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三次成功预判货币走势

原编者按：陈云长期是中国共产党财经工作方面的主要领导人，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本期推荐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姜长青的文章。作者重点研究了陈云在抗日战争后期、东北解放战争时期和“文化大革命”中，对国民党法币、金圆券和美元走势做出的成功预测和采取的有效措施，避免了损失，积累了宝贵的财富。

一

抗战后期成功预测法币走势

1935年11月4日，国民党政府规定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家银行(后增加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禁止白银流通，发行国家信用法定货币，取代银本位的银元。法币在发行之初曾经币值稳定。1936年法币和美元实现挂钩，100法币等于30美元。至1937年6月底止，四行计发行法币总额为14.5亿元。发行量与货币需求量基本相适应，法币币值比较坚挺。

(一)陈云判断法币将不断贬值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由于战时生产遭到很大破坏，为了筹集战争经费，国民政府只能用增加货币发行量来弥补财政赤字，致使法币发行量年年增加。到1942年6月底，发行货币增加到249亿元;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法币发行额已达5569亿元，比战前增加395倍。

由于法币的超额发行，导致其购买力贬值速度惊人。100法币1937年可买1头耕牛，但到了1948年5月，50万法币才能买到12.08两大米。到1948年8月，1200万法币兑1美元，食米1斗2000万法币，香烟1盒20万法币。这50万法币，到了8月份只能买到0.025斗米，或者2.5盒香烟。

△ 1943年底，陈云和毛泽东、林伯渠参观陕甘宁边区农业生产展览会。

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了在被封锁的环境下生存、发展，发行了边区货币。边币发行初期，特别是光华券辅币发行时期，边币、法币的比价基本固定在1:1，物价基本稳定，与国统区物价相应变化。1941年2月，边区银行币主币发行，边币、法币的比价和边区的物价就逐步发生变化。5月，边区第一次出现金融大波动，陕甘宁边区物价指数甚至一度超过重庆，造成边币、法币比价下跌，达到2:1。从1941年2月到1944年6月，在不到三年半的时间里，边币就增发787倍，延安物价同期上升817倍。边币与法币比价由1941年2月的1:1跌至1944年2月的11:1，结果造成边区物价飞涨，法币大量外流，边币迅速贬值。

为了稳定发展边区经济，1944年3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决定陈云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从这时起，直至1945年9月，陈云都在负责西北财经办事处的工作。陈云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妥善处理边币与法币的关系问题。陈云从陕甘宁边区所处的具体实际出发来分析法币与边币的关系问题，他认为，陕甘宁边区贸易所处的状态，一是军事封锁;二是入超;三是两个边区(陕甘宁和晋西北);四是中央所在地。这些特点决定了边区金融工作的内容，也决定了法币与边币复杂的关系。

对于国民党的法币，陈云判断其将不断贬值。1944年12月陈云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指出：“国民党的法币基本上是下降的，但是在一定时期可能会稳定。中秋节到现在，西安的物价一般是稳的，今后是不是会稳?因为大势所趋，还是要下跌的。”

具体到边币与法币关系，陈云认为，“边币和法币密切联系，边币又是独立的货币，法强边弱这种关系正在改变中，他们的强在减少，我们的弱也在减少;他们的弱在增加，我们的强也在增加。”

据此，陈云认为：“法币要垮，那我们的独立性可能增加，现在要闹独立性还不行，因为现在是入超状态，不是出超状态。它稳时我们也稳，我们是跟着它走，这叫做七分服从，三分独立。在法币猛跌时，我们可以闹独立性，打它一棍子，可以在牌价上拉，由八元到七元到六元等，直到一元兑一元。那时要能够拿出法币来，如果拿不出来，就不行。它跌得很厉害时，可以打，叫打落水狗。它跌我们就涨。独立性头一条靠自己，第二条靠敌人的削弱。”

