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浩 谷新光:海陆丰劳动银行的历史追寻与当代镜鉴
摘要
1928年2月,在中国广东海陆丰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苏维埃政权银行——海陆丰劳动银行。这一事件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成立早了整整四年,却在主流金融史叙事中长期被忽视。正如经济史学家埃里克·赫莱纳(Eric Helleiner)在《货币的地缘政治》中指出:“20世纪初的货币革命不仅发生在华尔街,更在东方农村的田野间萌芽。”
(注:虽然海陆丰劳动银行在创立之前,由共产党人创立的银行早有二家,即1926年4月,在湖南衡阳创立的由中国共产党人创建的第一家革命银行——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1927年11月,在闽西成立的上杭县蛟洋农民银行。但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与上杭县蛟洋农民银行的建立与海陆丰劳动银行的建立方式不同,前者是在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前,由当地党组织领导,农协会创办建立;而海陆丰劳动银行是在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之后,由苏维埃政权创办,是真正的政权银行。)
海陆丰劳动银行作为中国革命诞生的最早的红色政权银行,萌芽于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的特殊历史阶段。本文系统梳理海陆丰劳动银行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深入剖析其筹备、运营及发展历程,并从多维度探究其在红色金融史上的重要意义。在当代,其背后蕴含的红色金融精神、普惠金融理念及对金融创新与监管的启示,对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建设金融强国仍具有不可忽视的镜鉴价值
一、引言
1927 - 1937 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的建设进程中,开创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意义的金融实践,海陆丰劳动银行便是其中的先驱代表。它的诞生,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革命胜利道路上,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尝试,不仅在特定历史时期发挥了关键作用,更为后世金融事业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对海陆丰劳动银行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刻地理解红色金融的起源与发展脉络,为当代金融体系建设和金融政策制定提供历史维度的思考与借鉴。
二、溯源:海陆丰劳动银行诞生的时代土壤
2.1 政治格局:革命浪潮中的政权更迭
1927 年,中国革命形势风云变幻。“四一二” 反革命政变后,国内政治环境急剧恶化,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全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在此严峻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毅然发动武装起义,以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海陆丰地区,在彭湃等共产党人的领导下,成为革命的重要据点。1927 年 5 月 1 日,海陆丰人民举行第一次武装起义,建立了海丰县临时人民政府,虽政权仅存续 10 天,但为后续革命斗争积累了宝贵经验。同年 9 月、10 月,海陆丰人民又相继举行第二、三次武装起义,并于 11 月 18 - 21 日召开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海丰县苏维埃政府,这是中国第一个红色苏维埃政权,为海陆丰劳动银行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意味着全新政治秩序的确立,需要与之相匹配的经济金融体系来支撑政权运转、保障民生和推动革命事业发展,这成为海陆丰劳动银行创建的直接政治驱动力。
从更广泛的政治视角来看,当时全国各地的革命斗争此起彼伏,虽然各有特点,但都面临着共同的任务 —— 打破旧秩序,建立新政权。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成功建立,不仅是当地革命力量长期积累的结果,也受到全国革命形势的影响和推动。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地区进行的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尝试,相互呼应,共同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而金融体系作为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构建的紧迫性在海陆丰地区尤为凸显。苏维埃政权需要通过金融手段来整合经济资源、稳定社会秩序,从而巩固新生政权,并为后续的革命斗争提供物质保障。
2.2 经济困境:传统金融体系的崩塌与新需求
在传统金融体系方面,海陆丰地区长期处于封建经济形态下,金融市场被地主阶级和高利贷者把控。高利贷盛行,利息率高达 50% - 100%,农民为偿还债务,往往陷入 “卖田 - 借债 - 再卖田” 的恶性循环,土地大量流失,生活困苦不堪。同时,货币体系极为混乱,市面上流通着大洋等金属货币、军阀陈炯明开办的南丰织造厂发行的银票、当地商号发行的 “本号票” 以及港币等多种货币,货币兑换繁琐,严重阻碍了商品流通和经济发展。随着革命推进,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改革,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同时废除了高利贷,旧金融体系迅速瓦解。但新政权下的经济活动面临资金融通困难、缺乏统一货币等问题,农民和手工业者在生产经营中急需低息贷款支持,商业贸易也迫切需要稳定、统一的货币媒介,这为新型金融机构的诞生创造了客观经济条件。
