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初期，陈毅如何领导城市治理工作？

精彩提要

1949年5月28日，陈毅带领军管会所属军事、政治、财经、文教等各接管委员会的主要干部，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和市长的身份，主持了接管旧上海市政府的仪式。从此，上海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上海解放初期的陈毅

▲1949年6月，上海学生举行反对银元投机、保障人民生活大游行。

推动生产复苏 团结工商业者

上海虽曾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但由于长期战争和国民党统治下的腐败，工业设施遭到严重破坏，生产能力下降。在1.2万多家工厂中，只有30%维持开工，机器业工厂停工80%以上;生活方面，面粉业由于北运通路不畅，产量只有内战爆发前的十分之一;市民所需的大米、面粉仅够吃半个月，而储煤只够全市烧7天;占上海工业产值74%的轻纺工业陷入半瘫痪状态。上海不仅是全国工业的心脏，更是国家建设的重要前提。上海市场的混乱不堪，则有可能让国家整体经济安全受到冲击。陈毅认为当务之急是稳定人心，尽快恢复生产。

由于上海是全国工商业最集中的城市，1949年，上海2万多家民族工商资本的产值就占全国的83%。陈毅对此的态度是，“团结多数人在我们周围”。因此，上海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必须动员在工商业领域具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加强与民族工商业者的沟通与联系，充分发挥他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6月2日下午，陈毅在上海市产业界人士座谈会上推心置腹地说道：“人民政府愿与产业界共同协商，帮助你们解决困难，你们有话尽可对我们谈。”阐明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工商政策。

当时上海的私营工商业者大约有20万人，大多数人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政府也提倡制定优惠政策，帮助他们克服困难，实现共同发展。在少数具有先进代表性的工商业者的带动下，民族工商业在上海经济的恢复和建设中发挥了作用。比如，在上海遭到美蒋“二六轰炸”，处境艰难时，爱国实业家刘靖基立即从境外调来大量资金，保证了企业的正常生产;一生追求民族振兴的胡厥文所创办的新民厂后来被上海市政府批准为汽轮机制造专业工厂，为我国电力工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陈毅不仅重视激发民族资产阶级人士参与新中国建设的热情，鼓励他们积极投身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而且对那些只顾个人利益、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与斗争。荣毅仁回忆陈毅时评价说：“他是一位普通一兵式的司令员，一位深切了解群众的领导，一位有人情味的共产党员。”

护航经济 打击金融投机

上海解放前，国民党政府实施了大量滥发纸币、恶性通货膨胀等政策，导致上海市场货币价值急剧贬值，金融秩序混乱。1948年，蒋经国坐镇上海，剥夺了上海人民黄金100多万两、美钞3000万元和巨额的白银。上海因强行发行金圆券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物价飙升至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普通民众饱受通货膨胀之苦。上海虽迎来解放，但民众对通货膨胀的深刻记忆，让他们不惜代价地将手中的人民币兑换成银元并争相抢购物品。一些商人、投机分子利用黑市交易，大量收购粮食、布匹等生活必需品，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结果一星期后，银元与人民币的比价就迅速上涨到1：1400。同时，他们还通过操纵外汇市场，试图使新政府发行的人民币贬值，削弱人民群众对新货币的信心;上海的某些商店出现公开拒用人民币的现象，进一步加剧了新中国的经济困境。陈毅认识到：“帝国主义与我们的斗争换了新方式了!他们利用我们的经济困难搞我们。”

陈毅深知这场经济斗争的严峻性，金融稳定是恢复上海经济的关键。1949年5月28日，上海市军管会颁发了《关于使用人民币及限期禁用伪金圆券的规定》，禁止银元的私下交易和囤积，关闭黑市，打击非法交易活动。6月，动员群众举行了“反对银元投机、保障人民生活”的游行，陈毅在多种场合警告投机分子，赶快洗手不干，否则勿谓言之不预。同时为使物价回落，财委向上海抛售10万银元，资本雄厚的投机者将10万银元一吸而空，使此举收效甚微。7日，银元继续涨到1800元，陈毅等人决定采取坚决手段，中共中央华东局会议决定采取军事手段查封上海证券交易所，最终扣押了250多名主要的投机分子。第二天，银元价格从2000元跌至1200元，两天后，米价下跌二成，食油跌价一成半。最终，物价指数下降并逐步趋于平稳。

在“银元之战”取得了暂时性的胜利后，仅仅过了十几天，当物价开始稳定下来时，投机者的目光从银元转向了“两白一黑”——棉纱、大米和煤炭。一个月内，米价上涨3倍，煤炭上涨2倍，棉纱上涨将近4倍。面对如此紧张的局势，中财委与华东财委联手，携手上海市政府，共同采取了“一收一抛”政策，将2.8万吨棉纱、100多万匹布以及大量粮食和煤炭，连续多日以极低的价格向市场抛售。这些物资的大规模低价出清，直接导致了投机商贾们措手不及，最终损失惨重。此后，银元价格逐渐回归理性，人民币在上海的合法性和信用地位得以巩固。对此，毛泽东高度评价这一胜利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反封锁 粉碎敌方破坏