△ 西北财经办事处旧址

(二)陈云应对法币贬值走势所采取的对策

1.开展边区的生产运动，自主进行贸易。到1945年，农业上实现了“耕三余一”和“耕二余一”;工业上，产品从半自给走上了全自给的道路;商业上也出现了日益繁荣的景象。大生产运动的巨大成果，解决了边区“粮食不足，油盐不足，被服不足，经费不足”的问题。这为边币币值的稳定奠定了基础。陈云指出，“为什么比价稳了呢?归根到底是两条，头一条是生产，第二条是贸易。生产哪种东西起作用呢?起作用的是棉花。”“生产是第一，种了棉花，就起了变化。这个变化对我们的经济性质以及各方面的变化有决定意义，可以使我们生产独立，贸易自主。棉花、布匹不要进，盐卖出去时价钱可以提高，这就是贸易自主。棉花、布匹不要外面的，法币的付出可以减少，金融就可以稳定。所以生产独立，贸易自主，金融稳定，使全盘的经济系统起了决定的变化，这对于我们是如何的了不起。如果明年生产四百五十万斤棉花，这样延安的经济发言权就更不同了。”

2.建立储备制度。陈云认为边币的发行，首先要以法币做准备金。“应该准备的有头一条、第二条、第三条，搞乱了也不行。头一条应是法币，要有充分的法币准备。第二是物资。什么物资呢?就是这种物资抛出去可以回笼边币。边币太多了，抛一些物资出去，可以把边币收回来。第三才是金子和银子。如果把金子、银子摆在第一，天下就大乱。法币第一，物资第二，金子、银子第三。”

3.发行商业流通卷。边区发行流通券的初衷是为了提高边币对法币的比价，在流通中驱逐法币。为了重振边币信心，打击法币，整理金融，做到在扩大发行的同时又不会引起金融和物价的波动。1944年7月，边区政府宣布授权边区银行，发行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流通券每元相当于边币20元。边区贸易公司原来是西北财经办事处物资局，改为贸易公司后，统一管理边区的对外贸易。到了1945年上半年，边区市面流通的货币绝大部分已经是流通券。

陈云就采用“偷梁换柱”的方法，以发行商业流通券替代边币，最终使边、法币比价重新稳定在1:1左右，使边区物价重新趋于稳定，取得了边、法币斗争的完全胜利，1945年5月1日陈云同贺龙联名发出的西北财政经济办事处的通知指出：“自六月一日起，实行以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简称流通券)为陕甘宁边区本位币，并责成银行尽可能迅速收回边币。但所有未收回的边币，仍照边币二十元等于流通券一元比价，一律通用。”前期是稳定边币，打击法币，活跃市场由过渡性货币正式成为本位货币;后期以稳定及实现边区货币币值为主要目的，到1947年7月与法币比值仍可达到1:3。

△ 1945年5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的以流通券为边区本位币的命令

二

预测国民党九省流通券价值猛跌

(一)东北九省流通券的发行与被替代

1945年10月10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呈请行政院发行东北九省流通券。11月2日财政部制定并公布《中央银行东北九省流通券发行办法》与《东北九省汇兑管理办法》,主要内容有：(1)东北九省与内地之汇价，由中央银行牌告。(2)由内地至东北或东北至内地汇兑均应向中央银行申请，核准后发给准汇通知书，再持向中央银行或其指定之银行结汇。(3)除中央银行及其指定之银行外，其他银行一概不得经营东北九省与内地之汇兑或中央银行东北九省流通券与法币之兑换业务。

当时国民政府接管东北，针对东北工业基础好、物价低等特点，国民党政府为了更好地维护其在东北的统治，将东北地区划为辽宁、安东、辽北、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和兴安九省。但由于国民党东北接受过程并不顺利，此间苏军对东北主要工矿企业中的重要设备进行了大规模的拆除并运回苏联。国民政府统计，在电力、钢铁等133个部门中，苏军拆走后，资产损失约值12亿美元，如包括全部工矿业损失，总数达20亿美元。如东北原有发电设备1775880千瓦，被拆走1051000千瓦，占总数的59%。阜新等11家煤矿，1945年产量1661万吨，经苏军拆走设备后，1946年产量降到293万吨，减少80%。这样国民党对东北接受后无法进行正常生产，政府税费收入很低。为了维持庞大的军政开支，只有开动印钞机了。

