪”;这期间英国的历史也是十分复杂的，流血斗争既包括封建统治阶级不同集团争权夺利的斗争，也包括广大农民阶级反抗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等等。

例二，杨奎松在总序中讲到，比较英、法革命惨烈程度的不同可以看出，越是有那些意图打破贫富壁垒的思想家或穷人直接卷入的革命，越是容易充满暴力和血腥。

这句话的观点是经不起推敲的。革命，从根本上讲，是由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引起的;统治阶级压迫和剥削得越重，被压迫者的反抗斗争就会越激烈，革命就“越是容易充满暴力和血腥”。革命的“暴力和血腥”不是穷人引起的，也不是“意图打破贫富壁垒”的思想家引起的，而是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引起的。不仅法国的“穷人”参加了革命，英国的“穷人”也“直接卷入”了革命。例如，英国革命初期，各地就发生了农民起义，农民夺回被贵族地主强占的公地，砍伐地主的森林，拒绝向地主交租。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有一个“平等派”,其政策反映了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农村中下层农民的利益;而城乡劳动群众和小资产阶级是英国革命的主力军。李尔本是平等派领导人之一，其思想流传甚广。革命期间，平等派起草了一份《人民公约》,提出了取消国王和上议院、保障信仰自由、人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要求。平等派的思想对革命军队的士兵产生了很大影响(4)。英法两国及其他各国的国情不同，革命的形式和规模也会有差异。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英国“穷人”没有参加革命;也不能简单地得出结论：穷人参加了革命，主张平等的思想家参加了革命，革命就会更加暴力、更加血腥。

例三，总序中讲到，与自下而上的法国革命相比，几乎发生在同时且具有同样历史地位的美国革命，应该比法国革命更具可比性。这个更加理性、更少暴力的美国革命，也是最多被后来的思想家、理论家拿来做例证的。托克威尔相信，美国革命之所以优于法国革命，根本上在于美国没有像法国那样形成一种盲目一致的观念;苏珊·邓恩则相信，美国革命的领袖们面对的原本就是与法国不同的社会，那里的人们主要关注的不是民族国家问题，而是每一个个体的自由与权利。

这段文字中表述不够明晰、令人费解的地方不少。美国革命一般是指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年),包括战前发表《独立宣言》和战后制定美国宪法等重大相关事件。美国独立战争是英国在北美的十三块殖民地反抗宗主国英国殖民统治、争取独立的战争。这场战争不是美国的被统治阶级革美国本土封建统治者之命，而是殖民地革宗主国之命，是争取独立的斗争。从这一点来讲，法国革命与英国革命，而不是与美国革命，更具有可比性。杨奎松强调美国革命“更加理性”“更少暴力”,此说颇为令人不明所以。美国独立战争反反复复打了几年，英国军队对殖民地人民进行了残酷镇压。战争是血腥的，无疑也是充满暴力的。由于欧洲一些大国如法国、西班牙、荷兰等支持美国独立，对英宣战，最终英军在北美战场战败投降，英国被迫承认美国独立，这才使这场战争没有拖得更长。相比之下，法国革命爆发后不久，欧洲一些国家企图干涉法国革命，遏制革命影响，以维护君主制度。这就导致了战争规模的扩大，当然也就会增加“暴力”,但这样的“暴力”不能简单地归因于革命。杨奎松讲“美国没有像法国那样形成一种盲目一致的观念”,此说也颇为令人不明所以。法国革命期间，除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对垒外，不同革命派别之间分歧也很大。不知“盲目一致的观念”是指何种观念，作者并未讲明。作者称“那里的人们主要关注的不是民族国家问题，而是每一个个体的自由与权利”,也不知所云。他可能是强调法国人主要关注“民族国家问题”,而美国人关注的是“每一个个体的自由与权利”。说法国人关注民族国家问题，含义不清，姑且不论。但说美国人关注每一个个体的自由和权利，就是脱离历史实际。美国的印第安人根本没有“自由和权利”,而是被驱赶和被屠杀的对象;那时广大黑人也还是奴隶，当时美国一些政治人物本身就是奴隶主，何谈关注“每个个体”的自由和权利!