深入分析当时的经济结构,海陆丰地区以农业为主,兼营一定规模的手工业和商业。土地改革后,农民获得了土地,生产积极性大幅提高,但他们面临着生产资料短缺的困境。购买耕牛、农具、种子和肥料等物资需要大量资金,而旧有的高利贷体系已被废除,农民难以从传统渠道获得资金支持。在手工业领域,工匠们同样面临设备更新、原材料采购等资金难题,这制约了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商业方面,混乱的货币体系使得交易成本大幅增加,商家在交易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商品价格,还要应对复杂的货币兑换风险,这严重抑制了商业活动的活跃度。因此,建立一个能够提供低息贷款、统一货币的金融机构,成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满足工农生产生活需求的迫切任务。
2.3 思想引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传播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全新的理论指导。彭湃等早期共产党人在海陆丰地区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们深知经济基础对革命事业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关于生产关系变革、无产阶级经济解放以及建立公平合理经济秩序的思想,深刻影响了海陆丰地区革命实践。在这种思想引领下,创建为工农服务的金融机构成为革命的必然选择。彭湃在领导农民运动过程中,认识到要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经济地位,不仅要进行土地革命,还需构建有利于工农的金融体系,通过金融手段促进农业生产、稳定经济秩序,进而巩固苏维埃政权。这种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思考与实践,直接促成了海陆丰劳动银行的构想,并逐步将其付诸现实。
彭湃深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熏陶,他从日本留学归来后,便全身心投入到家乡的农民运动中。他深入农村,与农民打成一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农民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宣传过程中,他结合当地农民的实际遭遇,生动地阐述了阶级剥削的本质以及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争取经济解放的必要性。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关于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等理念,与海陆丰地区农民渴望摆脱贫困、实现公平的诉求高度契合,因此迅速得到了广大农民的认同和支持。
另外,彭湃对“农民阶级已与地主阶级不断的斗争,地主阶级不肯将钱借与农民,每当青黄不接,或下种无钱的时候,去与地主借钱,地主皆闭门谢客”的情况深有了解,很早就提出了“便利金融”的办法,在1922年冬的《农会利益传单》中写道:“农民常因财政支绌,无法施肥;或年关之际,而用衣服家具质在当铺,其利息甚高……既有农会,可设金融机关(以最低利及长期)以利农民。”这是农民运动中首次提出建立为贫苦农民谋利益的金融机构的主张。
这种思想上的引领,使得创建为工农服务的金融机构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共识,为海陆丰劳动银行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可以说,自1922年开始到1928年2月底,彭湃领导下的海陆丰红色金融实践走过了5年多的时间。其中,海陆丰劳动银行虽然仅存续了极短的时间,但却在中国红色金融史上画下了浓重的一笔。
三、破晓:海陆丰劳动银行的创立与发展轨迹
3.1 筹备之路:从构想走向实践
早在 1923 年,海丰县总农会就提出建立普惠性金融机构、办理农业银行消费组合以扶助农业生产的设想,这可视为海陆丰劳动银行的思想雏形。1927 年 5 月,第一次海陆丰武装起义后颁布的《临时人民政府宣言》明确提出 “开办农业银行”,以低利息借钱给农民。此后,随着革命形势发展,建立银行的条件逐渐成熟。1928 年 1 月 28 日,海丰县委给省委的报告中表示已决定 “设工农银行发行纸币”。同年 2 月 18 日,在海丰县第二次工农兵大会上正式决定建立劳动银行。筹备期间,苏维埃政权面临诸多困难,资金匮乏、人才短缺、物资紧张。但凭借坚定决心,通过没收反动派财产作为银行初始资本,积极动员当地懂金融、财务知识的进步人士参与,克服重重障碍,为银行正式运营做好准备。
在资金筹备方面,除了没收反动派财产外,苏维埃政权还积极发动群众募捐。许多农民和手工业者虽然生活并不富裕,但出于对革命事业的支持和对新金融机构的期待,纷纷慷慨解囊,为银行的创建贡献自己的力量。在人才招募上,除了当地的进步人士,还吸引了一些从外地归来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的曾在大城市学习金融知识,有的在金融机构有过工作经验,这些人才的加入,为劳动银行带来了先进的金融理念和专业技能。在物资筹备过程中,面临着印刷设备、纸张等物资短缺的问题。苏维埃政权通过多种渠道,一方面从周边地区秘密采购相关物资,另一方面组织当地的工匠尝试自制一些简易的印刷工具,以满足银行纸币印刷的初步需求。这些努力为海陆丰劳动银行的顺利创立提供了必要条件。
3.2 运营模式:独特的金融实践
3.2.1 货币发行与管理