国民政府中央银行长春分行于1945年12月21日开业，首先发行东北九省流通券，按照1:1的规定收兑原伪满券，又于12月22日规定，东北九省流通券定为东北地区的流通货币，仅限于当地使用。同时还规定了东北九省流通券与法币的兑换率1:10，即流通券1元可兑换法币10元。物价加上金融业的差异，势必需要把东北和关内两者的货币区隔开来，防止从东北倒卖物资到关内，同时也防止东北资金涌入关内，造成关内金融动荡，因此发行东北区域性流通货币，充当货币屏障的需求就是当务之急。东北九省流通券限在东北九省流通，不能在关内使用，且只能通过中央银行兑换为关内的法币，具体兑换按中央银行的牌价而定，起初的兑换比例为10:1，也就是币值为法币的10倍。这种控制流通的做法在抗战胜利的头两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稳定的东北和关内的经济。不过，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东北九省流通券不能自由兑换的弊病就显露出来了。

△ 解放战争初期的陈云

1947年11月以前，九省流通券与法币的比价尚能维持在官价1:10的比率左右。11月之后林彪率东北野战军发动冬季攻势，北宁铁路被切断，交通受阻，东北地区的物资开始紧张，物价出现大幅上涨，这时候东北的物价已经不像当初那样和关内有那么大差异。九省流通券贬值严重，中央银行告牌价1:11的汇率在战争期间根本无法维持。国民政府为军事需要大量发行东北流通券，导致物价上涨，使东北人民对国民党当局彻底失望，从而加速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崩溃。物价大幅上涨的同时，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战争形势也十分吃紧。为了支出庞大的战争经费，国民党东北地区当局仍向中央请求拨发大量东北流通券。中央银行东北分行副主任宁嘉风致电总行的电报中称，东北钞荒严重，行政机关需要经临费2564亿元，事业机关经临费和补贴4942亿元，事业机关事业费3500亿元，军粮款30703亿元，民食调节款9000亿元，其他军费垫款6000亿元，总计56700亿元。面对如此庞大的财政需要，国民党当局只能通过滥发东北流通券来解决，直接导致流通券开始一天比一天贬值。

1947年10月2日陈云主持中共中央南满分局会议。陈云指出：在金融政策上，要放手大胆地发行，否则要犯路线错误。问题在于，票子发出后要能及时掌握住物资。有了物资就能左右物价。明后年，群众和机关都要搞大生产。全东北要争取做到物价相对稳定。做到了这一条，我们就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了胜利，而且在经济上也取得了胜利。1948年7月17日东北行政委员会召开常务会议，决定设立陈云任主任的财政经济委员会。同日，陈云出席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会议，在讨论粮食问题时提出：粮食是东北最主要的财源，各省的粮食局长应当由省政府主席兼任。控制住了粮食，也即控制住了财源。

1948年9月随着解放东北的辽沈战役的打响，东北局势突变。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政权经济崩溃，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为挽救政局，国民党政府于1948年8月颁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及《金元券发行办法》，宣布实行“币制改革”，废止使用法币与东北九省流通券，改行金元券，并规定金元券1元兑换东北九省流通券30万元，兑换截止时间为1948年11月20日。东北九省流通券从发行到收兑，仅短短流通使用2年11个月便退出了货币历史的舞台。

(二)陈云针对九省流通券急速贬值采取的对策

陈云等严密注视着东北国民党金融方面的动态，1948年9月28日陈云同李富春就新收复区敌我货币比值及对策问题致电李运昌、高自立，并报中央财政经济部，提出：由于东北敌占区物资缺乏，敌币贬值速度超过关内，故对伪九省流通券不采取兑换办法，并立即禁止敌币流通，目的在于促其向敌占区流动。政府对暗中使用者不必认真干涉，对因禁用敌币而大受损失的贫苦群众，采取其他办法帮助之，但税收及公营事业卖货收费，绝不收敌币。10月7日，中央复电表示原则同意上述办法，同时指出，对人民手中的金元券应限期禁用，并贬价挂牌收兑。

△ 陈云《把财经工作提到重要位置上来》的手稿

为了切实保障普通东北民众的利益，1948年11月11日陈云起草同伍修权、陶铸致中共中央东北局并报中央电，报告接管沈阳最初几天的情况与问题。指出：沈阳解放前，敌发行金元券2.5亿元，九省流通券除被敌已收兑的，尚有1.5亿元。七天来，我东北币与金元券比价已由800:1上升为100:1。为了照顾持有九省流通券的贫民，我们决定按照国民党统治时规定的30万元九省流通券兑换1元金元券的比价，以3000元九省流通券兑换1元东北币。至8日，已兑换80亿元九省流通券。估计再用5亿元东北币，即可把剩余的九省流通券全部兑完。此事所费甚微，而大得民心。中央收到这个电报后，于当天转发各中央局、各前委。