显然，杨奎松并未深入了解相关“历史真相”,而是偏信了某些西方学者的只言片语。1812年，为争夺利益，美国对英宣战，两国爆发战争，英军一度占了上风;1814年，英军攻入美国首都华盛顿，放了一把大火，许多建筑物被烧，包括国会大厦和总统官邸(5)。

例四，总序还讲到，在二十世纪前二十年，东方落后国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革命发生在欧洲最东部，也是最落后的两个国家。先是俄国，后是土耳其，它们都通过战争和暴力成就了革命党人所追求的革命事业。列宁及布尔什维克走的则是典型的由下至上的法国式的革命道路，它也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国，确保了民族独立。但是它更进了一步，即按照马克思所主张的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的办法，用强力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号称社会主义的新国家。

这段文字也多有不够准确之处。例如，将俄国和土耳其均称为“东方落后国家”是不准确的。俄国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东方国家”;一般情况下，东方国家主要是指亚洲国家，或者亚洲东部的国家。即便将俄国视为一个“东方国家”,其在东方国家中也绝不是一个落后国家;俄国即便放在欧洲也不能说是最落后的国家，沙皇俄国只是在帝国主义列强中相对落后而已。1917年爆发的俄国十月革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诞生后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革命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开启了人类历史新纪元，其历史地位和性质与法国革命不能同日而语。严格地讲，推翻沙皇专制统治的是1917年的二月革命，而不是十月革命。二月革命取得胜利后，沙皇专制统治被推翻，俄国资产阶级成立临时政府，与苏维埃并存。十月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一切权力归于苏维埃。说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号称社会主义的新国家”,也不合适。“号称”一词在一些场合是带有贬义的。与作者后文表述的“创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显得不一致。

杨奎松的其他作品中涉及世界史的内容，也有表述不够准确、可能引起误读之处，这里就不赘述了。

二、对杨奎松的作品中一些断语的质疑

杨奎松历史作品中的一些重要断语未经充分推敲而显得简单化，且未必有确切的史实依据。下面略举例分析。

例一，“十六字诀，中心思想就是一个字：‘跑’。”(6)十六字诀指的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敌强我弱的特殊情况下，红军形成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是非常行之有效的作战方针，具有深刻的军事道理，决不应归结为一个“跑”字。

例二，“毛泽东扳倒‘左’倾中央”。这句话是杨奎松的著作集《革命》第二卷《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二章的标题。红军长征到达贵州遵义，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会议批评了“左”倾路线，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是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的结果，是党集体智慧的体现，不能简单地说是毛泽东“扳倒”了‘左’倾中央。

例三，杨奎松形容毛泽东“为一代极具争议的政治领袖人物”(7)。讲毛泽东“极具争议”,是非常不妥的，不符合历史实际，尽管毛泽东晚年犯过错误。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中共中央早有定论。2023年，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的座谈会上，习近平强调，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是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伟大国际主义者。”(8)这是对毛泽东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评价。毛泽东绝不是杨奎松讲的那样是一位“极具争议”的人物。

例四，“毛泽东还是怀疑：这场战争恐怕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这是杨奎松著作集《革命》第二卷《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十一章《夺取台湾计划搁浅之谜》章首语中的一句话。整个分句是：“尽管近百年来中国人第一次成功地用军事手段把列强逼到了谈判桌上，但考虑到中国统一大业严重受阻的代价，毛泽东还是怀疑：这场战争恐怕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从这句话的表述逻辑来看，我们可以判断出文中的“这场战争”是指抗美援朝战争，至少也是包括抗美援朝战争的，不仅仅指“朝鲜战争”——美国出兵干涉之前的朝鲜南北内战。读到这句话时，笔者感到很奇怪，毛泽东怎么会认为抗美援朝战争是个极大的错误?于是就去细细查阅杨奎松在正文中提供的材料。他在正文中讲到：“他肯定地说：关于朝鲜战争的决定，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是百分之百的错了’。”“他”是指毛泽东。杨奎松在此加注：“参见《毛泽东与苏共中央代表团谈话纪要》(1956年9月23日)。”(9)可以确定的是，杨奎松在正文中讲到的其实是“朝鲜战争”,而不是“抗美援朝战争”。这两场战争是不一样的。严格地讲，“朝鲜战争”是指朝鲜南北内战。美国出兵，就意味着“朝鲜战争”的性质发生了改变;中国出兵后，这场战争我们就称为“抗美援朝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是支援朝鲜人民反抗美国侵略的。而杨奎松在章首语中的表述，显然有断章取义、误导读者之嫌。