海陆丰劳动银行计划印出面额为 5 元、1 元、5 角、2 角、1 角的五种纸币。在纸币印好之前,暂将南丰织造厂的银票加盖 “劳动银行” 印章后作为临时货币使用,并布告待新纸币发行后收回这批银票。在货币发行管理上,银行虽未明确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准备金制度,但秉持谨慎原则,力求货币发行与实际经济需求相匹配,以维持货币稳定。例如,在确定货币发行量时,充分考虑当地农业生产规模、商业贸易活跃度以及群众日常生活需求等因素,避免滥发货币引发通货膨胀,保障了货币在一定范围内的流通价值。
不仅如此,因为要发行的纸币在外地尚未印好,海陆丰劳动银行还借用了南丰厂的银票,暂发行十万元,由人民委员会加盖印章,作为暂时的流通货币使用。等待海陆丰劳动银行的钞票印好后再收回。据一些革命老人回忆,海陆丰劳动银行发行南丰银票后,实际上第一批钞票10万元已经印成,但没来得及发行。《海丰新志》记载:“劳动银行的钞票分为5元、1元、5角、2角、1角五种,印好后政局已很紧张,面临失败,虽未发行,然亦开辟了历史的新记载。”
从货币发行的技术细节来看,当时面临着诸多挑战。南丰织造厂的银票在加盖印章时,需要确保印章清晰、规范,以防止伪造。同时,对于新纸币的设计,也充分考虑了当地文化特色和群众认知习惯。纸币上印有反映工农生产生活的图案,如农民耕种、工人劳作等场景,既体现了银行服务工农的宗旨,又便于群众识别和接受。在货币发行的节奏上,根据市场反馈进行动态调整。当发现某些地区货币流通不足,影响商品交易时,及时增加该地区的货币投放量;而当发现某些地区货币过多,可能引发物价波动时,则采取回笼措施,通过开展储蓄业务等方式,将多余货币吸纳回银行,以维持货币市场的平衡。
3.2.2 信贷业务开展
银行以支持农业生产为首要目标,向农民提供低息贷款。贷款对象主要为参与土地革命、获得土地的贫雇农,用于购买种子、农具、肥料等农业生产资料。贷款手续相对简便,农民只需向当地农会提出申请,经农会审核推荐,银行即可发放贷款。贷款期限根据农业生产周期合理设定,一般为一年,在收获季节后还款。同时,对于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还款困难的农民,银行采取灵活的延期还款或减免部分利息的政策,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助力农业生产恢复与发展。
在信贷业务的具体操作中,银行与农会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农会作为农民的组织,对当地农民的情况十分了解,能够准确地审核贷款申请,确保贷款发放给真正有需求且信用良好的农民。银行工作人员也经常深入农村,实地考察农民的生产经营状况,为农民提供贷款咨询和指导服务。对于一些特殊困难的农民群体,如孤寡老人、残疾人等从事农业生产的,银行在贷款额度和还款条件上给予更大的优惠。在还款环节,银行并非单纯地催收贷款,而是关注农民的实际困难,当遇到自然灾害导致农作物歉收时,银行会主动与农民沟通,协商延期还款或减免部分利息的方案,帮助农民渡过难关,同时也维护了银行与农民之间的信任关系。
3.2.3 资金来源与运用
资金来源方面,除没收反动派财产作为初始资金外,银行还通过吸收当地工农群众的小额存款、政府财政拨款以及开展一些商业贸易活动获取资金。在资金运用上,除大量投放农业贷款外,还支持当地手工业发展,向手工业者提供贷款用于购置设备、原材料等,促进手工业生产规模扩大和技术改进。此外,银行资金还用于支持苏维埃政权的日常运转,如支付政府工作人员薪酬、购买办公用品等,在经济上保障了政权的稳定运行。
在吸收工农群众小额存款方面,银行通过宣传教育,让群众了解存款的安全性和收益性。为了方便群众存款,在各地设立了多个储蓄点,并且提供灵活的存款期限选择。在商业贸易活动中,银行积极参与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销售,利用自身的资金优势,帮助农民和手工业者拓展市场渠道,将当地的特色产品推向周边地区。在支持手工业发展时,银行不仅提供资金支持,还协助手工业者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组织手工业者开展技术培训和经验交流活动,提高手工业生产的质量和效率。对于苏维埃政权的日常运转支持,银行建立了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确保每一笔资金都合理使用,为政权的稳定运行提供了坚实的经济保障。
3.3 存续波折:短暂而光辉的历程
海陆丰劳动银行于1928年2月20日正式成立,然而,其存续时间极为短暂。2月底,敌人进攻海丰,苏维埃政权被迫撤离县城,劳动银行也随之撤出,银行的各项业务被迫中断,计划发行的纸币终未能大规模正式流通使用。尽管存在时间不长,但在这短暂的运营期间,海陆丰劳动银行在稳定当地经济秩序、支持农业生产和巩固苏维埃政权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为后续革命根据地金融机构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成为红色金融发展史上一座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里程碑,其开创的为工农服务的金融理念和实践模式,对后来的红色金融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撤离过程中,银行工作人员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他们不仅要携带银行的重要文件、账目和剩余资金,还要保护好未发行的纸币。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下,工作人员们冒着生命危险,将这些重要物资安全转移到山区。虽然银行被迫中断运营,但在其短暂存在的时间里,已经在当地群众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多农民和手工业者通过银行的贷款支持,改善了生产生活条件,对银行充满感激和信任。劳动银行的实践经验,如货币发行的谨慎原则、信贷业务服务工农的宗旨、资金来源与运用的多元化等,为后来其他革命根据地金融机构的建设提供了直接的参考和借鉴。后续的根据地银行在设立和运营过程中,不断总结和发展海陆丰劳动银行的经验,逐步完善红色金融体系,为革命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更有力的金融支持。
四、丰碑:海陆丰劳动银行的历史意义
4.1 红色金融体系的奠基之石