三

“文化大革命”后期成功预测美元走势

20世纪初，美国取代英国的地位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1944年，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同盟国代表确定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其主要内容就是双挂钩，即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实行固定汇率制度。任何国家都可以随时按35美元1盎司的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1945年12月签署的《布雷顿森林协定》，建立了以美元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新的国际金融体系。

(一)美元贬值且与黄金脱钩，但美元有经济支撑

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初，美国在朝鲜战争中耗资达500多亿美元，在越南战争中的耗资则突破了5000亿美元。为了弥补巨大的军费开支，美国政府只能选择多发行美元，导致黄金储备锐减。美国的黄金储备从1949年的246亿美元下降到1971年的90亿美元左右。美国财政赤字由于庞大的军费开支和战争的消耗不断增加，国际收支连年逆差，黄金储备不断减少，美元不断贬值。没有充足的黄金储备作基础，美元的信誉就严重地动摇了。而在此期间，西欧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借助于马歇尔计划和自身的努力发展起来，在西欧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美元离岸市场，西欧各国担心美元的贬值，纷纷要求向美国兑付黄金。

1971年，美国出现了自1893年以来未曾有过的全面贸易逆差，黄金储备已不及其对外短期负债的五分之一。面对各国中央银行挤兑黄金的压力，美国尼克松政府被迫于1971年8月15日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除对内采取冻结物价和工资的方式削减政府开支外，对外采取了两大措施：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和征收10%的进口附加税。1971年，美国自行放弃美元与黄金挂钩的体制，开启了浮动汇率时代。美国在经历多次美元危机后，美元再也无法同黄金保持固定的比价。1971年7月、8月，“欧洲美元”带头抢购黄金的风潮触发了美元危机，迫使美国政府在同年8月15日宣布暂停外国中央银行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割断了美元与黄金的联系，以美元为支柱的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开始瓦解。同年12月中旬，美国决定将美元对黄金的比价贬值7.89%，把原来规定的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变为38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国际金融市场经历着重大动荡和变革。从1972年下半年开始，美国国际收支状况继续恶化，美元信用更趋下降，西方金融市场又爆发大量抛售美元、抢购马克和日元的货币危机。1973年2月12日，美国政府被迫宣布美元对黄金的比价贬值10% 。这是继1971年12月美元贬值14个月后，美元第二次贬值。由于导致美元贬值的基础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所以美元贬值的趋势并未改变，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不可避免。

这个时期，中国逐步走向世界舞台，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往来不断增多。1971年10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美国总统尼克松1972年2月访华，中美两国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双方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同年9月，中日邦交在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期间实现了正常化。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使中国对外工作特别是对外经济贸易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中国同西方国家发展贸易往来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发展的势头很好。周恩来及时指出：“外交发展了，外贸也要发展。”

△ 1973年10月，陈云视察广州秋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

处于国际财经变化的关键历史时刻，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遭受不公正待遇的老革命家陆续复出。1972年，陈云复出后参加以周恩来为组长的国务院业务组，协助周恩来考虑经济特别是外贸方面的一些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并受周恩来的委托研究当时有着迫切意义的国际经济形势和发展对外贸易问题。为此，陈云开展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工作。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又无法建立一个新的、相对稳定和统一的体系来替代它，货币汇率剧烈动荡，各国纷纷以浮动汇率制取代固定汇率制，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严重不平衡，国际经济环境趋于恶化，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动荡时有发生。