例五，“中国出兵朝鲜之举确实导致了中美隔绝20年这样一种历史后果”。这是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第二卷第四章《中国出兵朝鲜的因与果》引言中的一句话。杨奎松这样讲是没有道理的，这是对历史的曲解，也是对读者的误导。实际上是美国出兵侵略朝鲜，美军不听中国的警告，越过三八线，逼近中朝边境，中国这才被迫出兵。中国出兵朝鲜是美国侵略朝鲜的行径造成的;“中美20年隔绝”也是美国侵略政策造成的，不能把责任归于中国。

例六，“他始终不喜欢斯大林的书和文章”(10)。这是杨奎松著作集《革命》第二卷《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的结语《毛泽东苏联观变化原因剖析》中的一句话。这里的“他”是指毛泽东。这个断语不符合历史实际，毛泽东也决不会因为在某些问题上与斯大林有意见分歧，而“始终不喜欢斯大林的书和文章”。相反，毛泽东高度重视斯大林的书和文章。例如，1942年8月3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决定由中央同志直接领导，继续研究《联共党史》结束语六条和斯大林的《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11)。又如，1958年10月26日，毛泽东叮嘱准备去河南新乡调查人民公社一事的吴冷西、田家英：“你们这次下去调查，要带两本书，一本是《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2)仅此两例就可说明毛泽东非常重视斯大林的书和文章。可见，杨奎松的断语没有史料依据。

例七，“很可能，他是对斯大林的突然去世唯一深感遗憾与不安的人。”(13)这是杨奎松在其著作集《革命》第二卷《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中的一句话。这句话中的“他”也是指毛泽东。杨奎松写这样的话，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这个推论是无法用史料来证明的，严谨的历史工作者不应这样表述。这句话只是流露出了杨奎松内心深处对斯大林的蔑视和痛恨，以及对毛泽东的误解和成见。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战士，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苏联，为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受到苏联人民的崇敬，至今仍然受到许许多多俄罗斯人的怀念。据俄罗斯列瓦达民调中心2019年4月的数据，俄罗斯人对斯大林的肯定性评价达到苏联解体以来的最高值，70%的民众认为斯大林在国家事务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苏联解体约30年，俄罗斯人民“怀念斯大林的社会情绪不降反升”(14)。

例八，“已用不着对毛泽东卑躬屈膝了。”这是杨奎松讲述60年代初赫鲁晓夫对中国的态度时，说的一句话(15)。这句话显然也不符合实际，且表述不妥当。赫鲁晓夫何曾对毛泽东或者对中国“卑躬屈膝”过?

例九，“中国向来不是一个阶级关系分明的社会”(16)。这是杨奎松在一篇文章中谈及中国不同阶层人士均可参加科举考试时做出的判断。这显然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中国历史上经历过漫长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在奴隶社会阶段，存在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也是早为我国前辈学者们，包括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等学术大师，所深入研究和阐述了的。在封建社会时期，我国社会存在两大阶级——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一点众所周知，无可否认。科举考试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时期重大的文明创新，对中国社会发展和世界文明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科举制度从根本上讲是为封建地主阶级培养和选拔人才，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科举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不等于说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就不分明了。

例十，“中国近代以来的疆域和版图，并非古已有之。”杨奎松在这句话之后还接着补充道：“古代中国的疆域版图的变动是非常大的，始终都是不确定的。”(17)这是杨奎松用心在大学课堂上向学生灌输的历史认知。不知杨奎松这样讲用意何在?这样的观点是非常不妥当的，杨奎松不懂中国自上古以来历史演进的规律和各地区各民族不断交流融合的发展大势。他的断语是不科学的，也缺乏我国学者应有的政治意识。他的这句话很有可能被美西方一些别有用心者所利用。当今美西方一些学者千方百计在历史问题上做文章，为美西方垄断资产阶级集团分裂中国制造“学术”舆论;有的声称明清中国为帝国，这个帝国今天还在，凡帝国就应解体;有的宣称我国某个地区是清朝的殖民地。这明显都是意在煽动我国地区和民族分裂主义。

