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历史中的“五面间谍”，日本情报官回忆两次全力营救袁殊

历史上的今天

♦ 1996年卫生部、教育部、团中央、中国残联等12个部委联合发出通知，确定每年6月6日为“全国爱眼日”。

♦ 1916年6月6日 袁世凯去世，黎元洪继任大总统。

♦1918年6月6日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北京证券交易所开业。

♦ 1942年6月6日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欧洲第二战场。

♦ 1950年6月6日至9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伪装着自己的身份，隐藏着自己的姓名，做着光明又黑暗的事情。”这是电视剧《伪装者》中明楼的台词。而在历史深海中，有位真实存在的“伪装者”——袁殊，他曾以五重身份上演了比明楼更惊心动魄的传奇。

袁殊，1911年出生于湖北蕲春，15岁起开始在社会上谋生计，中途曾短暂留学于日本。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情报工作。为拓展情报渠道，加入国民党特务组织“干社”、青帮、洪帮。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又参加了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由于“怪西人案”身份暴露，短暂沉寂。抗战时期，被潘汉年重新起用，后又加入军统。同时借助日本人岩井英一的关系，进入汪伪政府，为中国共产党的情报收集与情报人员安全作出了贡献。可是在其情报生涯中，他的行为又有不少可疑之处，如“怪西人案”中的自首行为、与岩井英一的亲密关系等。

岩井英一，1899年出生于日本爱知县，中学毕业后便来到上海，就读于东亚同文书院。毕业后进入日本外务省，20世纪30年代初期曾担任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新闻发言人，与上海滩的中外记者多有接触，建立起广泛的人脉，这为其后来从事情报工作打下了基础。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岩井英一再次被派往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担任副领事，主要从事情报搜集工作。他创建了“岩井公馆”，该机构是日本外务省系统在华重要情报机构之一。

1935年和1939年，袁殊先后两次被捕，第一次是被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第二次是被特务机构76号。两次被捕后，岩井英一都为营救他提供了很多帮助。岩井英一在其回忆录《上海回想》中，对参与营救的过程有详细记述。该回忆录出版于1983年，国内尚无中文译本，而且在日本出版时也是私人印制书。受个人回忆录的限制，史料的真实性可能存疑，但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袁殊的新角度。

岩井英一(左)与袁殊(右)合影

第一次营救

1931年，袁殊创办《文艺新闻》(后成为左联旗下刊物)。同年，袁殊参加了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转入中央特科从事情报工作。上海滩名记者的身份，使他能够经常出席南京政府的记者招待会，了解一些国民党的内幕消息。同时，也有机会出席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记者招待会。在此过程中，他结识了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新闻发言人岩井英一。

岩井英一比袁殊大12岁，对袁殊颇为赏识，他在回忆录中评价：“袁殊有从事谍报工作的天赋，他的情报来源渠道很多。我最初接触他是为了利用他的情报渠道，但是后来随着交往的深入，我发现他聪明、能力超群，特别是在性格方面和我非常相似，所以自然而然地对他产生了好感。”

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1935年在上海的中共党组织被严重破坏。袁殊的上线不幸被捕，自此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为了找到党组织，他主动联络上夏衍，请他将自己写给组织的一封信交给江苏省委或上层组织，以便重新建立组织关系。因为中央特科与普通共产党员不能相互联系，所以夏衍一开始拒绝了他的要求。后来拗不过袁殊的一再请求，将他的信转交给了蔡叔厚。当时蔡叔厚的工作关系已经转到了共产国际，负责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的工作。此时的远东情报局在中国急需对日情报人员，袁殊的经历和能力正好符合要求，于是蔡叔厚将袁殊的工作关系转移到了共产国际，而与中共的关系则按纪律要求全部中断。自此，袁殊成了共产国际的情报人员，与共产国际的交通员小李单线联系。1935年6月，上海发生“怪西人案”，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上海情报小组的负责人华尔顿被捕。交通员小李和华尔顿的秘书陆海防也都被捕叛变。受小李和陆海防指认，袁殊也被捕了。

岩井英一在回忆录中记述：“有一天，袁殊的妻子找上门来，说袁殊受苏联间谍案牵连被淞沪警备司令部逮捕了，希望我能够给上海市政府施压，帮着营救袁殊。”