海陆丰劳动银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建的最早的红色政权银行,率先开启了红色金融实践的先河。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构建独立自主、服务工农的金融体系,为后续各革命根据地金融机构的建立提供了直接范例。其在货币发行、信贷业务、资金管理等方面的尝试,为红色金融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基础框架。例如,在货币发行上注重与实际经济需求结合,在信贷业务中明确以支持工农生产为导向,这些理念和做法被后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等金融机构继承和发展,逐步形成了一套适应革命战争环境和根据地经济建设需求的红色金融体系。
从红色金融体系发展的脉络来看,海陆丰劳动银行的创立是一个关键的起点。在其之后,各革命根据地纷纷效仿,建立起自己的金融机构。这些金融机构在借鉴海陆丰劳动银行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进行创新和发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货币发行上,进一步完善了准备金制度,增强了货币的稳定性;在信贷业务上,扩大了贷款范围,不仅支持农业和手工业,还对根据地的工业建设提供资金支持。通过不断地传承和发展,红色金融体系逐渐涵盖了货币发行、信贷、储蓄、汇兑等多个业务领域,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为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和政权巩固提供了全方位的金融服务。
4.2 经济保障与政权巩固
在经济保障方面,劳动银行通过发行货币,一定程度上统一了当地混乱的货币市场,为商品流通和经济交易提供了便利。同时,向农民和手工业者提供低息贷款,有力地支持了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促进了根据地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从政权巩固角度看,银行的存在为苏维埃政权提供了经济支撑,保障了政府的财政支出,增强了政权在经济领域的调控能力。银行与土地革命、政权建设紧密配合,让广大工农群众切实感受到苏维埃政权对他们经济利益的维护,从而赢得了群众对政权的广泛支持与拥护,巩固了红色政权的群众基础。
具体到经济数据上,虽然由于银行存续时间短,完整的数据难以获取,但从一些零星记载可以看出其积极影响。在银行发行临时货币后,当地市场的交易活跃度有所提升,一些原本因货币兑换困难而停滞的商业活动重新开展起来。在信贷支持下,部分农民购买了新的农具和优质种子,农作物产量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手工业者获得贷款后,更新了设备,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得到提升,产品在市场上更具竞争力。在政权巩固方面,银行积极参与政府的财政事务,为政府的各项建设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例如,在修建水利设施、道路等基础设施时,银行提供了必要的贷款,改善了当地的生产生活条件,进一步增强了群众对苏维埃政权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使得政权在动荡的革命环境中得以稳固。
4.3 革命精神的传承载体
海陆丰劳动银行背后蕴含着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勇于创新的开拓精神以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在艰难困苦的革命环境中,共产党人克服重重困难创建银行,体现了对革命事业的执着追求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实践探索精神。银行以服务工农为根本宗旨,致力于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经济难题,彰显了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这种革命精神通过银行的实践活动得以传承,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在金融领域以及其他各项事业中不断奋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拼搏。
在银行的创建和运营过程中,涌现出许多感人的事迹。工作人员们在艰苦的条件下,不计个人得失,全身心投入工作。面对敌人的威胁和物资匮乏的困境,他们毫不退缩,坚守岗位。这种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和无私奉献精神,成为革命精神传承的生动教材。在当代,这种精神激励着金融从业者在面对复杂多变的金融市场时,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立场。无论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还是在推动国内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中,都需要传承这种勇于创新、敢于突破的开拓精神。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当代金融工作者以海陆丰劳动银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为指引,积极探索如何更精准地满足企业和群众的金融需求,通过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将红色金融精神转化为推动金融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在新时代的征程中续写金融服务国家发展、人民幸福的新篇章。
五、镜鉴:当代金融发展的历史回响
5.1 红色金融精神的时代传承