杨奎松的历史作品中这类“任性的”、令人质疑的断语，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需要强调的是，杨奎松的作品中一些重要概念也是用得不合适的。例如，在谈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杨奎松有时将其称作“中国共产革命”。作为历史工作者，在今天的语境下，是不应这么用的。国外学术界有的学者称中国革命为“共产革命”,但这一称法在一些作者笔下带有贬义。又如，“共产党国家”这一概念，我国学者也不应随意照搬。西方一些学者称社会主义国家为“共产党国家”,也是带有意识形态偏见的。

三、杨奎松的历史观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

以上考述实际上已揭示出杨奎松在历史观上是存在问题的。下面再集中谈几点。

(一)宣扬历史研究中所谓的“人性取向”,淡化阶级分析

杨奎松在历史作品中强调人性，淡化人的阶级属性。在《历史研究中的人性取向问题》一文中，杨奎松强调：“当历史研究者开始从人性的角度看历史的时候，他们的研究也就开始有其存在和发展的价值了，我们也就开始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了。”(18)可见，杨奎松把“人性取向”的研究放在了多么重要的位置。他认为如果不按“人性取向”来研究历史，那就会落后，就会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

杨奎松在《关于民国人物研究的几个问题——以蒋介石生平思想研究状况为例》一文中讲：“只有基于人性的视角，把历史中人还原为我们所能理解的具体的人，今人才可能根据自身可以理解的共通的人性特质，来理解历史中人所作所为的种种原因、理由，以及他们所处时代条件带给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并因此让自己活得更明白一些，也变得更聪明一些。”(19)在这里，杨奎松强调从人性的视角出发来研究历史，能够“让自己活得更明白一些，也变得更聪明一些”。这亦可见，杨奎松把所谓“人性取向”的历史研究放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

但是，在阶级社会中，抽象的人性不能说明什么现实问题，具体的历史人物具有不同的阶级或阶层背景。尽管杨奎松也承认“阶级的存在，是一个客观现实”(20),但杨奎松在强调以“人性取向”研究历史的同时，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是回避或淡化阶级分析的。他批评现今学校历史课本中“仍旧延续着大是大非的阶级斗争说教”(21)。

在人类几千年文明发展史上，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无法否认的，是历史工作者所难以回避的问题。奴隶社会存在奴隶主和奴隶两大分明的阶级。奴隶主和奴隶都是人，但奴隶主阶级是统治阶级，拥有奴隶，可以把奴隶出卖或转送给他人;奴隶社会还存在人祭现象，这在世界早期奴隶制国家中具有普遍性，奴隶主可以将奴隶用作人牲，直接杀掉以祭祀神灵或祖先。在封建社会，存在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鲜明区别，封建君主是最大的地主，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地主阶级是统治阶级，农民阶级是被统治阶级。中世纪的欧洲，农奴主就是地主，农奴受其压迫和剥削。例如，在英国封建庄园里，农奴除遭受劳役剥削和各种压迫外，在嫁出女儿时还得向农奴主(庄园主)缴纳“一笔小费”;要想让儿子离开庄园到附近学校上学，也得向庄园主缴纳一笔钱(22)。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是两大差异鲜明的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工人阶级;资产阶级不仅在国内压迫和剥削工人阶级与其他群众，还在海外压迫和剥削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群众。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都是人，都具有人性，但他们所期待的、所想做的却不一样，这就会表现出不同的“人性”。杨奎松长期研究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史，自然不会不知道中国当时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那个历史阶段，中国的阶级斗争就更为复杂了，除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外，还有外来的帝国主义与中国人民的矛盾。帝国主义就是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垄断资产阶级成为压迫和剥削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阶级。中国人民要革命，就必须革帝国主义的命。这反映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与帝国主义国家垄断资产阶级的尖锐矛盾和斗争。这一阶级斗争贯穿整个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进程。这是中国革命的大势。所以，中国革命必须坚定地反对帝国主义。只有坚定地反对帝国主义，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坚定支持。离开了阶级分析法，我们就弄不懂中国革命的历史。

(二)淡化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甚至对卖国言行表示理解

杨奎松在《近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问题》一文中写道：“一个我们和外国人提得最多的例子，就是中国抗战的同时，也是汉奸辈出的时候。当然，如果历史地看问题，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断言：凡是与日本人合作过的，就一定是汉奸，凡是汉奸就罪不可赦。”(23)杨奎松还说：“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出汉奸、伪军的人数在世界上都是最多的。所谓‘爱国’是我们后来的认识。这些事在历史上发生是不奇怪的，不能因此而谴责他们。这是时代的必然，这是条件发展的过程。”(24)杨奎松在这里明显的是在为汉奸开脱历史罪责。如果当汉奸是“不奇怪的”事、不应受到谴责，那么抗战英雄们浴血奋战是不是奇怪的事呢?是不是应该受到谴责呢?