美元同黄金脱钩之后，美元会向何处去?陈云在调研中紧紧抓住美元这个国际金融市场中的核心要素。1973年7月14日，陈云听取了香港五丰行总经理关于通过私商在交易所购买部分原糖情况的汇报。谈话中，陈云指出：今后金价仍会看涨，美元还要继续“烂”下去。我们外汇储备较多，存银行要吃亏，除进口一部分生产所需物资外，可考虑买进黄金。请人民银行、财政部和外贸部一起开会研究，算算在国外存外汇有多少利息，存黄金要付出多少储存费，看合不合算。美元虽软，但在较长时期内仍会是国际主要货币，没有别的货币能代替它，原因是美国生产力在世界上仍然是最大的。美国科技实力、经济实力雄厚，生产力比较发达。从历史角度看，美国国内货币流通和物价长期稳定，美元汇率长期内在世界大部分货币中属于强势。此外，美国的政局稳定，政治、外交、军事和文化实力在世界上首屈一指，这些都在为美元的币值背书，是支撑美元汇率稳定的基础。美元虽然同黄金脱钩，但仍然同其他西方国家货币有着相对稳定的比价关系，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虽然有着竞争关系，但它们大都放弃了以战争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而能坐下来就有关经济问题进行谈判;美国作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比较强的国际影响力，美元也有着比较强的国际调节能力。陈云看到了这一点。

1973年7月27日、28日及8月4日，陈云先后三次同外贸部负责人及该部价格小组成员座谈，指出：战后初期，美国利用美元霸权地位对内搞赤字预算，对外搞马歇尔计划，西欧国家成为“五保户”。后来，“五保户”变成“暴发户”，800亿欧洲美元到处攻，美元贬值，危机发生。美元同黄金的关系已割断，不可能再恢复。但美元也不会跌得一塌湖涂，拿美元同国民党的金元券相比是错误的。那时国民党已无生产基础，而现在美国的生产力仍占全世界的30%。美国已开始干预美元的下跌，对此要充分注意。1974年7月4日，陈云在同外贸部负责人谈外贸问题时，进一步强调了美元货币危机的根源问题。他指出：二战后，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救济英、法等西欧国家。后来，这些国家生产上去了，反过来向美国销售商品，手中美元越来越多。美国吃不消，采取搞进口附加税、美元同黄金脱钩等办法对付它们。这表面看是货币危机，实际上是经济危机，是生产力超过市场需求的反映。

△ 1973年、1974年，陈云关于对外经济工作的几篇文稿

(二)陈云应对美元危机所采取对策

1.建议大力增加国家的黄金储备。由于资源的稀缺性，黄金具有极强的保值功能，特别是在发生货币危机金融动荡的混乱时刻。马克思说过：“货币天然不是金银，金银天然是货币。”凯恩斯曾形象地概括了黄金在货币制度中的作用，他说：“黄金在我们的制度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它作为最后的卫兵和紧急需要时的储备金，还没有任何其他更好的东西可以替代它。”1973年鉴于美元已同黄金脱钩，且比价不断下跌，陈云向李先念提出，我们与其把外汇存在瑞士银行遭受风险，不如用这些外汇买点黄金存起来。国务院采纳了这一建议，指示有关部门动用存在外国银行的外汇买入大量黄金，增加了国家的黄金储备。我国的黄金储备从1970年的700万盎司增加到1974年的1280万盎司，增加了近1倍。在美元等货币危机中陈云等清醒地研判世界经济大势，正确地预测到黄金相对于美元的持续上涨，果断决策，增加国家的黄金储备。这不但增加了国家的黄金储备，在以后的美元狂跌中保证了外汇储备的安全，还为以后对外开放提供了可靠的金融支持，增强了国家改革开放的信心。1983年3月陈云在一次会议上发言指出：“我们现在的黄金储备，绝大部分是一九七三年、一九七四年国际货币动荡时买来的。那时，我同先念同志讲，与其把外汇存在瑞士银行，不如买点黄金。中国有这么一点黄金是必需的，不算多。”

2.注意研究和利用国际市场价格。1973年5月5日，陈云同外贸部周化民等谈话时指出：“在价格问题上，要注意每天的变化，更要注意长期的趋势。你们刚才说的是当前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回升(农业遭灾和货币动荡。看来，供求关系加上货币危机，使价格问题更复杂了。”另外，“资本主义市场价格变化和过去上海交易所一样很灵敏，我们今年商品进出口如果按八十亿美元算，在价格上如果差百分之一，一年就要差八千万美金，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他还对利用国际期货交易所进行交易给予了肯定。

陈云在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时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对交易对手的货币运行趋势进行了科学判断，并采取了相应的对策，保障了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利益，给我们今天在处理相关国际金融货币问题提供了难得的历史经验和参考。

来源：《陈云与当代中国》第3辑，当代中国出版社2022年版;

作者：姜长青，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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