海陆丰劳动银行所承载的红色金融精神,在当代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现实价值。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当代金融从业者应秉持的核心价值观,在复杂多变的金融市场环境中,面对各种利益诱惑和风险挑战,需坚守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群众的初心使命,将国家金融安全和人民利益置于首位。勇于创新的开拓精神激励着金融行业不断探索新的业务模式、产品和服务,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需求。例如,在金融科技迅速发展的今天,积极推动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创新金融服务方式,提升金融服务效率和质量,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5.2 普惠金融理念的深化
当代普惠金融旨在为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弱势群体提供平等、便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海陆丰劳动银行在成立之初就将服务对象聚焦于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他们提供低息贷款等金融支持,这与当代普惠金融理念高度契合。借鉴历史经验,当代普惠金融发展应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偏远地区和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在农村地区,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如推广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发展农业供应链金融等,满足农民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对于小微企业,简化贷款审批流程,降低融资门槛,提供精准的金融服务,促进小微企业健康发展,缩小城乡、区域之间的金融服务差距,实现金融资源的公平分配。
5.3 金融创新与监管的协同演进
海陆丰劳动银行在运营过程中,虽面临诸多困难,但积极探索货币发行、信贷业务等方面的创新,以适应革命根据地经济发展需求。在当代金融发展中,创新是推动金融进步的重要动力,如金融科技带来的数字货币、智能投顾、网络借贷等创新产品和服务,极大地改变了金融业态。然而,创新也伴随着风险,这就需要强化金融监管。从历史经验看,监管应与创新同步推进,建立健全适应金融创新发展的监管体系。一方面,鼓励金融机构在合规前提下开展创新活动,通过适度宽松的监管政策激发创新活力;另一方面,加强对创新业务的风险监测与评估,及时发现和防范风险,确保金融市场稳定运行。例如,针对数字货币,在积极研究其发展可行性的同时,制定相应的监管规则,规范其发行、交易等环节,保障金融安全。
六、结语
海陆丰劳动银行犹如黑暗革命年代里的一盏明灯,照亮了中国共产党探索红色金融道路的最初征程。从其诞生的时代背景来看,它是特定历史时期政治变革、经济困境与思想觉醒共同作用的产物;在创立与发展过程中,尽管面临重重困难,却以独特的运营模式在货币发行、信贷业务和资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开创性实践;虽然存续时间短暂,但它所承载的历史意义却极其深远,不仅为红色金融体系奠定了基石,有力保障了根据地经济与政权建设,更成为革命精神传承的重要载体。
回望历史,立足当下,海陆丰劳动银行的经验和精神跨越时空,持续散发着智慧光芒与时代价值。在当代,它提醒着我们,红色金融精神是金融事业发展的灵魂,必须始终坚守;普惠金融理念应不断深化,让金融服务的阳光普照更多群体;金融创新与监管协同演进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唯有如此,才能确保金融行业行稳致远。
展望未来,我们要以史为鉴,从海陆丰劳动银行的历史探索中汲取力量,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强国的道路上,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更加创新的思维、更加务实的举措,推动金融事业不断向前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的金融支撑,让红色金融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
参考文献:
1.《彭湃研究史料》,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2.《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史》,广东人民出版社;
3. 《彭湃:海陆丰农民运动》,1926;
4.《海陆丰革命根据地财政税收史料选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
5. 《海陆丰革命根据地财政税收史料选编》(1986);
6.《中国苏维埃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
7. 闽西革命根据地金融机构研究相关资料;
8.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史》,2002.
9. 相关史料研究。
作者简介
彭浩,男,法学士学位,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广东省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红色文化。
谷新光,男,红色文化学者,广东省红文化研究会理事、深圳市薪火岁月文化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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