日本发动侵占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后，胡适建议蒋介石与日本交涉，以承认伪满洲国为条件，换取日本不侵入中国华北地区的承诺(25)。在杨奎松看来，胡适提出这种建议也是可以理解的。杨奎松还讲到：“九一八事变后，对于日本的入侵究竟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应不应该抵抗、采取强硬的措施阻止日本的入侵，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很多激进的知识分子认为应该坚决抵抗。胡适他们的看法则不一样，他们主张中国必须做好准备量力而行，所以他们理解蒋介石的做法。”(26)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胡适们是理解蒋介石的做法的;胡适们主张承认伪满洲国当然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杨靖宇这样坚决抗战誓死不屈的革命先烈们呢?

(三)存在为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开脱历史责任的倾向

杨奎松在其历史作品中，也有批评指责国民党蒋介石的话语，但也明显地体现出为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开脱历史责任的倾向。在其一系列作品中，在讨论国民党与共产党发生分歧和冲突、蒋介石采取镇压行动时，杨奎松往往会用大量篇幅讲述事件发生的背景，明显地意在揭示是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行为导致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镇压行动。例如，在记述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时，杨奎松就采取了这样的历史叙事方式。

杨奎松在历史叙事中，常找一些理由为蒋介石的行为寻找依据。例如，国共第一次合作后期，蒋介石进军江浙皖地区，暗中与资本家妥协，与列强代表私下交涉。杨奎松认为：“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占据中国这一块最富庶和最具影响力的地区，创造足以摆脱苏联的基本物质条件。”(27)

国民党蒋介石搞专制独裁，本是其所代表的阶级的本性所致，但杨奎松却宣称：苏联是“蒋介石国民党独裁专制体制的创造者”;“实际上，恰恰是俄国人自己在中国埋下了独裁专制的种子。”(28)

(四)对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对比分析缺乏历史纵深和辩证眼光

杨奎松在历史作品中，喜欢将毛泽东与蒋介石进行对比，并有意强调毛泽东与蒋介石的相似之处。例如，在《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比较研究》一文中，杨奎松认为，必须承认，毛泽东和蒋介石对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都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他们固然是政治上的对手，却有很多很相似的地方。他们之所以成为国共两党的一代领袖，既是时代使然，多半也是他们的共性适合了这个时代需要的结果。杨奎松还认为，毛泽东和蒋介石出身都属于中间阶层;他们小时候都颇具反抗心理;受教育的经历比较相似，都曾受过激进主义思想的影响。不过，蒋介石注重小节，一插到底，而毛泽东具有浪漫主义，善于谋略。因而，“毛蒋对抗，蒋介石失败，几乎是必然的。”(29)

这样的分析显然是浅层次的，没有把毛泽东与蒋介石放在历史发展大背景和大趋势下来对比分析。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思想，并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坚持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前进方向是建设社会主义国家。1939年，毛泽东就科学地阐述指明了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方向。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也就没有疑义了。”(30)毛泽东的论断是符合人类历史前进方向的，也是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反映了中华民族先进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这是蒋介石无法企及的高度。蒋介石不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路线，投靠帝国主义，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走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对立面。这是毛泽东与蒋介石作为历史人物的本质区别，也是国民党蒋介石必败的根本原因。杨奎松将毛泽东与蒋介石对比，并强调两人的相似之处，也许是意在利用毛泽东崇高的历史地位和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来抬高蒋的地位。毫无疑问，在历史地位上，蒋介石是无法与毛泽东相提并论的。蒋介石尽管在历史上也有过一些功劳，如坚持了抗战，但蒋介石走在了错误的历史道路上，因此被中国人民所抛弃。台湾与祖国大陆至今尚未实现统一，蒋介石是难逃历史责任的。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率领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使中国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建立了新中国，保住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疆域基础，这也就是保住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基础;毛泽东思想是中华民族的思想瑰宝，不仅指引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必将光耀千秋。在历史地位上，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无古人的。