岩井英一当时是对华强硬派的代表人物，虽然在日本外务省任职，但强硬程度一点都不输日本军方。听袁殊妻子如此一说，他立马联想到一个月前在天津发生的亲日报人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事件。1935年5月初，天津国权报社社长胡恩溥、振报社长白逾桓两名亲日报人先后在天津租界被枪杀。日本政府极为愤怒，觉得这是国民党刻意的反日行为，强硬逼迫中国政府彻查凶手。

岩井英一认为，借天津亲日报人被暗杀事件向上海市市长吴铁城施压，也许会是一个释放袁殊的捷径。岩井英一去找了跟国民党关系非常好的山田纯三郎。山田纯三郎1876年出生于日本青森县，是山田良政的胞弟。山田良政在1900年10月随孙中山参加惠州三洲田起义时英勇就义。山田纯三郎决心继承兄长的事业，追随孙中山参加中国革命。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在山田纯三郎家遭到袁世凯派遣刺客的暗杀，山田纯三郎两岁的长女摔倒导致终身残疾。此后，山田纯三郎寓居上海20多年，与国民党高层基本都有交往。

山田纯三郎欣然受托，亲自拜访吴铁城，转述了岩井英一的要求，援引天津亲日报人被暗杀事件的前例，劝说吴铁城早日释放袁殊。岩井英一在回忆录中给自己贴金，“在山田纯三郎见过吴铁城后，袁殊当天就被释放了”。不过，真实情况并非如此，岩井英一确实参与了营救，但并没有救出袁殊。袁殊后来被押送到武汉受审，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9个月，之后又根据袁殊的自首行为减刑为1年8个月，送到武汉反省院受刑8个月后即按保释将其释放。

第二次营救

1939年5月底，为了成立汪伪政权，汪精卫前往东京拜见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并不希望培植的汪伪政权是蒋介石独裁政权的翻版，他们希望的理想政治模式是在汪精卫的伪国民党之外，还能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与其抗衡。

当时负责筹建汪伪政权的日本幕后主使影佐祯昭，考虑到岩井英一在上海有着广泛的人脉，于是主动找到岩井英一，向其提出了筹建新政党的想法，并且明确要求新组建的政党不能集结一批没用的政客遗老、地痞流氓等，必须是一个在日本控制下的完全由中国人自己创建的有活力、有影响力的政党。

岩井英一觉得这项工作完全符合自己的“理想”，也是自己多年来的心愿，于是愉快地接受了这项任务。他在脑海中过了一遍自己认识的中国人，最终认为袁殊能够胜任这份工作。在岩井英一的邀请下，袁殊成为筹建新政党的中方核心人物。

袁殊能力超群，筹建新政党运动进展迅速，形成了巨大声势。岩井英一回忆：“组建新政党的运动，很快就通过各种途径传到了华北、伪满洲国，甚至日本国内的一些政治要人的耳朵里，引起了各方面注意。当时来上海的一些日本政界知名人士，如中野正刚议员、金光庸夫众议院副议长、驹井德三‘满洲国’总务长官等，纷纷约见我，向我请教筹建新政党运动获得快速发展的秘密。”

汪精卫投敌后，提出了“和平、反共、建国”的施政纲领。为了与汪精卫领导下的伪国民党相抗衡，袁殊针锋相对，提出了“兴亚建国”的口号，并获得岩井英一的首肯。于是，组建新政党的运动自此以后被称为“兴亚建国运动”。

1939年，岩井英一带领兴亚建国运动部分骨干拜访影佐祯昭时合影。前排右二为岩井英一，前排右三为影佐祯昭，影佐祯昭右后方露脸者为袁殊。

袁殊主导下的“兴亚建国运动”的快速发展引起汪派伪国民党的巨大不安。为了破坏“兴亚建国运动”，周佛海放出谣言，说岩井英一是日共党员，妄图离间岩井英一与日本军方的关系。

岩井英一意识到，谣言的持续发酵已对自己的“兴亚建国运动”造成很大的不良影响。为了消弭谣言，岩井英一请与周佛海相熟的日本驻华大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牵线，约见周佛海，妄图通过面对面交流，让周佛海停止造谣。