“银元之战”胜利后不久，蒋介石在美国的扶持下，指挥残余的海军舰队和空军，对华东沿海进行严密的军事封锁。国民党控制了东海、黄海的部分海域，在沿海布置封锁线，截断船只来往，尤其是对运往上海的粮食、煤炭、石油等物资进行严格封锁，力图在物资上使上海陷入“孤岛”状态。陈毅对此说：“这样下去，工厂要关门，工人要失业，市场要冷落，税收要减少，生活要困难。”陈毅主持制定了“反封锁六大方针、五大任务”，采取了政府协助复工复业、整编节约、打击投机倒把、疏通物资流通渠道和保障民生等多种手段，使上海的经济和社会秩序逐步稳定下来。反封锁斗争的结果是，纺织业7月只有40%开工，到11月达90%以上，私营纱厂产量增加了75%;机器工业原开工20%，由于解放区日益扩大带来了大批订货，增到60%。上海工业终于从萧条困境中走了出来，走上了复苏之路。

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在上海的失败，1950年2月6日，负担着上海全市80%电力供应的杨树浦发电厂遭受美制蒋机的四轮轰炸，发电产量由原来的15万千瓦骤降到4000千瓦，死亡与伤残人员分别约计542人和870人、周边房屋损毁约计1200间、市区大面积区域无限期停电。当时的情况是“工厂要关门，工人要失业，物价要上涨，市场要冷落，税收要减少，生活要困难”。这次轰炸给上海地区带来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损失，其对人们的信心和希望也造成了不可估量的负面效应。2月7日，陈毅深入灾害现场，对遭受不幸的工人和市民给予关怀和慰问，他特别强调要做好详尽的抚恤工作。同时，为减少轰炸造成的损失，陈毅主持召集一系列紧急会议，在市政府的紧急动员下，电力工人和技术人员不惧危险投入紧张的修理工作，奋勇抢救受损设备，人民解放军战士也加入这场抢修活动，与市政工人并肩战斗。最终工人仅用了42小时就恢复了部分发电。2月10日“发电负荷量即达20000千瓦”，25日电力恢复到原有的65%。陈毅在上海市各界人民反轰炸、追悼死难同胞大会上说：“上海人民的革命团结是最伟大的革命动力，任何困难均可克服，当然是美蒋的轰炸吓不倒的。”

清除旧弊 整治环境

由于国民党长时间对上海的放任治理，解放前的上海存在大量黑社会势力。国民党撤离后，黑社会势力失去控制后更加猖獗，犯罪、敲诈、暴力事件频发，市民生活安全得不到保障，同时存有60万的难民、妓女等，城市治理面临巨大压力。陈毅提出贯彻中央“强制与说服教育相结合”“劳动生产与政治思想教育相结合”“改造与安置相结合”的工作方针，使他们成为爱国守法、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新人。

当时的黑社会势力在旧上海时期依附于国民党，控制了城市的许多地下活动。为遏制这股猖獗之风，陈毅组织了“严打黑恶势力”专项行动，对上海的赌场、烟馆等黑社会聚集地进行突击搜查，捣毁了多个据点。一大批罪孽深重的流氓恶霸都被公开处决。不出两年，那些曾在上海地下社会盘根错节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都受到了法律的严厉制裁。

对于妓女，政府对娼妓群体的关注和关怀不仅仅停留在表面，陈毅认为妓女应自动解散，并要求妓院负责为她们医好性病，帮助她们寻找工作，使其自力更生。因此政府特地设立了医务室，配备专业医生为她们治疗疾病，确保每一位娼妓都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医疗服务。同时市政府不遗余力地帮助她们提高文化水平，鼓励她们学习新知识，掌握一技之长，以便在社会上有尊严地立足。

上海在解放前有大量棚户区，这些区域因战乱、经济衰退和贫富分化而形成，居住条件极差，缺少自来水供应，居民日常用水需要从远处的公共供水点提取。电力设施也很少覆盖到棚户区，许多居民用煤油灯照明。此外，棚户区没有完善的排污系统，污水随意排放，造成环境污染，卫生状况糟糕，极易滋生传染病。像有名的“滚地龙”“药水弄”的棚户区，大大小小就有322处。陈毅见此状况说道：“旧上海又乱又脏又臭又挤，哪里像个文明城市。要改造、要建设，就要把生产和生活搞得比例恰当。”1950年1月，上海棚户区的改造工程正式开展。铺设下水管道、修缮道路、建造卫生所、公共厕所……4年后，曾经破旧不堪的棚户区，变成了焕然一新的居民新村，这样的转变不仅改善了居民的居住条件，也提升了居民的生活质量，让人们真切感受到了城市发展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

陈毅在任上海市市长期间，以稳健务实的方针，成功实现了上海从旧社会向新社会的转变。他不仅接管了上海的市政和经济命脉，还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城市的生产生活，使上海在短时间内走向稳定和繁荣。通过高瞻远瞩的政策与果断的决策，陈毅为新中国的城市治理提供了经验，为此后上海的经济腾飞奠定坚实基础。他的贡献不但确保了上海在解放初期的稳定，也为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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