(五)轻苏联社会主义，重美西方资本主义

十月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苏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诞生和发展壮大，曾经改变了二十世纪的世界格局，极大地促进了亚非拉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和新生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人类科学事业的发展特别是航天科技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但杨奎松的历史作品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是淡化的，对苏联人民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生活水平的改善是忽视的，而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对斯大林的错误，却很强调。在杨奎松看来，十月革命是“暴力革命”,苏联的政治制度是“一党独裁”和“阶级压迫”,斯大林时期的统治则体现为“政治清洗”。

杨奎松的历史作品虽然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也有所批评，但对美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人权”等口号却是赞赏、推崇的。这里仅举一个例子。在《历史研究中的人性取向问题》一文中，杨奎松讲：“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中世纪，到资本主义，人类因为生就这样一种情怀，因而才会一步步改变其原始的动物本性，从基于生存本能的血腥杀戮、弱肉强食，一步步进化到尊重人权，敬畏生命，崇尚自由。”(31)这里，我们不妨稍加分析。这句话讲了四种社会形态，或者说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的四大历史时期：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在这四个历史时期，人类实现了从“血腥杀戮、弱肉强食，一步步进化到尊重人权，敬畏生命，崇尚自由”的发展演进历程。这里杨奎松没有讲社会主义社会，也没有讨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他讲的最后一种社会形态，这样看来所谓的“尊重人权，敬畏生命，崇尚自由”理所当然地就属于资本主义社会了。杨奎松的历史作品明显地体现出对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念的盲目推崇。

四、杨奎松并不明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

杨奎松的历史作品比较重视对一些细节的介绍，侧重于专题考察，但对宏观历史背景，对历史发展大势，却缺乏深入探讨和思考。

(一)侧重并局限于有关专题研究

杨奎松重视专题研究，他的历史作品主要是专题性的。2012年出版的著作集《革命》收入四卷专题研究之作：《“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和《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这四本书此前均已单独出版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主要收录其此前发表的相关专题研究文章，并非一部系统地整体研究和阐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的著作。该书第一卷的专题文章主要涉及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运动，重点考察的是这些历史运动中出现的偏差和问题，而对这些历史运动发生的时代背景和重大意义则分析总结得很不够。对新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形成和发展、科学教育事业的新局面，则没有专文考察。第二卷主要收入的是已发表的与新中国外交有关的专题研究文章。

《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考察了三个历史人物(王芸生、张东荪、潘光旦)1949年前后的经历或遭遇，也属于历史人物专题考察。

杨奎松发表的文章很多，但主要为专题研究之作，对宏观的历史问题考察和分析得不够。一旦涉及宏观性的问题，杨奎松的表述就容易出现准确性不够的倾向，流露出理论素养上的不足和历史知识结构上的局限。我们不是说做专题研究不好，而是认为要把专题研究放在历史发展大背景下来考察分析，防止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

(二)过分强调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偶然因素，忽视历史发展大势

在研究中国革命历史时，杨奎松特别强调历史发展进程中偶然因素的影响，似乎国民党的失败，与国民党蒋介石代表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本性没有什么关系，与其前进道路没有什么关系。杨奎松用心揭示：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失败是一系列偶然因素造成的，是蒋介石的统治方法出了问题。

杨奎松讲到：“但是，相对于中国近百年所走过的道路，要说必然，却有些勉强。因为，两党较量的胜负成败，有太多外力作用，也有太多偶然因素。前面说到战后所发生的种种变故，就对国共关系和中国以后的政治走向作用极大，但这种变故发生的时间和程度却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同样的情况，如果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孙中山不是那么快去世;如果1926年中山舰发生之初蒋介石跑回东征司令部，国民党仍在汪精卫的掌控中;如果长征途中中央红军没有捡到那张《大公报》,发现陕北的立脚点;如果1936年12月蒋介石没有去西安……中国政治发展的道路未必不会有变化。”(32)这段文字就十分强调了历史进程中偶然因素的作用。