岩井英一为了虚张声势，特意选了4名保镖，按照约定时间乘车前往周佛海当时所住的沪西愚园路1136弄。谈话伊始，气氛并不友好。岩井英一在回忆录中记述：“我语气强硬地质问周佛海，你为什么要造谣我是日共党员，我在日本右翼中那也是响当当的人物，你的造谣对我的形象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话说回来，你才是正儿八经的中共创始人呢!希望你以后不要再造谣污蔑我了。”此外，岩井英一还替袁殊辩解，希望周佛海以后不要再为难袁殊，不要再拿袁殊曾加入中国共产党说事儿。

周佛海作了辩解。岩井英一也是“老狐狸”，知道再强硬下去，双方闹僵了，对彼此都不利，于是在硬话说完后，又来软的，夸赞周佛海冒着生命危险脱离重庆，为了中日和平事业作出了巨大牺牲。谈话算是顺利结束了。

岩井英一本以为双方面对面谈过后，周佛海就不会再找自己的麻烦。但很快岩井英一就意识到，自己还是太小瞧周佛海了。岩井英一回忆：“1939年8月的一天，每天都来见我的袁殊突然消失了。我猜他肯定是出事了，于是派人四处打听，最终得知是被丁默邨领导下的特务机关76号抓走了。”

特务机构76号

为了不使自己的“兴亚建国运动”夭折，岩井英一开始营救袁殊。他立即与影佐祯昭电话沟通，希望影佐祯昭能出面向丁默邨施压，尽快释放袁殊。同时，岩井英一还带上武术高手武井龙男(日本唐手道中兴之祖植芝道场的徒弟)直接前往76号要人。

在20世纪30年代初，岩井英一在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任新闻发言人期间，就通过山本荣治(1938年在北平被军统击毙)的介绍，与丁默邨相识。岩井英一心想自己亲自出面，对方一定会卖个人情，把袁殊给放了。但没想到，丁默邨根本不给面子，拒绝释放袁殊。

丁默邨(左)与李士群(右)合影

于是岩井英一退而求其次，以影佐祯昭安排了重要工作，而该项工作只有袁殊才能完成为由，希望将袁殊借出两周，工作完成再将袁殊送回76号。从要求放人到借人，这一转变给丁默邨留足了面子。丁默邨最终同意将袁殊借出两周时间。

岩井英一知道，只要把袁殊借出来，那还与不还的主动权就在自己手中了。在把袁殊借出后，岩井英一把袁殊保护在浦江饭店的房间内，并派武井龙男与袁殊同住。后来，丁默邨多次向岩井英一要人，但岩井英一都没有答应。岩井英一回忆：“其实在答应借人的时候，丁默邨就知道袁殊是不可能再回76号了。他要人只是个态度，逢场作戏而已。后来该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也是在浦江饭店的这段时间里，袁殊完成了《兴亚建国论》，后以严学军的笔名在“兴亚建国运动”机关刊物《兴建》上公开发表，自此成为“兴亚建国运动”的指导性文件。

经过袁殊被逮捕事件后，“兴亚建国运动”由秘密活动转为公开活动。1939年9月回到上海的潘汉年与袁殊取得情报联系，应袁殊要求，将翁从六从桂林调回上海协助袁殊，此外还派鲁风、吴诚之等共产党员打入岩井公馆协助袁殊工作。

兴亚建国运动核心成员在“岩井公馆”的合影

袁殊与岩井英一的关系维护得非常好，1983年岩井英一在日本出版自己的回忆录时，都没有弄明白袁殊的真实身份，回忆录中充满了对袁殊的赞赏和思念。据此也可以看出中共对岩井英一的情报工作已经做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同时也反映出袁殊的个人魅力和情报素养。1955年，受“潘汉年事件”牵连，袁殊入狱长达20余年。1982年9月，在党中央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后一个月，袁殊得到平反。党组织恢复了他的名誉和党籍，批准他从国家安全部离休。

2002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七十七卷)专章讲述袁殊的生平事迹，充分肯定了袁殊的历史功绩，传记结尾写道：“袁殊一生，在荣辱、金钱、生死面前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他以自己的行动履行了一名共产党员的神圣职责：‘一个共产党员，要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党的事业，除了生命，还有更难的，是要毁掉自己的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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