杨奎松还讲到，1935—1936年发生的对中共革命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偶然事件，就是共产国际政策的意外改变。”杨奎松这里强调了共产国际改变政策是“意外的”,并且集中强调了接连发生的六个“巧合”:第一，中共中央与张国焘就红军前进方向产生矛盾时，中央没有迁就张国焘南下意见而坚持了北上;如果中共中央不北上，就没有机会及时接触到张学良和杨虎城，也就无法对他们做统战工作。第二，恰恰在共产国际制定新的统战政策时，毛泽东取得了中央常委资格，可以参与核心决策。第三，“巧的是”,中共中央在北进途中无意中从报纸上获悉陕北有一块红军根据地，因而决定落脚陕北。第四，“更巧的是”,共产国际派来的联络员及时与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因而使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新的指示精神，“全面改变了过去排斥一切中间势力的极端政策”。第五，“再巧不过的是”,蒋介石恰在这时调张学良到陕甘地区，负责围剿红军，但张学良及东北军“一心只想能回东北，根本不想打内战”,这就成了中共实施统战工作的“最佳对象”。第六，“同样巧得很”,“莫斯科并不喜欢张学良”,“认定中国统一抗日非靠蒋介石不可”,这样西安事变发生后，苏联干预，中共唱红脸，从而避免了内乱，“拯救了中共和红军”(33)。

杨奎松还讲到：“蒋介石国民党之所以会从……‘如日中天’的声望中跌落下来，越来越多地受到社会的批评，根本上还是军人出身的蒋介石执政理念、统治手法问题多多……国民党之走到众叛亲离的地步，动辄便被共产党所离间，被多数中间势力所遗弃，说到底还是身为独裁领袖的蒋介石长期以来统治无方的结果。”(34)杨奎松在这里强调了蒋介石统治方法问题，而淡化了阶级分析，未能立足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发展大势来考察。

杨奎松强调历史发展的偶然性，而轻视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和时代洪流。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国民党的失败和共产党的胜利，当然决不是几个偶然因素造成的，也不仅是蒋介石个人的能力问题和国民党的统治方式问题。国民党最终失败是历史发展大势的必然结果，因为它站在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对立面。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顺应了中国人民的愿望，顺应了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发展的大势。而国民党却走上了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道路。这才是在国共较量中，国民党蒋介石必败的根本原因。

(三)杨奎松不识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发展大势，不明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

根据马克思主义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的一般规律是，从漫长的原始社会逐渐发展演进到阶级形成、国家产生的奴隶社会;再从奴隶社会发展演进到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有其开始，也有其终结。《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35)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演进，然后通过社会主义社会这一过渡阶段，逐步迈向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中国历史经过几千年阶级社会的发展演进，到近代沦为了资本主义列强的半殖民地，封建统治阶级腐败无能，丧权辱国，割地赔款;封建专制制度已经没落了，无法适应世界发展潮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中国人民面临的时代任务是如何救亡图存，如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为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指明了救亡图存的新道路。中国先进分子开始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不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中国就不能获得独立，人民就不能获得解放;美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中国走不通。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坚强的领导力量。中国人民深切痛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在世界历史上，中国人民具有无与伦比的强大的革命力量;几千年文明的发展，孕育了中国人民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无数志士仁人甘愿抛头颅、洒热血，为革命事业献身。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的社会基础。中国共产党是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与广大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生死与共。这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必要政治前提。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具有阶级局限性，有革命的一面，也有反革命的一面;与帝国主义妥协，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是无法解决中国面临的时代问题的。国民党在与共产党的较量中，也当然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抛弃。杨奎松对中国无数革命先烈追求的伟大事业，是缺乏理解的。在杨奎松的笔下，似乎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革命政党，谁取胜都有可能。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浴血奋战，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这深刻改变了世界格局。正像苏联的存在和发展，曾经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一样，社会主义中国的诞生和不断发展壮大，既为亚非拉广大地区民族解放运动创造了更好的国际环境，也为广大新生的发展中国家的兴起创造了更好的国际环境。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承受了帝国主义国家集团的巨大压力，客观上减轻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压力;中国人民的奋斗和牺牲，为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民族解放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才使新中国得以建立，引领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正是因为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得以稳步推进。今天，中华民族昂首阔步地走在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但我们仍然面临巨大挑战，仍然面临阴险狡诈的美西方垄断资产阶级集团的颠覆阴谋，面临北约不断东扩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威胁。如果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华民族将不能实现伟大复兴，甚至有被解体的危险。这是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并必须正视的客观现实。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一大道理，我们就不能说真正地懂得了中国近现代革命的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

结语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说本文开首所引述网文对杨奎松、沈志华的评价，未免言过其实。在历史研究中，档案材料固然非常重要，但仅仅掌握了档案材料并不一定能写出符合实际、客观公正的历史。我国历史工作者应该自觉地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历史工作者应避免让个人人生中的一些小坎坷，干扰自己对伟大时代和伟大国度的科学认识、干扰对历史和现实的科学认识。我们要从大局出发看历史看现实，将具体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放在时代发展大势下来考察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史上最激烈、最急剧、最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中华民族浴火重生!在这个伟大历史进程中，出现一些波折和问题，在所难免。如果我们只看到历史长河中小小的漩涡和回流，而无视势不可挡的时代洪流的奔腾大势，那么我们就不能科学地客观地认识历史，甚至有可能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沼，在自以为是中沦为他人工具。

注释：

(1)参见:沈志华、杨奎松等史学家,以确凿的史实纠正了人云亦云的讹错[EB/OL].(2023-03-13)[2025-05-15].https://isharehtbprolifenghtbprolcom-s.libdb.ucass.edu.cn/c/s/v002vFeTJRo8al2Hq2B1eJl8xKdhikBzOdvYrl8f6DzhZOo__.

(2)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M]//杨奎松.革命:第1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总序.

(3)参见:蒋孟引.英国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386.

(4)关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参见:蒋孟引.英国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337-359.

(5)参见:张友伦.美国的独立和初步繁荣1775—1860[M]//刘绪贻,杨生茂.美国通史: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18-120.

(6)杨奎松.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比较研究[J].领导文萃,2012(23):57.

(7)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M]//杨奎松.革命:第2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前言.

(8)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3-12-27(2).

(9)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M]//杨奎松.革命:第2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318,339.

(10)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M]//杨奎松.革命:第2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586.

(11)参见: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396.

(1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478.

(13)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M]//杨奎松.革命:第2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371.

(14)李瑞琴.俄罗斯民众对斯大林及苏联评价转变探源[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6):37.

(15)参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M]//杨奎松.革命:第2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476.

(16)杨奎松.辛亥革命的成与败[J].国学,2011(10):15.

(17)杨奎松.近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问题[J].社会科学论坛,2005(9):111.

(18)杨奎松.历史研究中的人性取向问题[C]//徐秀丽.过去的经验与未来的可能走向——中国近代史研究三十年(1979—200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32.

(19)杨奎松.关于民国人物研究的几个问题——以蒋介石生平思想研究状况为例[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6(3):108-109.

(20)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M]//杨奎松.革命:第1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总序.

(21)杨奎松.历史研究中的人性取向问题[C]//徐秀丽.过去的经验与未来的可能走向——中国近代史研究三十年(1979—200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26.

(22)参见:亨利·斯坦利·贝内特.英国庄园生活:1150—1400年农民生活状况研究[M].龙秀清,孙立田,赵文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77.

(23)杨奎松.近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问题[J].社会科学论坛,2005(9):115.

(24)杨奎松.书生与政治[J].贵州文史丛刊,2015(3)5.

(25)参见:杨奎松.近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问题[J].社会科学论坛,2005(9):115.

(26)杨奎松.书生与政治[J].贵州文史丛刊,2015(3):4.

(27)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M]//杨奎松.革命:第1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43.

(28)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M]//杨奎松.革命:第1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54-158.

(29)杨奎松.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比较研究[J].领导文萃,2012(23):57.

(30)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50.

(31)杨奎松.历史研究中的人性取向问题[C]//徐秀丽.过去的经验与未来的可能走向——中国近代史研究三十年(1979—200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25.

(32)张弘.杨奎松:历史的发展有太多偶然[J].中国改革,2009(5):80.

(33)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M]//杨奎松.革命:第1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总序.

(34)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M]//杨奎松.革命:第1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总序.

(3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13.

(本文原载《文化软实力》2025年第2期，作者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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